學苑論衡：區域史研究正不斷拓展史學研究的視角

近年來，從研究地域范圍看，史學研究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區域史研究不斷走向興盛，二是全球史研究迅速興起。區域史當然也是可以跨國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著眼於國家內的某個區域進行研究。總體上看，區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分別代表著兩個相反的方向：一個是研究的視角向內收縮，一個是研究的視角向外擴張。它們同時在史學研究中迅速發展起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區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的興起有一個共同的動因，即都表現出對國家視角的一種超越。當然，這種超越並不是一種否定，而是一種豐富和發展。今天，無論是中國史學界還是國際史學界，國家視角仍然是史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視角。畢竟，現實的發展和歷史的運動在大部分地區都是以國家為主體推進的。因此，史學研究、歷史敘述都不可能脫離國家視角。但區域史和全球史的興起，反映了史學研究的另一種方向。當前，區域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入，正在不斷拓展史學研究的視角，使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認識歷史。

從近些年史學研究的實踐看，區域史研究並不排斥國家視角。事實上，研究區域史大概都會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是從區域外看區域內，二是從區域內看區域外。學者們經常講的以小見大，既包括論題上的以小見大，也包括區域上的以小見大。研究者在面對一個區域的時候，大都會考慮這個區域在國家、在全球是什麼樣的定位，對這個區域的研究會有多大的延展性，因為這關系到能否真正實現以小見大。或者反過來，從全球向國家回歸，再從國家看區域，從宏觀視角窺探某一區域。在區域史研究中，無論是從內到外，還是從外到內，雖然路徑不一樣，但追求的目標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個區域，進而更好把握歷史整體。在這一過程中，其實都離不開國家視角，需要將國家作為一個參照、一個坐標，從而更好地了解一個區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史研究的視角與國家視角是相輔相成的。

不過，如果只是大視角的一種區域化落實、只是國家視角對某一區域的聚焦和投射，這樣的區域史研究不免有重復勞動之嫌。區域本質上是地方，當然這不是地方史表述中的“地方”，而是有著相對穩定的人地關系、在長時段中具有相同運行特征的地方。在區域史研究中，區域應該當仁不讓地成為研究主體。一旦我們將區域作為研究主體，研究的視角也必然會發生變化。開展區域史研究，關鍵是從區域本身的長時段運行中去觀察區域，注意區域的內生特征，發現區域內部的運行機制，特別要重視區域中人的處境、選擇以及區域中自然、地理環境的變遷，這樣才能真正呈現這個區域鮮活的歷史。因此，區域史研究不能僅僅把區域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和概念，簡單地把區域作為國家視角聚焦的對象。如果這樣，區域史研究就是簡單的國家視角的局部呈現，就無法展示區域史研究的獨特魅力，也無法體現區域史研究的學術價值。

區域史研究強調將區域作為研究主體，但在強調這一點的同時又要避免另一個誤區，即碎片化。這是從事區域史研究的學者必須把握好的又一個重要問題。區域史研究通常會選取一個點展開，這個點當然應該兼具同質性和異質性。同質性注重某個區域與其他區域的相同之處，這樣可以保証以這個區域為基礎進行延展性研究，形成“以點帶面”的效果﹔異質性注重某一區域與其他區域的相異之處，這樣可以使這個區域呈現一定的特殊性，這也是學術研究的必然追求。問題是，如果僅僅注重同質性，就很難讓人看到某一區域研究的特點，因而尋找更多的異質性幾乎成為學者在區域史研究中的本能選擇。但是，如果學者們都注重區域的異質性，區域史研究一直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那麼，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區域就會變成一個個獨立分散、各不相同的點，是一種碎片化狀態，看不到什麼普遍性，這顯然不利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歷史。近些年，在中國近代史領域，隨著區域史研究的興起，對其碎片化的批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這是發人深省的問題。這提醒我們，進一步推動區域史研究需要把握好區域的同質性和異質性問題，不宜刻意強調區域的特殊性，更不能抱著尋找奇聞異事的心態來對待區域史研究。

區域史研究要真正活起來，關鍵是把人的因素更深入地納入研究中。區域固然是一個地理概念，但又不單純是地理概念。現在，一些研究者對布羅代爾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津津樂道，因為在該書中布羅代爾以地中海世界的地理時間作為首要的考察對象，把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列於其后。這種研究方法固然體現出很大的學術勇氣，但畢竟不能成為常態，不能簡單效仿。事實上，更多時候是人的活動而不是空間本身規定了某一區域的歷史和現實，規定了某一區域人和地、時間與空間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這裡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由此可見，人的存在是人類歷史書寫的首要前提，研究歷史關鍵是研究歷史中的人。對於區域史研究而言，尤其不能簡單地把區域作為地理概念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動在區域中的人。

史學研究應該更多地關注人，中國傳統史學就很重視人物傳記。但是，隨著史學的發展，人在史學研究中的地位不斷發生變化。雖然迄今為止各種各樣的史學觀念並沒有完全忽視人，像西方新史學無論研究制度、研究結構還是研究空間，也都是把人作為考察的基礎。但問題是，這些史學研究中的人更多還是作為“類”存在，是事件、制度、結構的附著物，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行動著的木偶”，缺乏主體性。區域史研究關注人，應該讓人們看到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有生命的個人”“現實中的個人”。近年來興起的新文化史特別注重具體的人的研究，試圖通過話語分析、文本闡釋、記憶生產等各種途徑逼近人的內心、進入人的靈魂，在關於個體生命的講述中呈現無數個獨立而又相互關聯著的人及其世界。每個個體的歷史都在講述著他們自己，同時也在動態地講述著這個世界。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還是近幾十年興起的全球史、新文化史，逼近人的內心、做“有靈魂的歷史”都是不可阻遏的趨向。畢竟，歷史的世界，首先還是人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史研究要不斷深化，也應該關注“有生命的個人”“現實中的個人”，做“有靈魂的歷史”，而且區域史研究更有條件去這樣做。這是未來區域史研究不斷深化的一個趨向、不斷發展的一種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8年04月23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