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對經濟研究的時代價值

黨的十九大報告高屋建瓴，旗幟鮮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激勵著所有共產黨人，為這個神聖目標堅韌不拔地奮斗。初步學習體會，可以從“五個維度”加深理解。

一是歷史的厚度。報告既有歷史性變革、歷史性飛躍、歷史性突破、歷史性會晤等論斷，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人類社會發展史、彪炳史冊、壯麗史詩等表述。

二是世界的廣度。報告具有寬廣的世界眼光，人類、全球、世界、國際四個詞匯出現頻率高達106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立己達人的責任擔當，展示了習近平同志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高超智慧。

三是國情的深度。報告“一變兩不變”的表述，即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與“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處處體現了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貢獻。

四是實踐的力度。報告確立的目標，都有很強的操作性措施，開出了具體藥方，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求真務實的品格。如五大建設都詳細列出了具體實施方案。整個報告頂天立地。

五是未來的高度。從毛澤東的“兩步走”，到鄧小平的“三步走”，再到習近平的“兩個階段”，這些戰略既著眼當下實踐，更立足未來發展，有很強的前瞻性，展現了我們黨的宏圖大略和遠見卓識，展現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光輝前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增強狠抓落實本領”。黨的十九大報告內涵十分豐富，要學深學透，殊為不易﹔要落到實處，更需努力。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採”。如何挖掘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時代價值，結合當代中國實踐靈活運用，是一個重大課題。

一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之一。中道注重恰到好處、把握好“度”、允執厥中、不偏不倚。中道還講究“中正與權變”，即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正確運用中道智慧，有助於分析與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問題。

唯物辯証法中的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三大規律，事物是聯系的、發展的、矛盾的，以及一分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觀點，與中華傳統智慧強調把握好度、和合共生等觀點，有不少殊途同歸之處。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筆者認為，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正確運用中華傳統的中道方法，既有利於修正西方經濟學中的極端思維、正確理解中國經濟實踐，也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多次強調要適度、有度，要有底線思維，要處理好各種關系、做好平衡等，這些皆是運用中道思維的體現，如“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証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

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后，對於如何做好宏觀調控及國民經濟管理，權威人士2015、2016年在《人民日報》連發三文，反復強調要有“度”，要“靈活適度”“適度擴大”等，充滿了中道智慧。2017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更好把握穩和進的關系，穩是主基調，要在保持大局穩定的前提下謀進。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是強力維穩、機械求穩，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為，恰到好處，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時機，把握好度。”

二

從經濟學發展來看，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皆源於歐洲，前者直接風行於課堂與廟堂，后者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開始“中國化”。西方經濟學在經濟體制、經濟運行以及資源優化配置等層面反映了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成為經濟學的共同財富。近40年來，對我國經濟轉軌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西來之學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現象並不罕見，其理論源於西方的經濟現實，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符。因此，如何將西方經濟學“本土化”，創造性地吸收和轉化，仍待持續努力。

西方經濟理論似乎隱含著一條規律，“理論就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從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從供給學派—強調需求的凱恩斯學派—新供給學派﹔從完全競爭—壟斷—壟斷競爭，從重商主義—自由貿易—保護貿易—戰略性貿易—公平貿易等，不一而足。筆者認為，針對西方經濟理論方法上的極端傾向，若以中華文化之中道解之，一些問題便豁然開朗。

以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例，當前我國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與政府的“更好作用”。我國要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需要市場的決定作用，否則就會產生大量的扭曲，產生較高的制度成本或社會成本。但政府如何發揮作用，發揮多大的作用，需要更多地考慮我國的國情、發展階段等因素。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應該有一個黃金分割點。政府與市場作用是動態的，二者之間的“度”是移動的、有波幅的。不同國家、不同階段、不同領域，比例關系不盡一致。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美國是政府失靈、作用過小，中國則是政府的越位、錯位和缺位並存，更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近30年是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后又逐步邁向市場經濟。可見，政府與市場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實踐需要而來，而非按教條與理念而來。

三

近40年來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國政府/市場的關系，主題是“放活”，即擴大市場作用，從認為有作用，到“基礎”作用，再到“決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簡政放權，也要行為規范和服務到位，解決好越位、錯位與缺位問題。

競爭/壟斷的關系，擴大市場競爭、保障競爭公平一直是主題，惡性競爭、過度競爭、低價競銷、產能過剩始終與政府行為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減少市場壟斷與行政壟斷的雙重任務仍然很重，企業需要轉向成熟市場經濟的錯位競爭、品質競爭、理性競爭。

公平/效率的關系，從初期的重效率、擴大差距、增動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並重，更加注重公平、關注縮小貧富差距，包括城鄉、地區、行業、人群、代際等差距，目標是建立一個機會更均等、結果更公正的社會。

理性/非理性的關系，理性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根，強調自利的“無形之手”能達到市場有效，但也走過了一條“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從古典經濟學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轉向了行為經濟學的快樂最大化。人是理性與感性的混合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二者的比重有所不同，正常情況下理性會佔主導，但也存在突變。

德/財或義/利的關系，實現了從輕民財、私財的社會風氣，到重財、重民富的大轉折，但隨后又偏向貪利不顧義、有錢無德、德不配財的社會風尚，各種造假、貪腐、污染等司空見慣，亟待治理。近年義利兼顧的呼聲日漲，德財相配的行動日多，此風有望逐步扭轉。若能伴以能力建設與制度規范，擴大正向激勵，減少逆向淘汰，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讓人期待。

我國改革開放實踐中，有大量運用中道思維的案例。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是漸進式、雙軌制改革，不光計劃與市場、價格雙軌制是二元，城鄉是二元，特區與非特區是二元……針對歷史形成的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體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現實合理性，也體現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為二”“做好增量”“以新帶舊”也許正是當時的高明之處。這樣，從舊體制中誕生一個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國，並與存量互動、博弈，形成一個新體制。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價格雙軌制、各種試點改革、混合所有制等，都體現了漸進式、增量式、混合式特征，從道理上看似“次優”，但在實踐中反成“最優”。

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財長的薩默斯曾說，“經濟學界有一個難得的共識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應遵循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中國的“漸進雙軌制是比計劃經濟還糟的制度”，但現實卻走向反面。所以從“書齋經濟學”到“生活經濟學”，從“黑板經濟學”到“真實經濟學”，還有遙遠的路程。

四

經濟學常被看作“兩難選擇”的學問，有選擇就有所取舍，就有機會成本，需要兩難中拿出最優或次優，中道智慧由此彰顯。經濟學的中道思維，需要“去完全”“去純粹”“去單極”，避免成為隻顧一點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應成為多方兼顧、活的“生物”，是有靈活度、有彈性、可調整、動態式的有機體。實踐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優，滑向兩端的主張常與最優無緣。經濟學者的思維若植根於現實，“中庸”則更“中用”﹔若想畢其功於一役，偏好徹底改變，不願零打碎敲、修修補補，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對於經濟生活中的對應關系，應把握好度，回歸常識與現實，認清當一方轉向另一方時，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方消滅了另一方，而是相對關系的變化。

在經濟生活中運用中道思維則有助於一分為二看問題，避免自以為真理在手，居高臨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兩面或多面，好壞同體。假以時日，優劣易位，更需善加調整。增長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預過度或監管不足，開放不足或過度，金融落后或發展過度，工資、物價、稅率、利率、匯率太低太高等，都需要權衡利弊，尋找平衡點。

經濟學的中道思維，還得用事實、用真相說話，早日跳出概念之爭，破概念之執。常見爭論雙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對現實、真相了解少，甚至罔顧事實，求善不求真。由此深感羅伯特議事規則之必要，深感實証方法、實事求是之緊迫。

經濟政策、經濟實踐事關國計民生，應當立足社會生活實踐、立足經驗常識，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取法乎中﹔否則偏執一端，特別是從概念出發，將危害國家、國民，對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