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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系統觀點及其理論思考

王名   董俊林

2018年03月22日10:01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摘 要] 黨的十九大將社會治理的認識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整體框架中關於社會治理的系統觀點和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社會組織提出更高期待和要求,反映出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格局中,社會組織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新時代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理論。

[關鍵詞] 黨的十九大﹔社會治理﹔觀點﹔理論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一、關於社會治理的系統觀點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在習近平代表黨中央所做的黨的十九大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不僅重申了這一重要舉措,而且從格局、體制、制度、水平、機制、政策等多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將社會治理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整體框架中關於社會治理的系統觀點和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

具體來看,《報告》中在不同部分論及社會治理的多達十余處,提出了至少如下六個方面的重要觀點:

第一,明確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和指導思想。《報告》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於宣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明確宣示中國共產黨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與這一總目標相呼應,《報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在《報告》的第八部分,詳細論述了這一重要指導思想及其重大施策,這一思想的核心在於:“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報告》具體從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七個方面分別闡述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戰略施策。

第二,強調了社會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於共建共治共享。《報告》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七大戰略施策之一,突出強調了社會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於共建共治共享。共建強調合力合資,共治強調合智合作,共享強調共益共贏,重心在於一個“共”字,凸顯了社會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跨界協商性和共生性。社會治理的公共性在於其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屬性,需要黨委領導和政府負責,需要公共資源的投入和公權力的介入﹔社會治理的多元性在於其具有主體多元、過程開放、領域廣泛等多重特征,需要來自政府、市場、社會等多部門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的跨界協商性在於其所面對的問題往往不是單一系統所能化解,需突破單一系統的局限性,用跨界的思路、跨界的方法協商對話、協同共治﹔社會治理的共生性在於其整個過程及其系統具有共生共在的一體性和不可分割性,榮辱與共,興衰一體,使得圍繞社會治理,最終必然達成多元主體之間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度協商、合作與融合。

第三,進一步完善了“五位一體”的社會治理體制,並提出了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的任務。《報告》在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五位一體”思路,並明確將其規定為“社會治理體制”。與黨的十八大報告相比盡管隻有一字之差,但重心從黨政承擔的公共“管”理職能轉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協商共“治”職能。《報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的要求,強調的是要及時將社會治理創新實踐中的重要原則、規則和規律加以制度化乃至法制化,避免人治並逐漸走向社會治理的法治化。

第四,提出了提高社會治理“四化”水平的要求。《報告》明確要求,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一要求概括為提高社會治理“四化”水平的要求,這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提法。社會治理的社會化,與前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格局相呼應,強調依靠社會力量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如上所述,強調避免社會治理的人治而走向法治﹔智能化突出強調社會治理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進步特別是大數據、移動互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依靠科技實現社會治理﹔專業化則強調的是要提高社會治理的專業化水平,培養專業人才,打造專業隊伍,運用專業知識、技能和藝術實現社會治理。

第五,部署了至少七個方面的社會治理機制建設的任務。認真研讀《報告》會發現,圍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社會治理創新,《報告》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更加系統的社會治理機制建設的任務,其中至少包括如下七個方面:⑴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⑵ 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產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⑶加快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依法打擊和懲治黃賭毒黑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⑷ 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⑸ 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⑹ 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第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相適應,提出基本形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戰略目標。從更為長遠的戰略定位上,《報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目標,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戰略目標。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法治社會基本建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人民生活更為寬裕,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總之,從以上六個方面看,《報告》對社會治理的論述緊密結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要求,構建了一個包括指導思想、基本格局、體制制度、發展水平、七個方面具體的機制任務,以及戰略目標在內的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認識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二、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進一步來看,《報告》繼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之后,進一步就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做了多處闡發,寄托了黨中央對社會組織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再立新功的殷切希望。《報告》中前后五次提到社會組織且涉及領域更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格局中,社會組織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縱觀整個報告,在闡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時,強調了社會組織協商的作用﹔在闡述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環境治理體系時,強調了社會組織的作用﹔在闡述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時,強調了社會組織黨組織的作用和在社會組織發展黨員﹔在闡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時,強調了發展慈善事業的作用﹔在闡述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時,強調了志願服務制度化的作用等。

總的來看,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社會組織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覆蓋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多個領域。可以說,在教育、衛生、醫療、科技、環保、公益慈善、精准扶貧等領域積極開展活動的社會組織,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

在黨的十八大首次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寫入報告之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將社會組織納入協商渠道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提出“探索開展社會組織協商”,放在了“穩步推進基層協商”一節。民政部也多次召開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專題研討會。

過去的實踐充分証明,發揮多層面的協商民主,可以化解矛盾、凝聚共識、聚力攻堅。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這迫切要求我們充分發揮好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統籌把握不同形式之間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凝聚起來,化解改革發展中的矛盾,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獲得感。

社會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解決我國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有生力量。社會組織作為協商民主的途徑之一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讓人驚喜,也讓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制度化更為可期。

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治理的核心力量,尤其需要激發自身活力,注重建立和建設一支職業化、專業性的社區服務人才隊伍,借助專業性力量開展實用性強、較為系統的社區工作者能力建設,有針對性地培養社區工作領導人才和骨干力量。

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要求,到2035年時,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廣泛且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各方面的創造活力。

面對新的目標和任務,要積極引導以公益慈善類為主體的社會組織立足自身實際、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各項建設事業,為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增磚添瓦、給力鼓勁。

三、關於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理論思考

《報告》劃時代地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在新時代,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理論。

第一,黨的領導理論。“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理論最大特色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做出過指示,強調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確定了這“四化”,“四化”體現著黨對社會治理的領導和要求。

第二,政府負責理論。黨的十九大的召開將迎來推進政府改革的新一輪契機,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負責作用將進一步清晰和明確。由於我國目前社會組織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公民的公共參與能力和精神有待提升,政府依然肩負重要的責任,主要表現在主體責任、組織、保障和推進責任。政府在資源配置以及政策倡導方面的工作是推進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社會公眾期待和參與的重要保障。根據黨的十九大目標,要“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第三,社會協同理論。社會治理過程中,各行動主體之間如果形成緊密配合的協作關系與相互支持的合作行動,將會健康有效、可持續地推動社會治理朝著更為滿意的方向去發展。我國當前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是缺乏不同主體之間的協同的表現。在社會矛盾的突出點上,在社會資源稀缺的領域,在人民群眾滿意度不高的方面,迫切需要各方主體在精神政策指導下著力實踐。

第四,公眾參與理論。黨的十九大提出“推進誠信建設和志願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正是對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指明方向。我國社會地區差異化等特點決定了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不同程度、能力和水平。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下,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中心在於公眾參與。在引導和鼓勵公眾參與方面, 我國豐富的地方實踐能為中國特色社會治理提供更多的經驗案例。

第五,法治保障理論。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等法律的出台實施,全面依法治國進入了新時代,法治保障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前提,社會治理中遇到的新型問題和困難又不斷需要法制化保障。法治保障與社會治理之間將會形成更為豐富的互動實踐,相互促進,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3期

(責編:任一林、劉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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