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鄭重宣告:“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一重大的政治論斷，是報告的突出亮點，貫穿報告全篇。基於新時代的到來，進而提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實際，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指導。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特點，把握“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指南針”，牽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牛鼻子”，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看新時代的新要求

事物是多種矛盾構成的復雜體系。在事物發展過程中，各種矛盾之間的力量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在矛盾體系中居於支配地位，對於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問題，也是衡量研判時代進步的重要變量。我國的治國理政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圍繞著解決主要矛盾進行的，主要矛盾的轉化將直接推動黨和國家戰略的變化。因此，如何界定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制定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礎，也一直是革命建設及改革中所要解決的重大基礎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和近40年的改革開放史都充分証明，科學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發展理念和制定發展戰略的關鍵，事關黨的事業、國家興衰和人民的利益。

進入21世紀以來，黨的十七大、十八大明確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同時又進一步指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一方面，從社會需求看,需求層次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的基本生活得到滿足后，對物質的需求逐步升級，隻講“物質文化需要”，已經不能真實反映人民群眾變化了的需求。人們對精神文化的滿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另一方面，從社會生產看，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220多種工業產品全球第一,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講“落后的社會生產”，也已經不符合實際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具有重大意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報告用“三個意味著”進行了深刻闡述。進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界定，提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原來講的“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到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這反映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反映了發展的階段性要求，也反映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點要求。經濟建設仍是中心工作，但在新時代更要注重抓全面發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必然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許多新的要求。這更加准確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現實，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的新形勢、新特點，更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應時而為，這個重要決策，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主要矛盾的轉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列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要任務，這也是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抓手。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第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不斷加快新動能的引領作用。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正在從發展數量和效益提高向發展質量和效率提升轉變，更加注重“質”的提升和人民的獲得感。一是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二是要加強水利、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三是要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准國際標准提高水平。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第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持續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取得實質性進展。去產能方面，要將去產能與結構調整、產業轉型、企業重組、需求管理相結合，依靠市場化、法治化手段處置“僵尸企業”。去庫存方面，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指導思想，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一二線城市要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與城鎮居民消費升級相適應。三四線城市要重點加快城市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包容和融合，緩解庫存壓力過大的問題。去杠杆方面，要著力優化杠杆的結構，提升杠杆的質量，以國有企業去杠杆為重點，以市場化債轉股、兼並重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有企業去杠杆的主攻方向。降成本方面，要把減稅降費作為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工作的主要抓手，在推進營改增、完善地方收費清單和清理政府性基金三個方面持續深入推進。補短板方面，要在市政和環保基礎設施、就業創業、衛生醫療、扶貧脫貧等方面不斷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調動和激勵全社會的創新創業能力。一方面，當今世界正處於新商業和新經濟發展的大潮中，企業家是重要的催化劑。全社會要營造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促進企業家公平競爭、誠信經營的市場環境，以及尊重和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氛圍，充分保護企業家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另一方面，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制造業強國，需要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要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在促進新動能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同時，帶動擴大就業和脫貧攻堅。

三、深入推進各個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特別是要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所謂不平衡，主要是相對於“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協調而言，具體可能包括區域、城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多個領域的不平衡﹔所謂不充分主要指的是民生方面的短板，比如住房、醫療、教育和環境等領域尚未達到老百姓滿意的程度，需要加強這些領域的供給。從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來看，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解決這個問題，隻有通過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發發展和共享發展，關鍵點在於建設好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僅是、不局限於經濟領域的改革，更應該是多領域的改革。認識矛盾、研究矛盾是為了解決矛盾，重新界定社會主要矛盾是為了解決新的發展問題，推動實現“兩個一百年” 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基本方略、戰略安排、行動綱領等，是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功能推動解決新的主要矛盾的系統工程。例如，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等，都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而實施的重大舉措。這些，也都是更廣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牢牢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舉措，就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結構性問題。如果說“五大發展理念”的確立是“十三五”規劃的最重要紅線，那麼深化改革，特別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十三五”規劃的發展主線。我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都需要體制機制創新。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一些人把大量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這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其中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的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的供給體制問題。推進市場化改革，不僅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加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還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總之，深入推進各個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揭示了中國經濟社會當前問題的原因、面臨的挑戰和解決問題的根本路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而是一場系統的關於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實踐，是一把推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金鑰匙。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