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

[摘 要] 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國家治理所關注的整個經濟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中，國家治理新手段、新途徑和新模式不斷涌現，黨領導全國人民有效治國理政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信息化必將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黨中央站在新時代、新征程的起點上做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核心思想一脈相承，也是我們黨和國家需要始終貫徹如一的歷史使命。

當前，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國家治理所關注的整個經濟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中，國家治理新手段、新途徑和新模式不斷涌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有效治國理政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健全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的制度體系，如何實現全面依法治國，如何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如何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信息化必將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准確理解國家治理的中國本質與內涵

國家治理作為一個理論話題，有來自東西方不同的歷史源流。對西方學者而言，“治理（governance）”一詞來源於拉丁語“gubernare”，意味著“掌舵”。拉丁語又翻譯自希臘語 “kybernetes”, 后者經常被類比為“政府的藝術”。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和行政管理理論中，“治理”是指由包括政府在內的多種利益主體按照法律規定相互制約、形成社會秩序的過程。 [1]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家治理理論研究日益興起，各國學者的理解和表達呈多元化，並隨著時代的演進持續更新其內涵，其核心是強調非國家主體（nonstate actors）在治理中的角色、消解國家(state)或政府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核心作用。在新的治理框架下，治理指的是治理模式的發展，其中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以及其內部的邊界已經模糊了。一度佔主流地位的治理理論認為，治理本質在於關注治理機制，這一機制並不依賴、求助於政府的權力和制裁。 [2] 但對各國現代化和國家治理演進的歷程分析表明，在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中，國家或國家機器一直處於中心地位﹔很多國家治理的失敗，根本原因是國家的失敗（state failure）。[3] [4]

基於我國的“治理”史觀，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大學》謂之“治國平天下”，《管子》則以“牧民”表達國君對政事的管理，《國語》還專門描繪了“天子聽政”的盛景。從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來看，“國家治理”中的治理就是指統治者“治國理政”，國家和政府是唯一主體。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不是西方現代國家治理的簡單翻版，也不是中國傳統的簡單延續，而是立足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借鑒古今中外歷史經驗而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5]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關於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具有寬廣的歷史視野、宏大的理論格局和獨有的創新特質，創設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理論話題和政策議程，為我們創新國家治理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指明了方向 。[6]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人民共和國，推進了現代化建設事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馬克思、恩格斯未能進行這方面的實踐，其他國家也沒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國家獨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良好局面，這說明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總體上適應了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距離人民群眾所期待的，真正實現現代化，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需進一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涵蓋了執政黨管理國家的所有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在我國的現階段國情和基本政治制度下，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能力現代化，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和領導人民更加有效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總攬全局、統籌各方的格局下，立足於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各方主體共同發揮作用，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整體概念，行政機構是構成國家治理體系的最重要的子系統、最核心的單元。改革開放以來，行政體制改革一直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貫穿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行政體制改革。1992年確立建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以來，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要下決心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改革要求和目標。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審議並印發了《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繪制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方略。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邁出堅實步伐，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相互促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取得成效，行政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建設有效實施。

當前，我國正處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做出重要部署，賦予新時代行政體制改革新思想和新使命。未來一段時期，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必須立足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兼顧更好適應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與更好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必須瞄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在頂層設計上，要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在轉變職能上，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堅持放管結合放管並舉，創新監管方式，優化辦事流程，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在事權分配上，要優化地方各級權力配置，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政機關探索合並辦公或合署辦公。 [7]

三、從政府工具視角審視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國家治理與公共政策一樣，屬於公共行政研究的范疇。關於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最新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表明，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核心，是一種現代國家制度（state）作為一種“建制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治理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也就是國家通過構建一系列制度而使國家的權力能夠穿透性地、常規化地作用於整個社會。[8] [9]而以科層化組織結構、任人唯賢的用人程序為基礎管理政府機構，構成現代國家最顯著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管理體系的能力和效率，反映的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效率。針對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政府角色和作用，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可以從政府工具的觀點來審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對治理能力的探索具有較強的普適意義，因為在威權政體中可能存在很好的良治時代，而民主政體國家往往也會遭受不少糟糕透頂的治理實踐。 [10]

討論政府如何有效運作，一直是現代政治學和公共行政研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內容。在信息通信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英國公共管理研究著名學者克裡斯托弗•胡德（Chtistopher Hood）提出並不斷完善的政府工具理論，對於我們理解數字時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視角。胡德認為，國家、政府能夠有效地履職是建立在四大類重要的政府工具上的，這四類工具由信息節點（Nodality）、政府權威（Authority）、公共財富（Treasure）、政府組織（Organization）構成（簡稱為NATO分析框架）。利用這個工具主義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研究政府如何有效運作，從而審視國家治理的成效。 [11]

在NATO分析框架裡，胡德借助系統論方法將政府工具抽象描述為政府與行政對象發生聯系時所用的探測器（detector）和矯正器（effector），強調政府（通過政府組織）是如何作用於社會，而不討論政府內部發生的事物。其中，信息節點是最基礎的一類工具，也是與其他三類關系最緊密、組合應用最為廣泛的治理工具。他認為，所謂信息節點是指具有處在信息網絡或社交網絡（不一定是正中間）當中的屬性，政府就是典型的“信息節點”。

與此同時，政府作為“信息節點”具備有別於其他群體的關鍵特征，政府信息節點在國家社會所處的中心位置，是其他組織和個人所無法企及的。首先，政府節點具有法律授予的權威地位，是其他組織和個人所無法擁有的。這個節點能夠正式頒布命令、令行禁止、保障安全、公正裁決，比其他信息節點在獲取和使用信息方面具有優勢，其發布信息的影響力也遠遠超過其他組織和個人。其次，政府節點擁有強大的資源和財力作為支撐，是任何組織和個人難以匹敵的。最后，政府信息節點擁有龐大的組織體系作為后盾，是其他組織所無法抗衡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形成的組織網絡、人員隊伍、機器設備等基礎，決定了這個信息節點的強大執行能力。此外，如果把社會治理視為基於授權的政府職能向外延伸的過程，政府信息節點的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擴展。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政府組織”工具可看作是信息節點、政府權威和公共財富的混合物或衍生物，是它們的一個子集，而非同一集合中的一個元素。但是在這裡“政府組織”被視作是與其他三種資源不一樣的資源，因為所有其他工具並不可能完全獨立存在，並且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須依靠具體的人、物、機構來實現信息節點、政府權威、公共財富，或者完全可能從政府組織中派生出信息節點、政府權威或者公共財富。對於信息節點工具而言，比如高速公路上攝像頭自動拍照或者巡回警察使用移動測速儀，都需要路政局或者交警支隊作為長效機構存在，來保障這些節點功能的日常運行。對於政府權威工具而言，比如最常用的行政許可指令，一紙執照或証書的背后離不開認証機構的設立和龐大評估人員隊伍的工作，需要這些機構和人員對經營主體進行資格審核。對於公共財富工具更是如此，國家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稅收，無論是核定稅款還是稅務稽查，沒有龐大的稅務工作人員隊伍，國庫恐怕是顆粒無收。

四、數字時代現代國家治理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新機遇

新世紀以來，我國政府積極運用數字技術提升執政能力，並把電子政務作為解決政務公開、廉政勤政、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等問題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信息通信技術日益廣泛應用於政府部門，在實現政府監管和公共服務創新、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為提升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數字時代成為基於信息傳遞擴散的多元化治理工具充分發揮效用的舞台。

（一）技術賦能：數字技術極大擴展了政府的“耳目”

今天，在互聯網普及並廣泛滲透人們生產生活每一個角落的同時，政府信息節點工具監測能力也在持續改進，政府機構的外延極大擴展，政府的“耳目”已經無處不在。

在交通領域，攝像頭技術已徹底改變了政府監測超速司機的方式。理論上，它的作用還能進一步延伸，成為施行廣泛綜合、動態可變、差異化定價的道路收費計劃的基礎。新加坡已將此方案在道路擁堵治理中付諸實施。而數十年前要實現這一能力需要配備成本高昂的一大批卡口和收費人員。

在支付寶、微信等移動APP的幫助下，天然氣和電力用戶可以輕鬆解決家用能源短缺問題。這些數字化技術基本上能夠用來在資源短缺時代提供差異化限量配給，比如中斷年輕健康人群的供給，而把資源接入留給老弱人群。基於各種途徑從人們使用銀行卡和電子賬戶中獲取信息，政府就能夠更具體了解人們的財務情況。通過使用這些數據的相關技術分析，政府變得越來越專業而精巧，實時監測人們在金融領域的一舉一動，並達到精准及時征稅的目的。

實際上，GPS、北斗等定位導航技術也給公共安全保障提供了許多新的選擇，今天的電話手表已經成為適齡兒童的手腕標配，孩子的父母可以在手機上實時確認孩子的精確位置，同樣的技術方案也使用在汽車車輛的防盜失上。遍布道路和街巷的數字技術探測器還可以達到矯正器的效用，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機動車司機一旦感覺會受攝像頭監控，肯定會急踩剎車。監控攝像頭的設置往往會有明顯的告示，攝像頭存在的信息會對反社會行為或犯罪活動起到威懾作用。

（二）技術使能：政府的精准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

數字技術增強了政府工具的群體定位精准性。如果未來仍然延續這樣的趨勢，或許可以期待政府發送群體定位信息朝著更加復雜精巧的方向發展，即傳播理論中的窄播。如果我們屬於政府關注的目標群體，如吸煙者、肥胖症患者、把廢物放錯垃圾箱的人，政府可以通過我們的郵件或手機相對容易地發送直接信息，而不是用類似貼海報這樣容易被忽略的方式。

數字技術也會給特定人群帶來更加精細的電子甄別。這些人群介於需要快速跟蹤或有最高通行權的特殊群體和會被處處阻攔或無須緊密跟蹤的群體之間。一些學者則把這一差別化趨勢稱為“社會分層”。 [12]當數字時代的法定權威指令與組織機構工具關聯起來使用，就能夠期待看到顯著變化。“零接觸”征收方法，這意味著我們的福利和稅款是用電子支付，如果我們被納入某些特定的社會群體或人口范疇，由此觸發了政府的現金征繳機制，我們的電子銀行賬戶金額將自動減少。

在社會保障領域，個人銀行賬戶信息、房產信息、股票和有價証券信息的在線連通，已經為社會救助領域的騙保、騙補等行為篩查提供了眾多選擇。在不遠的將來，基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就能實現從每個人在網絡世界的購物、飲食、出行、搜索等行為數據進行個人精准畫像，基於耗時耗力的傳統家計調查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會被更加精准、動態的數字化審查機制所替代。

（三）政務再造：互聯網絡成為推動簡政放權監督器和優化公共服務流程催化劑

互聯網絡的興起和不斷發展，為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政府機構運用現代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職能轉移到網上完成，向全社會提供高效優質、規范透明和全方位的管理與服務，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政府的行為方式，使政府運作和管理業務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

政府各級網站及時公布簡政放權進展，體現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李克強總理上任之初承諾，本屆政府要將國務院各部門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砍掉三分之一。中央機構編制網及時披露簡政放權的各項進展，到2015年隻用兩年多時間就實現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公布取消了211項職業資格[13]，到2017年9月，多數省份行政審批事項減少50%左右，有的省份達到70%，減少各類“循環証明”“奇葩証明”800余項。[14]

網上電子監察系統成為行政審批事項優化服務和公開監督的窗口。湖北省級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有效提高了行政審批的效率和質量，強化了過程監督﹔將行政審批事項的服務時間縮短了三分之二，增加了行政透明度，提高了政務服務水平。遼寧省網上審批平台建成“一庫四平台”，即行政審批資源庫、基礎支撐平台、審批辦理平台、電子監察與法制監督平台、網上服務大廳，年受理申請共40000余件，累計辦結39700余件，對於規范權力運行、強化權力監督、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義。[15]

公共服務線上線下相結合，優化並構建了全新公共服務體系。國家稅務總局積極探索“互聯網+稅務服務”新模式，圍繞便民辦稅，拓展資源共享，突出智慧應用，初步形成了“網上辦稅為主，上門辦稅為輔，自助辦稅終端補充”的多元化納稅服務體系，90%以上的省份初步實現納稅人“足不出戶”辦理各項涉稅事宜，配備了大量自助辦稅終端系統，實現了申報、繳稅、發票認証、驗舊等業務的自助辦理。[16]

（四）協同政府：“互聯網+政務”促成了基層協調機構與政府服務的逐步健全

近年來,公共服務的提供已經不再強調逐級放權、分解職能或建設具有單一目標的組織,而是強調採取更為綜合的方案,向協同政府、整體政府方向發展。公共行政中的孤立個體不斷向正式和非正式的聯合網絡轉變,這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的趨勢。公共服務由單一渠道服務向多渠道一體化服務轉變，並向以人民為中心的個性化服務方式轉變。

“一號一網一窗”等政務服務新模式不斷涌現，成為基層政府機構整合、資源集中、服務協同的新范式。南京市在推進“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的基礎上，圍繞“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網上辦事大廳，與實體大廳融合，為群眾提供“線上線下、虛實一體”的政務服務。廣東省建設全省行政審批、社會化服務項目統一申辦受理平台，省直30多個部門的300多個事項納入同一平台，辦事人隻需登錄一次就可以辦理31個省直部門的業務。內蒙古扎蘭屯市利用互聯網建立連接鄉村三級的“農民辦事網絡服務平台”，村民可查詢涉農政策、咨詢農技難題和辦理業務。[17]

“政務APP”打造了以人民為中心的“隨時隨需隨地隨享”的公共服務平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發布在線服務APP，方便群眾通過手機獲取政府信息和服務。北京市推出“北京服務您”移動APP，集承了10大類、130項公共服務。[18]廣州市交通委聯合廣州移動推出的移動APP“行訊通”，向市民提供路況、實時公交、停車場、的士、鐵路、航班等各類交通信息服務。

（五）數據治國：大數據推動政府監管方式的持續創新

大數據是數字時代的重要戰略資源和核心創新要素，已日益廣泛滲透經濟社會各領域，有力促進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特別是將不斷強化政府信息節點的作用，提升政府收集海量數據、分析提取、形成有效決策的能力，成為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理念和新手段。

政府核心業務數據庫建設穩步推進，信息節點作用不斷增強。根據對中央40個部門的電子政務調查顯示，目前絕大多數部門的核心業務都有數據庫支撐,核心業務數據庫覆蓋率總體在80%以上。國家建成了一批重要基礎信息庫，公安部利用金盾工程建成了覆蓋超過13.5億人口的國家人口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實現共計160余萬家企業及個體戶通過統計數據聯網直報平台系統報送數據﹔國家工商總局已經建成了完整的企業法人數據庫﹔民政部和中編辦建設了社團和事業單位信息庫﹔國家發改委牽頭的國家自然資源和空間地理基礎信息庫已建成並投入運行。此外，金融、稅收、質檢、社保、教育等關鍵領域也都建成了一大批信息庫。

從共享效果上看,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初步取得成效。中央各部委圍繞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需要,積極推進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不斷擴大應用領域,特別是在綜合治稅、人口管理、公共服務、應急管理等方面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例如，稅務總局繼續會同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進一步總結稅銀橫向聯網電子繳稅系統應用試點經驗，擴大應用推行范圍。公安部和人民銀行2007年共同建設了人口信息聯網核查系統，為全國銀行各網點機構提供聯網核查，利用假名開設賬戶進行詐騙的案件得到有效遏制。

五、數字時代行政體制改革的思考

我國國家治理還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要立足於當前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發揮政府信息節點作用，加快健全和完善電子政府建設，以信息化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

一是結合新一輪機構改革，把政府部門管理創新與電子政務建設一體推進。通過信息化倒逼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真正把這場“自我革命”進行到底，推動政府部門轉變職能方式，實現信息共享、流程再造和無紙化辦公，切實把簡政放權推出的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落實到網上政務大廳的在線便民服務，全面提高行政效能，進一步優化政務環境。

二是充分運用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持續推進政府信息節點的能力建設。統籌國家基礎數據資源建設，全面建成人口、法人、自然資源和地理空間、法律法規、宏觀經濟、金融、信用、文化、統計、科技等基礎信息數據庫。整合各類政府信息平台、信息系統和數據中心資源，依托現有平台資源，集中構建統一的互聯網政務數據服務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務平台。

三是加強基於信息共享的業務流程再造和優化，提高信息化條件下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完善政務基礎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應用機制，按照國家政務信息資源相關標准進行政務信息資源的採集、存儲、交換和共享工作，堅持“一數一源”、多元校核，統籌建設政務信息資源目錄體系和共享交換體系。依托政府數據統一共享交換平台，加快推進跨部門、跨層級數據資源共享共用。穩步推進公共數據資源向社會開放。

四是以信息化手段持續提升國家和各級政府能力建設水平。推動“互聯網+黨建”，支持統籌建設全國黨員信息庫和黨員管理信息系統、黨員教育信息化平台，提高黨組織建設、黨員教育管理服務工作網絡化、智能化水平，推動整合基層黨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和網上民生服務，支持建設監督執紀問責信息化平台，助力全面從嚴治黨。統籌共建電子政務公共基礎設施，加快推進國家電子政務內網建設和應用，支持黨的執政能力現代化工程實施，推進國家電子政務內網綜合支撐能力提升工程。完善政務外網，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應用。

參考文獻

[1] Bevir, Mark (2012). Govern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toker, Gerry (1998).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ume 50,Issue 155,March 1998, Pages 17-28.

[3] [8]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4] Bell,Stephen and Andrew Hindmoor (2009) Rethinking governance: the centrality of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 高世楫.創新國家治理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J].中國發展觀察， 2017（4）.

[7] 張紀南.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A].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99-305.

[9] Mann，Michael (1993).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Volume2,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Fukuyama，Francis(2013).What Is Governance?[J].Governance:Volume26,Issue3,July 2013,Pages 347-368.

[11] Hood, C.& Margetts, H. (2007)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Ag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2] Bowker, G. C. & Star, S. L. (1999)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M].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3] [15][16][17]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編.國家電子政務發展報告（2015-2016）[C]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14] 羅爭光. 2017年. 全國行政審批改革已減少各類“奇葩証明”800余項[EB/OL]. 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6/c_129775371.htm . 2017-11-9.

[18] 鄧琦. 2016年“北京服務您”又添新功能 APP可查公積金繳罰款[EB/OL].http://news.163.com/16/0512/17/BMSOJ0HM00014SEH.html . 2017-11-9.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