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辯証思維處理各類重大關系和突出矛盾

[摘要] 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決定了新時代治國理政必須講求對立統一的辯証法。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不同市場主體、中央與地方、國內和國際市場、不同決策主體之間的重大關系，主動解決好各類重大矛盾，從而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

中國治理是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治理，中國共產黨執政是帶領全體8945萬共產黨員的大黨執政，具有世界獨特的五級政府架構（中央、省級、地級、縣級、鄉鎮級）。 無論是治理規模，還是執政難度、政府層級，在當今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新時代呼喚新治理，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目標，全面部署“13個強國戰略” 的中國特色強國目標體系，對進入強國時代的治國理政作出了新要求。

“領導十三億多人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 ，特別是要堅持戰略思維、辯証思維。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決定了新時代治國理政必須講求對立統一的辯証法，打破“非黑即白”的二元論，堅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一思維，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不同市場主體、中央地方、經濟社會、國內和國際市場、不同決策主體的重大關系，主動解決好各類重大矛盾，從而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

一、處理好中國治國理政的五對關系

從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來看，作為一個大國，作為一個執政黨，要始終保持務實精神而不是教條主義，要注重多元統一而不是二元對立，突破“對立論”和“不可調和論”，注重“和合論”，真正做到統籌把握、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強國治理之道、大黨執政之路的獨特性和原創性，決定了必須牢牢把握辯証法的統籌平衡藝術，重點關注重大矛盾和重大關系。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五對關系，即“東方巨人”成長、成熟的五大內在機制和特征：兩隻手（計劃與市場）、兩條腿（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兩個市場（國內與國際）、兩個積極性（中央與地方）以及兩個大腦（一個內腦是黨中央國務院，一個外腦是思想庫）。

（一）“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東方巨人”既要有“看得見的手”，也要有“看不見的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領導人對於如何認識、處理政府與市場這一對重大關系和突出矛盾，經歷了長期的反復的試錯過程，逐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証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的有形之手與市場的無形之手要各就其位、各發所長，兩手都要硬、兩手都要活。“兩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場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亂，充分發揮“兩隻手”各自的優勢，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市場規律，市場機制是經濟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業效率的最佳途徑，是配置各類資源的有效方式，要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價格機制，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強政府職能轉變，從“無所不管”（越位）轉向“適度干預（定位）”，從“缺少干預（缺位）”轉向“加強干預（到位）”，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職責。國之如人，“兩隻手”總比“一隻手”要好，無論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是市場的無形之手，並非相互割裂、相互對立、相互排斥，而是兩手並用、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從而充分利用兩大優勢，切實發揮兩大作用。

（二）“左腿”與“右腿”

處理好各類市場主體的關系，“東方巨人”既要有“左腿”，也要有“右腿”。中國這個巨人依靠“兩條腿走路”，既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隻有公有制經濟的“一條腿”，也不同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主要基於私有經濟的“一條腿”。一個人用兩條腿走路，總是比一條腿走得更快、走得更穩、走得更遠。

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市場主體國家，超過9000萬戶，形成了獨特的多元化主體格局，這就需要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①，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大中型企業與小微型企業、現代企業與家族企業、國內企業與外資企業、正規企業與個體經濟、勞動密集型企業與技術密集型企業等各類關系、各種結構的“兩條腿走路”方針，各種類型企業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相互合作、相互競爭，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結構。

例如，從企業規模角度看，大型企業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承擔了國家重大工程、重要創新的使命，中小企業則是創造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大企業與小企業通過產業鏈協同創新，形成新的互補性商業生態，增強各自企業的競爭優勢。就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各類企業之間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而是“共生、共榮、共贏”的並存關系﹔就公共政策和市場競爭原則而言，不是“你高我低”的關系，而是“平等公平”的關系，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應享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

（三）中央積極性和地方積極性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東方巨人”既要發揮“中央積極性”，也要發揮“地方積極性”。縱觀中國歷史，央地關系始終是關乎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寫道：“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與地方關系變遷的基本線索看，一是不斷地放權和分權，即高度集權的中央通過一次次的體制改革向地方放權，進而發展到規范性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包括財權與事權）﹔二是制度化的集權，不斷加強政治上的領導力和凝聚力。

總的趨勢是，中央與地方關系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進而也越來越具有透明性、預期性、穩定性。總的目標是，克服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稱和利益不對稱，在民主與集中、分權與集權、離心力與向心力、地方活力與全國大局之間找到平衡，最終實現中央與地方的“激勵相容”機制，從而有效解決全國利益與地方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使得兩者的目標函數一致性、最大化，充分發揮好中央、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切實明確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分工，形成中央決策、國家規劃、部門指導、省級政府總負責、地市縣級政府實施的分工合作體系。一方面發揮地方的創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辦事，支持地方創新，幫助地方糾錯，指導地方發展﹔另一方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形成全國合力，確保“天下大治”、長治久安。

（四）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

處理好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東方巨人”既要有“國內市場”，也要有“國際市場”。中國這個巨人依靠“兩個市場”，既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又開拓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國際市場。兩個市場總比一個市場大。第一，中國本身擁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隨著人均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市場﹔第二，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拓展國際市場發展空間，成為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內對外直接投資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國內旅游市場，還是最大的國際旅游市場客源國﹔第三，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相互作用，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必然增加進口需求，對外出口規模增加必然提高進口能力，超大規模的國內發展空間，與世界市場形成不斷擴大的聯系，不斷開拓新的空間。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開放發展本質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注重“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機遇大於挑戰，優勢勝於劣勢，辦法多於困難，必須始終堅持開放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建立國際秩序更加平衡、安全格局更加穩定、經濟發展更加包容、文明成果更加不排他、生態體系更加可持續的“新全球化”。[1]

（五）“內腦”與“外腦”

處理好內部決策與外部智庫的關系，“東方巨人”既要有“內腦”，也要有“外腦”。大腦是人體最精密的器官，分為左半腦和右半腦，既有不同的功能，又可以同時使用，從而形成思維活動。智力資源是中國最寶貴的核心資源，又是決定成敗的戰略資源，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於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因此，“東方巨人”擁有兩個“大腦”，總比一個大腦要智慧。所謂“東方巨人”的“內腦”，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它們作為中國決策的“中樞神經系統”，不僅在面對各種危機時及時作出重大決策，還為中國長遠發展作出前瞻性的戰略部署。隨著中國決策機制的轉變和優化，重大決策不斷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重大失誤明顯減少，較小失誤得到及時糾正，使得各項決策更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所謂“外腦”，即各類智庫，智庫在公共決策體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力量。各類智庫和專家在公共決策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決策的專業化、科學化、程序化程度不斷提高。

黨的十八大以來，十八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以及十九大都一再明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建設一批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的高端智庫，重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並明確提出：“要加強決策部門同智庫的信息共享和互動交流，把黨政部門政策研究同智庫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和推動智庫建設健康發展、更好發揮作用。”有效結合內部決策和外部咨詢，同時開動“內腦”和“外腦”機器，使黨中央、國務院的“內腦”與智庫的“外腦”緊密聯系，形成互動關系、互補關系，從而使國家各項宏觀決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入、出台得更精准。除了“內腦”和“外腦”，還要充分發揮“人民之腦”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通過人大代表會議、政協會議等途徑充分吸收人民意見，進一步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

二、治國理政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改革要堅持從具體問題抓起，著力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時效性”，這一改革方法論要求治國理政必須講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因史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一）歷史層面：因史制宜、因時制宜

從歷史層面看，如何理解中國治國理政的重大關系？必須要動態地看、發展地看、“瞻前顧后”地看。不管哪一對重大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一定不是僵化的、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的、動態變化的，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在分析治國理政的重大關系和重大矛盾時，必須遵循“三點一線”的原則，既要有對歷史的回顧，也要有對現實的解釋，還要有對未來的展望。無論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還是國有與民營關系、國內與國際關系，其邊界不僅取決於各自本身的定位，還取決於國家發展的階段性與歷史性。因此，在處理各類關系的界限上，必須因史制宜、因時制宜。

中國發展之路，並不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康庄大道”，而是不斷探索、不斷學習、不斷創新的“山重水復之路”，是一個符合湯因比所論述的“挑戰—應戰”模式的螺旋式上升過程。毛澤東說過：“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觀點，悲觀的觀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中國領導人不僅承認變革，而且擁抱變革。鄧小平提的“黑貓白貓論”就是典型，不管你是什麼貓，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說法不僅說明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在中國國家治理中的運用，也集中體現了中國領導人治國理念的發展動態性、階段適應性和與時俱進。

（二）現實層面：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從現實層面看，如何理解中國治國理政的重大關系？必須要全面地看、具體地看、區分主次地看。處理各類重大關系，也並不是絕對平等、五五對半開，不是完全地一視同仁、不偏不倚、齊頭並進，而是要針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群體，做到有所側重、揚長避短，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言，政府之手通過對基礎設施的硬件投資和對公共衛生、教育、知識、信息的軟件投資，以及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有效促進了資源配置，糾正了市場失靈，但同時也存在過度干預、尋租等現象﹔市場之手以價格杠杆調節供給需求，鼓勵競爭，激勵創新，但在資本本身的逐利性下，也存在自發性、盲目性，進而成為對社會利益、集體利益乃至環境利益造成危害的掠奪之手。

就國有與非國有的關系而言，中國國有企業已經陸續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基本建立，正在從“大而全”向“強而精”發展。在國內層面，國有企業要更多立足於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著力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在國際層面，國有企業要成為中國企業的創新者、代表者、引領者，帶頭“走出去”，與世界級企業展開競爭。中國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超大規模，已經成為創造經濟總量、稅收總量、貿易總量和新增就業的主體。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創業能力和創富動力。

就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而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中央與地方職能作了界定，“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特別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同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體，中央政府不僅要提供全國性公共產品，還要進一步增加對全球性公共產品的事權責任和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如增加國際發展援助、外交事務支出等）﹔二是將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如跨區域環境治理、生態安全屏障等作為共同事權，由“中央出錢、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三是將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以充分利用本地信息優勢，發揮地方積極性。

三、以人民為中心是治國理政之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人民才是創造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真正英雄，追求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十幾億中國人民是中國進入新時代的主角，當他們的潛力得到充分釋放時，必將成為推動人類歷史走向更美好明天的不竭源泉。

（一）“以人民為中心”是治國理政的核心目標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枷鎖而實現人類的解放，從而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結晶，其關鍵恰恰在於強調人民的主體性，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原理系統運用到思想理論和建設實踐之中，將一切科學理論和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歸於人民。

從建黨以來，黨始終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立黨之基、執政之源。這既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相對落后的民族群體，要想實現彎道超車，實現發展追趕，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實要求。隻有這樣，才能實現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有機統一、高度統一，從而超越國家與社會、國家與人民二元對立的錯誤理論。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飛躍和升級，充分體現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國家全面現代化要服務於全體人民的現代化，宏大的國家行動要助力於具體的人民發展，十九大報告更是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二。

（二）處理重大關系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如何處理好強國治理、大黨執政的五對關系，形成了一個宏大的辯証法框架、嚴密的對立統一邏輯、務實的全面發展思路，每一對關系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支撐，既統籌兼顧，又各有側重。同時，處理五對重大關系並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有著統一的核心目標，最終目的是為了“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

第一，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看，政府“看得見的手”要始終堅持“以市場主體為中心”，提供發展規劃指導信息、市場環境服務，降低各類外部成本和風險，市場主體“看不見的手”則要始終堅持“以消費者為中心”，通過更好地促進有效競爭、產品創新，帶來消費者福利，同時政府之手也要更好地規范市場行為、糾正市場失靈，保護消費者權益。

第二，從各類經濟結構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大中企業還是小微企業、正規經濟還是非正規經濟，要始終堅持“以就業為中心”，努力創造各類就業崗位，切實保障好每一位就業者的經濟權益和體面尊嚴。

第三，從中央與地方關系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始終堅持公共服務“以人民為中心”，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特別是中央層面要提供好國防、外交、生態等全國性公共產品，甚至要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

第四，從國內和國際關系看，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都要始終堅持“消費者福利最大化”，各類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活動也不可以犧牲所在國消費者利益和中國形象。

第五，從政府和智庫關系看，無論是“內腦”還是“外腦”，決策依據都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政府決策機關要加強與人民群眾的交流聯系，智庫也要更好地反映人民心聲，真正實現公共決策集民意、聚民智、得民心。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