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深化黨建智庫研究的意義、任務和方法

【內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創建新的偉大工程需要黨建智庫，闡述了黨建智庫研究的特色、優勢和需要著力研究的問題，論述了智庫研究需要遵循的原則、方法

【關鍵詞】 黨建智庫﹔特色優勢﹔關注重點﹔原則方法

一、 新的偉大工程呼喚著黨建智庫

實踐需要是深化黨建研究的基礎和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在實踐強力推動下，黨建研究經歷了幾次大的提升：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到1992年，黨的建設研究從一般性的黨建研究轉為著重研究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問題，即研究執政黨建設。第二次發生在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后，黨建研究深化為主要探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第三次發生在2000年前后，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動力和引領，突出研究保持黨的先進性問題。黨建研究開始面向世界，不但研究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而且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從比較政黨的角度研究如何發揮中國共產黨的優勢，同時從外國政黨執政實踐中吸收有益營養。第四次是以2012年黨的十八大為起點。黨的十八大確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提出黨面臨“執政、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的考驗”，容易滋生“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由此，黨建研究著重如何在面臨四大考驗條件下防止四種危險;黨建研究的重中之重是落實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

十八大以后的五年,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化，十九大對黨的事業歷史方位作出新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帶來新課題：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進入沖刺階段,不容任何懈怠和失誤,黨的領導要全面加強,對黨的領導能力、執政水平要求更高;另一方面,黨如何保持先進性純潔性，有大量問題需要解決。在黨的領導工作方面，在踐行全面從嚴治黨方面，在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和制度建設方面，老問題在逐步解決，新問題又接踵而來。辯証地分析黨建形勢，就會懂得，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經受的考驗之嚴峻，要解決的問題之多、難度之大，都是空前的。對黨建研究來說，要而言之，就是要在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自身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方面有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在黨的領導方面，如何做到黨政合理分工又密切合作，保証黨對政府部門、權力機關、群團組織和社會的有效領導，如何按照規律領導經濟工作，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在思想建設方面，如何賦予優良傳統、革命精神以時代特征，堅定理想信念，如何把握新形勢下黨員干部思想活動的特點，提高教育的有效性、針對性﹔在組織建設方面，如何既宏觀控制黨員隊伍規模又防止老化，建立動態管理機制，妥善處理不合格黨員﹔在作風建設方面，如何鞏固思想教育成果，建立長效機制﹔在反腐倡廉方面，如何從治標轉向治本,創建中國特色的防治、預防腐敗體系，造成腐敗既難以產生又易於消除的社會條件﹔在制度建設方面，如何推動法規建設，在健全各項制度基礎上使制度系統化、整體化並形成完善的機制。凡此等等，這些問題既有宏觀的，又有微觀的;既有突出存在的,又有交織在一起的、復合性的;解決問題既要制定完善政策、制度、法規，更要解決政策、制度、法規的落實問題。黨的自身建設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理論、思想、智慧、方略、方案、舉措，即以思想創新和實踐創新來解決新問題。實踐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問題本身醞釀著答案，但是答案又不會自發產生，隻能是自覺研究、嚴謹思考的結果。這就從總體上呼喚著黨建智庫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建立各種黨建智庫的條件已經具備：一是黨的建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經驗是感性的，以理論為指導總結經驗，上升到規律的高度以指導實踐，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途徑。二是經過30多年黨建研究的組織工作和實際鍛煉，全國形成了由五支隊伍組成的黨建研究大軍，即各級黨校干校、高等院校、組織部研究室、社會科學院和部隊的研究隊伍，五支隊伍早建立了相當廣泛的學術聯系，有了初步的黨建研究網絡，既能夠獨立進行研究，又可以進行資源整合，開展大規模的協同性研究，集中力量作重點攻關。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很多黨建研究已經帶有智庫研究的性質，一些研究機構初步具有了智庫的特點 ，為黨建智庫建設打下基礎。三是從國際經驗看，智庫已經成為國家現代管理體制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事務的處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國家話語權和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其發展程度正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健全、完善國家現代治理體系刻不容緩，執政黨的自身建設恰恰是國家現代治理體系的核心和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在全國范圍提出建設各級各類高水平的黨建智庫，是非常適時和必要的。可以說，黨建智庫是應運而生的，是新的偉大工程呼喚著並催生了黨建智庫。現在，正是黨建智庫蓬勃發展、大有作為的時期。

二、 充分認識黨建智庫研究的特色和優勢

智庫，（英文為：Think Tank）在國外又稱思想庫、智囊集團，按照一般的理解，典型的智庫是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以社會責任為研究准則的專業咨詢研究機構。它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為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展提供思想指導、發展戰略和優化方案。其工作包括：為決策者獻計獻策、判斷運籌，提出各種設計;對實施方案追蹤調查研究，進行反饋，尋找改進的辦法﹔預測未來，對未來發展做出各種預測，使決策者有所准備，等等。

由於國情和文化的差異,中國的智庫與國外智庫有所區別,可以稱為中國特色的智庫,中國黨建智庫的特殊性更為突出,特色更加鮮明,其政治性、政策性更強、研究范圍更廣泛。一般地講，凡是黨的建設所需要的內容，都可以列入黨建智庫的研究對象﹔具體來說，黨建智庫的工作目標和研究任務是“三個服務”: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服務，為各級黨委決策服務，為基層黨組織解決黨建難題服務，進一步說，為各級黨委和基層組織提供理論支撐、智力支持和決策咨詢。

黨建智庫研究的特色是，與單純實証性質的研究相比，智庫研究更具有理論分析的深度、研究視野的廣度和觀察問題的高度﹔與純學理研究相比，智庫研究具有實用性、針對性，成果更容易為決策機關吸收，會產生社會效益。理論與實際結合，是智庫研究的突出優勢。

黨建智庫研究具有思想性。智庫的特點，是“智”和“庫”的結合， “智”即智慧，是思想、知識的凝結、升華，思想和觀點是智庫的 第一要素﹔能夠產生思想是智庫的生命。“庫”則表明智庫是知識、思想的一個集散場所，不僅產生思想、智慧，而且能夠根據需要進行有效提供。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的、長期處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在思想的先進性和決策的科學性。所以對黨建智庫的首要要求是走在時代前列，把握時代脈搏，產生出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和黨的自身建設規律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論、新知識和新戰略，並且在社會中產生廣泛影響，其建議為執政黨的各級組織所採納。“大績無形”，智庫思想產生的效益是長遠的、宏觀的、又是是隱性的，這種效益比直接、具體的效益更可貴、也更有用。

黨建智庫研究具有戰略性。從職能看，智庫是戰略研究機構，其出謀劃策有時可以表現為具體的工作方案，有時還可以接受委托，做些具體的研究、設計，不過，其重點不是、也不應當是體現在這些方面，而應當是整體思路和框架設計。具體的研究可以搞，但這不是智庫的主要工作，智庫尤其高端智庫更多的是提供思想、戰略、方略、思路。“不謀大局者不足以謀一隅”。這些戰略、方略、思路是具體方案、措施的指導，或者說，成果可以細化、轉化為具體的措施、方案。

黨建智庫研究具有層次性和協同性。在中國，不同層級黨建智庫的研究內容不完全相同。以各級黨建研究會為例。全國黨建研究會可以說是高端智庫，應該更側重於宏觀戰略和頂層設計﹔各省級黨建研究會需要著重研究本地區黨建的戰略問題﹔直接服務於基層組織的黨建研究會則研究基層黨建所需要的發展戰略問題和具體方案、措施。各級智庫的研究可以是聯動的，協同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是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的，黨建大政方針和宏觀部署是中央制定的，但是各級組織不能簡單照抄照轉，必須結合本地區、領域、單位的具體實際，制定具體的落實方案、舉措，這就提出了各級智庫協同研究的任務，在全國黨建研究會的協調下，在宏觀戰略和頂層設計的指導下，研究具體的發展戰略和措施，並互相學習、資源共享，使中央的大政方針和宏觀部署能夠與具體情況相結合，在本地區、領域、單位落實。同時，協同研究也為高端智庫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材料、數字，使宏觀研究內容更充實，更有說服力。所以， 研究的層次性和協同性也是中國黨建智庫研究的重要優勢之一。

除上述特色，黨建智庫應該特別關注這四類問題的研究。

黨建重要問題的前瞻性、儲備性研究。作為戰略研究機構，要著眼於長遠的和宏觀的分析，善於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戰略建議。中國共產黨是長期執政的使命黨，既要面對緊迫的當務之急，又要對未來發展有長期的謀劃。完成全面建成小康任務，還只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階段，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后，黨還要繼續努力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今后若干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也是黨打破歷史周期律的關節點。黨執政時間越長，經驗越豐富，反過來說，問題和矛盾也容易積累﹔勝利和成績也容易使人喪失警惕。隨著時間推移，我國社會結構將進一步發生變化，新社會群體不斷涌現，人民群眾尤其青年一代對黨的認同會更多地從歷史認同、感情認同轉為業績認同、法理認同，更加不能容忍不正之風和腐敗﹔科技進步將極大地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們的思想觀念、接受信息方式會變得更加多樣﹔人們的個性日益豐富和發展、獨立思考能力更強，這一切都給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帶來新問題、新挑戰。從黨自身來看，黨的組織結構如何適應未來社會變化﹔黨員人數的不斷增加和黨員構成的復雜化會帶來哪些問題，也要提前做出考慮。更重要的是，在革命戰爭和計劃體制時期形成的優良傳統如何在新形勢下找到生長點，如何薪火相傳，不在代際更替中遺失，也是需要解決的大問題。今后幾十年，執政風險不容低估，維護黨的執政安全十分重要。這就要求黨做好應對准備，進一步鞏固、擴展執政資源，防止執政資源的隱性流失。黨需要考慮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社會發展趨勢、帶來的問題及對策。這種前瞻性研究是預測性的，以現實為研究基礎，以趨勢為研究對象，並根據新情況不斷進行修正。從一個地區的黨組織、一個單位的黨組織來說，也要對未來作出預判，也有若干需要及早考慮的前瞻性問題。此外，還有一種儲備性研究。這是對近期可能發生事件作出預判並提出應對方案，這是未雨綢繆式的研究，是儲存於“工具箱裡的備用工具”。儲備性研究體現了底線思維思想，使黨組織面對一些事件尤其是突發性事件能夠有所准備，保持主動。

落實重大黨建措施的效果評估。政治學和決策學都認為,對決策執行效果的評估反饋是保証決策執行有效性的重要舉措,是決策執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問題在於，這種評估不能僅僅由制定者、執行者來做，這樣的自我評價會導致“燈下黑”、“感覺良好”，甚至因政績沖動而報喜不報憂、掩蓋問題。現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機構在制定決策后，引入第三方做執行的效果評估及反饋。第三方獨立地進行評估避免了利益沖突，調查比較客觀，反饋情況相對真實，有利於改正。黨組織自身建設亦如此。一些重要黨建措施制定后，下級黨組織貫徹這些措施的執行力如何？社會反映如何？黨員、干部、群眾是否認可？這些措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有哪些需要改進、完善之處？對此，各級組織當然需要實事求是地進行評估，但僅此還是遠遠不夠的。顯然，由各級黨建智庫來做這項工作是最適宜的，黨建智庫在這裡屬於第三方，研究和調查相對獨立、客觀，同時能夠秉持正確的立場，還具有其他機構沒有的黨建專業知識，能夠反映真實情況，提出中肯的改進意見。重大黨建措施的效果評估應該成為黨建智庫的重要工作，不斷加強。

推動理論創新、構建黨建理論體系。繼續推進新的偉大工程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系統的理論指導，創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成為黨建智庫必須承擔重要的任務。改革開放以前，黨建教科書體系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礎，以黨章為架構建立的，現在，這個體系遠遠不適應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需要。構建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極其艱巨的理論研究任務。從理論建設的規律看，形成一個理論體系需要達到四個要求：確立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做基礎﹔提出要回答的中心問題﹔圍繞中心問題闡發一系列觀點﹔闡明各觀點的內在聯系，使之在邏輯上達到自洽。高端黨建智庫要做的研究工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圍繞建設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這樣的黨這個核心，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線，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制度建設等領域全面展開研究，重在探索和闡述建設規律，形成若干基本概念和一系列重要概念，並對此作出嚴密、科學的論証。這個黨建理論體系是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成為新的偉大工程的理論指導。顯然，這是黨建智庫要做的基礎性研究。

實現思想和價值引領。國外的智庫還有一個作用，即通過發布研究報告、資助出版著作、舉辦研討會等方式來影響輿論、引導公眾的思想﹔或者為政府決策爭取民意支持。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思想、觀念的作用是巨大的。如1990年代初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觀念，在特定條件下對促進思想解放和改革深入起到重要作用。現階段，當國際上各種文化思潮交流碰撞、國內社會價值取向多樣化、一些人思想既活躍又混亂之際，中國執政黨的智庫應該理直氣壯地擔負起思想和價值引領的責任。黨建智庫要通過自己的研究產生並傳播正確的思想，包括對黨中央戰略決策的深刻闡釋、解讀，對一些先進、正確觀念的闡述、強調，對重大是非的辨析、澄清，對公眾思想的引導，對各種社會思潮的評析，對錯誤、有害思想的批評，等等。高端黨建智庫應該成為黨的思想文化的高地，在引導輿論、統一思想、凝聚人心、武裝黨員群眾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一部分，是為鞏固、擴展黨的執政資源提供思想文化基礎。

三、 黨建智庫的研究原則、方法

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是智庫研究的總要求。但如前所述，智庫研究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黨建理論指導下，黨建智庫研究需要遵循以下原則和方法：

研究的獨立性和政治立場的堅定性相統一。智庫畢竟不是黨組織部門直接領導的研究室，其研究是相對獨立進行的，否則，就不稱其成為智庫了。這種獨立性當然不意味著智庫研究可以不講基本的政治立場。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智庫，無論怎樣標榜客觀和政治中立，其基本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堅定的，即研究是在維護本國國家利益、維護現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研究成果不能超越這個底線。一些獨立於政府的智庫，可以超越具體的黨派斗爭，可能對政府某項政策提出尖銳性批評甚至從根本上加以否定，但是這屬於具體的政策辯論和政策調整建議，沒有也不可能得出對其基本制度的顛覆性結論。關於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所有智庫研究都毫無例外地捍衛國家利益，研究的只是如何認識國家利益和怎樣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所以，我們切不可為西方智庫的“政治中立”所迷惑。西方智庫的政治立場往往巧妙地隱藏於其研究結論之中。事實上，在當今世界的任何國家，涉及重要政治問題和公共利益，涉及國家安全，不講立場是幼稚可笑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中國，執政黨的智庫更需要旗幟鮮明地講政治立場，即研究是站在執政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進行的，是為了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體表現為，研究黨的領導問題是為了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與此相反﹔研究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為了密切黨群關系，打造“黨離不開人民、人民離不開黨 ”的命運共同體，而不是與此相反。這一政治立場要求要求研究人員有強烈的政治責任感，這種政治責任感是自覺的、一貫的，表現為在重大是非面前的清醒的認識和正確態度。離開政治立場和政治責任，研究人員就不合格，黨建智庫研究的性質也會扭曲，也最終失去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了。

科學與價值相一致。黨建理論既是科學真理也是價值取向，即一種思想武器。在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既有對客觀規律的清醒認識，又有對實現工人階 級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有著鮮明的政治意識和價值目標，即指導工人階級政黨的實際斗爭和自身建設。不講科學，會忽視客觀規律，無視情況變化，導致思想僵化和教條主義﹔放棄根本的價值取向是危險的，將使共產黨拋棄初心，難以安身立命。由此，黨建學科建設要堅持科學基礎上的價值，即站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去認識問題，把握規律; 把握共產黨人的價值目標——建設社會主義和追求共產主義，這就是“萬變不離其宗”。隻有這樣，才能防止在紛繁復雜的現象面前迷失方向，使黨建智庫研究真正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業。那麼，研究中強調價值取向會不會導致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呢？這裡講的是研究的大前提，要求秉持基本的價值取向，即研究的出發點是為堅持、改進黨的領導，是為了加強、改進黨的自身建設，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和黨的自身建設。至於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當然要講實事求是，反對先入為主，結論在前，反對預先設定一個答案，以此對事實加以取舍，為我所用，更反對隻講成績，回避缺點，報喜不報憂等反科學態度和不正之風。在黨建智庫研究中，正確的價值取向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要求是應該統一，也完全能夠統一的。

開展比較研究。智庫研究與一般研究的不同就在於戰略思維特質，以開闊的視野進行比較。通常有兩種研究比較，一種是宏觀方面國際范圍內的比較，比較的可行性在於人類政治文明的差異性和相通性。人類政治文明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政黨制度、政黨執政方式反映了各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有很大差異，同時，既然是政黨的執政，總會面對一些相同、相似的問題，是可以比較和借鑒的。所謂國際比較，是以中國政黨制度、政黨執政方式、工作方式、民意表達、社會動員、權力監督和廉政建設等與外國包括西方國家相比較，這種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充分地認識和發揮自己的制度優勢，堅定“四個自信”，避免外國政黨的一些弊端。同時也要看到，包括西方在內的外國政黨制度和政黨執政並非一無是處，事實上，除了腐朽到失去常態、瀕於潰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勢力外，國外不少政黨執政總有些比較成功的經驗，總能夠面對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採取某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措施，否則是不可能維持制度運行的，自身也難以長期存在。對外國的政黨制度、政黨執政善於比較鑒別，在堅持我們根本制度、根本經驗基礎上有分析地吸收一些有益做法，有助於把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搞得更好，這同樣是堅持“四個自信”的要求和表現。另一種比較是微觀的比較，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本地區、領域、

單位的黨建做法、經驗與其他地區、領域、單位黨建工作的比較，比較的可行性在於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聯系。實際上，許多地區、領域、單位黨建面臨的問題是相同、相似的，解決的辦法盡管不同，這中間也包含著一些普遍適用的東西。通過比較學習別人的長處，結合自己的實際加以創造，是學習先進的好方法。二是不同做法、方案的比較。現代科學決策排斥元設想的單一性，往往是各種方案的比較，是綜合考慮先進性與可行性、效益與成本等因素后作出的選擇。智庫研究要提出不同方案並比較其優劣長短，以供決策時選擇。

綜合運用多種調查方式。以往的調查多採取典型調查、重點調查、座談會等，目前，這些方式對於了解情況和民意仍然適用。也要看到，這樣的調查方式中，接受調查者人數有限，而且往往受到自身利益的限制和掌握信息的局限，加上受訪者可能帶有情緒化傾向，有時不大可能反映全部情況和普遍民意，因而有一定局限性。近年來興起了發放問卷的普查、抽樣調查、跟蹤調查、廣泛訪談、網上調查、電話調查等等新方式。新的調查方式使解情況有相當的廣度，掌握了更多的數據和材料，其優勢是典型調查、重點調查和座談會不具有的。優點是與缺點相聯系的，新的調查方式也有受物質條件限制、成本過高、難以深入了解受訪者情緒、不易深入的缺陷。傳統的方式與新方式各有優勢和長處，應該使二者相結合。智庫研究是團隊研究，掌握相當的物質條件，把二者結合起來是完全可能的。這裡的關鍵是典型調查、重點調查、座談會都要選准對象，注意代表性，爭取解剖意義不同的典型，盡量避免座談會隻有一種意見。新的調查方式則要注意取樣的科學性、全面性，了解不同群體的意見。適當爭取大樣本調查是有益的，但也不是樣本越大、調查對象越多越好，重要的是從研究課題的需要出發確定樣本范圍，關鍵保証樣本的真實性、可靠性。傳統調查與新的調查方式相結合，把“點”的深入和“面”的普遍性結合起來，既了解典型情況，又掌握一定范圍內真實可靠的數字、材料，在定量基礎上作出定性分析，是調查研究的關鍵環節，也是智庫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作者：北京黨建研究智庫首席專家）

原載《中央黨校學報》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