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劉余莉，中央黨校教授
【講座主題】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主要內容】
一、傳統文化“變”與“不變”的辯証法﹔
二、“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
三、強國強在文化﹔
【講座全文】
網友們大家好。
黨的十九大報告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厚重的歷史感和強烈現實感的高度統一，堅持在傳承中發展，在借鑒中創新，既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又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作用，這表明在中國進入全新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在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我們知道，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被譽為是安身立命之學，經世致用之學，但是在新時代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正確認識古今、中外的關系問題，這樣才能夠增強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使中華傳統文化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講三個問題。
一、傳統文化“變”與“不變”的辯証法
在處理古今的問題上，要正確認識傳統文化的精髓是“道德”兩個字。“道”是表示自然而然的，本來如此的規律。而“德”，德者，得也，也就是人體認道，得道后所具有的品質特征。我們知道《周易》上有一句話，古聖先賢，“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觀察天地自然之道的基礎上，古聖先賢得出了促進身心和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天下和平的常道。這種常道不能違背。所以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也說：“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這些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順著天道來修身治國，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反之必然會敗亡。而“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既然是常道，既然是真理，必然是永長不變的，古人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恆常不變的治國的常理常法，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樣，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的時候，要知道這個不變的是道，而落實道、體現道的具體的形式和方法，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對於我們個人而言，我們學習傳統文化，也就是掌握了這個道，有什麼好處呢？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可以趨吉避凶。比如說《大學》上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易經》上也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我們看古代的讀書人，他看到一個人目前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推斷出他以后的結果如何。后來他的結果果然和人家預測的一模一樣。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因為古代的讀書人經常讀聖賢書，聖賢書所記載的都是常理、常法、規律性的東西。比如說在《書經》上有一句話，說：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看一個人在內心起了迷亂女色之風，在外喜歡狩獵、游戲，沒有節制，還喜歡飲酒，沉溺於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牆上還雕刻著花紋，雕梁畫棟極盡奢侈之事。這樣的人會怎麼樣呢？
古人說得很肯定，有一於此，未或弗亡，也就是以上六種情況，有一種出現在你的生活中，就沒有不滅亡的。更何況現在很多的領導干部，這六種情況全都出現了呢？那還有不滅亡的道理嗎？所以，你看一個省部級以上的官員突然鋃鐺入獄的時候，大家都在議論紛紛，說什麼原因啊？莫衷一是。其實這個原因古人早都給我們揭示出來了，都在經典之中。所以，我們學了這些經典，我們才明白厚德載物的道理。這個物就是外在的財物、身份、地位、名稱等等，它靠什麼來承載呢？靠一個人深厚的德行。
對於國家而言，用治國的常理常法來治理國家就能夠達到安定和平的效果。這些規律在書上也記載得很多，比如說在《春秋左氏傳》上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也就是說，我們看一個國家為什麼可以興盛呢？他把人民視為傷病一樣，加以關心、加以愛護，這是一個國家福祉所在。而一個國家為什麼會滅亡呢？就是把人民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可以隨意踐踏，這也是一個國家災禍所產生的原因。你掌握了這些規律，你就知道，這些規律在古代是適用的，在今天也依然適用。這個就是告訴我們，道是不變的，不變的我們要加以繼承，而變的是表現形式和方法。
二、“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
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是，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和傳統文化相去甚遠。這是因為我們在理解現代化的問題上出現了偏頗，在處理中西關系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都貫穿著關於堅定文化自信的思想，深刻闡釋了這樣的道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決定，中國的未來絕不是西化，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不在於發展階段的差異，根本在於文化基因的不同。人不自信，誰人信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與魂，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必然是中國特色。
這說明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需要明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貧富懸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會混亂、生態惡化等等，這是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要盡力避免的。所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一些特征。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彌補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強國強在文化
我們可以看，孔子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一些看法。在《論語》中記載，孔子對他的弟子有一段對話，孔子到衛國去考察，冉有給他駕車子，孔老夫子就說，這個地方人口已經很稠密了，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就說了，人口已經很稠密了，還應該做什麼呢？孔老夫子說，要使人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了，“既富矣，又何加焉？”孔老夫子還是回答了兩個字，“教之”。這可以看出孔子關於一個國家發展階段的看法。如果說國家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大國到富國，再到強國的過程，那麼，毛澤東思想使中國站起來，鄧小平理論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國，解決的是富之的問題，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使中國強起來，成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重點要解決的是教之的問題。靠什麼來教呢？當然是靠文化來教，靠文化強國。所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強在文化。
說到強國與富國的區別，大家都容易理解，她不僅僅是經濟的騰飛，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當然說到強國，人們還可能會想到富國強兵，想到軍事的強大、武力的強大，所以，西方人才提出“中國威脅論”，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特點。在中華文化中的強，並不是軍事武力的強大，而是文化道德的強大。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也提出，大國者，好戰必亡，這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貫特征。比如說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中有這樣一句話，“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什麼意思呢？土地廣闊，但不實行德政者，國家就有危險﹔倚仗兵力強大而欺凌別國者，自己也會滅亡。在《群書治要·文子》中也有一句類似的話，它說：現在有人認為隻要強大就可以致勝，於是便丈量本國的地域，計算本國的人口，認為隻要富有，就有利益，所以，熱衷於計量儲存的糧食，稱量所擁有的金銀。如果這個道理是靠得住的話，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這就是告訴我們，如果真的是強大就可以致勝，那麼有千輛馬車的君主無不可以稱霸諸侯，有萬輛馬車的大國更是永遠不會滅亡了。一個國家將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義暢行，國雖小，也不能輕視。由此看來，國家得以存在，在於有道而不在於其大，國家所以滅亡，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其小。這種注重道義的文化，我們把它稱為王道文化。
但是我們也看到，西方許多國家近百年來所奉行的都是霸道文化。早在1924年，孫中山先生就對霸道文化和王道文化作了一個對比。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他講到，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來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隻見物質文明，隻有飛機炸彈，隻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這種文化專用武力壓迫人，用我們中國古話來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簡單地說，東方的文化講王道，西方的文化講霸道，講王道就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中還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也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所以，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使中國的經濟強大，更重要的是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帶給世界，為世界解決沖突，實現世界和平提供啟示。
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習總書記的一些重要講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之所以廣受歡迎，就是因為他對愛好和平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體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也正是因為這種文化自信，他才提出了要建設“一帶一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相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解決當今世界人類面臨的難題提供出路和答案。
當今世界沖突不斷，危機四伏，英國有位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湯恩比教授就認為，要拯救今天的災難，唯有從中華文化中尋找答案。他的這一個結論可以說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因為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中國的文化是施行王道的文化，隻有這種王道的文化，才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特色的文化，使中國成為一個能夠貢獻世界和平，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強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與魂，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必然是中國特色。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從經濟領域來看，中華傳統文化對於建設富強中國提供可貴啟示。
在《管子》中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所以，治國首先要富民，認為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是國泰民安的物質保証。但是，對於如何富民，中國古人卻有著自己的見解。在《晏子》上也記載著，齊景公來請教晏子：“富民安眾難乎？”說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難嗎？晏子回答說，很容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能夠節制欲望，人民就富裕了，審判訴訟公平合理，人民就會安定。你想富民安眾，隻要把這兩條實施到位就可以了。在古人看起來，怎麼樣富民呢？並不是簡單地刺激消費、拉動內需、追求GDP的增長，人民才會富裕，如果僅僅追求GDP的增長，重視商業、輕視農業，反而還會導致兩極分化，人民並沒有真正地富裕，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貧富分化還會導致其他的社會問題。
在《群書治要·說苑》上記載，魏文侯曾經問李克，“刑罰產生的根源在哪裡？”李克說：是產生於百姓的兩種心，那就是百姓邪曲不正的奸邪之心，還有淫佚之心，放縱奢侈的心。而這個奸邪之心是因為人們飢寒交迫生起的，淫佚之心是因為放縱奢侈的人把心思耗費在文飾之上，一旦人們把這些看成是有價值的東西，那麼男人就會放棄農業，從事雕紋刻鏤﹔女子就會放下織機，去學習刺繡，而農事受到防害是飢餓的根源，紡織受到防害是寒冷的根源。
“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老百姓飢寒交迫，吃不飽、穿不暖，還能夠不作奸犯科的這是很少有的。“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飾品華美亮麗，卻不奢侈放蕩縱欲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人不禁止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就是奢侈品生產越來越多，結果就會導致“國貧而民侈”，國家很貧困，而人民越來越奢侈浪費。貧窮的人就會想出一些奸詐的邪取不當的方式來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富足的人就會相互攀比，過上更加放逸縱欲的生活，這等於驅使人去做邪曲不正的事。
在《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也有一段類似的闡述。“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炫耀、芬芳嘉味者也。”人之常情都是喜歡榮華富貴，喜歡美麗的服飾叮當作響而且炫人眼目，喜歡吃的都是美味佳肴，而白天想著這些事，夜裡做夢還是想著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想怎麼樣吃喝玩樂，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往溝壑裡流淌一樣，是自然而然的。古人把人的欲望比作欲是深淵，欲壑難填，通過禮法制度來防患於未然，讓人把欲望設置在合理的范圍內，並且做到欲而不貪。
但是現在卻不是這個樣子，現在市場上都賣那些奢侈的工藝品，商家都可以賣那種僭禮的服飾，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們看到這些能夠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就不可能不去買。而商人家家戶戶都是超越等級的享受奢靡無度，國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人，都會去追求奢侈浪費、僭禮的生活，這並不需要到家家戶戶宣傳，而是時勢潮流驅使他們這樣做，這是天下最讓人憂心的事情之一。
而且，這還不止，世間奢侈的風氣越來越重，服飾都違背禮制，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越來越昂貴，農業這個本業卻越來越低賤，務農的人，種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微薄，從事工商業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潤卻豐厚百倍。那會怎麼樣呢？那就會導致農夫放下了鋤頭，織女放下了織機，如此一來，親自耕種的人越來越少，從事商業的人越來越多。這樣怎麼會有豐收的年景呢？財富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商家的手裡，百姓窮匱，於是為了吃飽穿暖，很多人淪為奸寇、強盜。而國家的倉庫越來越空虛，監獄卻已人滿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豐，受飢挨餓，流亡過世的人就數不勝數。而憂於從上到下都很窮匱，所以也沒有辦法做到互相接濟。后面他還說，“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國家是以人民為根本，人民是以糧食作為命根，現在糧食都沒有人去耕種，人民不能夠保命，這個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國家就會陷入危難，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
從這一段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思考問題看得很深遠，他能夠抓住根本，而不是就事論事，農民付出的多，收入少，工商業付出的少，收入卻豐厚，導致了貧富差距加大，貧窮的人就會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會做縱欲放蕩之事，這樣一來，作奸犯科的事情越來越多，一旦人們養成奢侈放縱浪費的習慣，國家的資源也就會越來越枯竭，如果國家再不重視農業，耕田的人越來越少，衣食都不能得以保証，那遇到災荒就沒有辦法接濟了，再遇上戰爭等突發事件，也更無法應對。中國古人告訴我們要重農、節欲，這才是富國之策。這些節欲務本的富國思想，對於解決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解決今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偏頗，可以說仍然具有借鑒的意義。
第二，從政治領域看，中華傳統文化對於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參考。
中國實行民主政治，這是我們明確的目標。問題是在中國這樣的國情，包括在中國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的是什麼樣形式的民主。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理解，我們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並且提出協商民主作為有益補充。這是為什麼呢？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對選舉民主的弊端有著深刻的分析，從傳統化看來，西方所採取的選舉民主具有以言取人、結黨營私、遺漏人才、自贊毀他，引發對立和競爭等等的弊端。在一篇文章中對這個問題我曾給予專門的論述。
比如說，西方一人一票制的選舉，很難避免結黨營私。在《群書治要·六韜》中有這樣一句話，這句話可以說是把西方選舉民主的弊端揭露的淋漓盡致。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如果以世俗大眾所稱贊的人，稱為賢德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視為不賢德的人。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往往被舉薦出來擔任了領導，而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結果這些邪曲不正的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的人蒙蔽了、埋沒了。忠臣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奸邪小人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這個世間的亂象會越來越嚴重，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從這段話中讓我們看到了選舉民主的弊端。我們才採取了民主集中制，並且提出協商民主作為選舉民主的有益補充。不要一談到民主政治就認為傳統文化不能為它提供什麼借鑒和參考，其實恰恰相反。所以，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上，也要有自尊心。要創造對人類有更大貢獻的民主的好形式。而這種信心也是來自於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
第三，從文化領域來看，中華傳統文化對於建設文明中國提供深厚滋養。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被譽為禮義之邦、華夏之族，靠的是什麼？當然靠的是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
中華文化被稱為禮樂文化，但是我們現在一提到禮，就被人認為是吃人的禮教，認為是講等級觀念。像有些人說，古人有句話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不是講等級、不平等嗎？意思是說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受處罰，而一般老百姓卻要依法承辦。實際上這是我們對這些話產生的誤解所導致的。
在《孔子家語》中記載，冉有去問孔子，“從前的君王制定法律，規定刑不上大夫，就是刑罰不施加於處在上層的大夫﹔禮不下庶人，禮儀不涉及在下層的百姓、平民。如果這樣的話，大夫犯了罪就能夠不用刑罰，普通人辦事就可以不講究禮儀了嗎？”這句話的誤解其實在古人那裡已經存在了。而孔子已經給予了很好的解答。但是我們現在人沒有去讀古書，仍然按照自己的誤解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孔子說，並不是這樣。大凡整治君子，要用禮義來引導他的心志，是為了用廉潔知恥的節操來勉勵他們。為什麼要講禮呢？講禮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為了懲罰人的行為，而是要引導人的心智，培養起一個人的羞恥之心、廉恥之心，讓他從根本上就不想去觸犯法律。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有犯貪污受賄罪而被罷免流放的就叫“簠簋不飾”。你看他犯了貪污受賄的罪，要被流放了，要去被罷免，但是不直接說他犯了這樣的罪，而給他起了一個很隱諱的名字叫“簠簋不飾”。這是為什麼呢？這是為了維持他的羞恥之心。有犯淫亂、男女不別之罪的，就叫“幃薄不修”，這個“幃薄”就是帳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隔離內外。“幃薄不修”，就是指男女不分，內外雜沓，指家庭生活淫亂。有犯欺騙君主不忠誠之罪的就叫“臣節未著”﹔有犯軟弱無能、不勝任工作之罪的就叫“下官不職”﹔有犯了冒犯國家綱紀之罪的就叫“行事不請”。這五個方面對大夫已經有單獨確立的罪名了，但是還是不忍心以斥責的語氣直呼其罪名，而且為給他們避諱，就採取了這樣的稱呼。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讓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和恥辱。
大夫的罪行如果是在五刑范圍之內的，他收到責罰的通知之后，就戴上白色的帽子並系上牦牛毛繩，用盤盛盥洗之水，並架上一把劍，前往宮廷自行請罪。國君不派執法人員前去捆綁捉拿他，如果把他捆得五花大綁，又在街上一走，那讓人看了之后他會很沒面子，這都是為了給士大夫留面子，這是一種尊敬賢人的體現。士大夫很有羞恥之心，如果犯了罪大惡極的罪行，他聽到責罰的命令下達之后，自己就感覺到慚愧，感覺懺悔，於是他就面向北方，也就是君主的方位，拜兩次，然后就跪地自裁，自己就自殺了。所以，國君不派人押送斬殺他，並且對他說，您大夫是自取其罪，我對您已經有禮了。因此，刑罰不施加於處於上層的大夫，但是大夫並不會因此就逃避其應有的懲罰，這是靠什麼達到的呢？這是靠禮儀的教育，因為禮使他培養了一種廉恥之心。使得這些大夫，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中高層的領導干部，都有強烈的羞恥之心，他做錯事，事情一敗露，國家要責罰的時候，用不著捆綁、捉拿、解壓，他自己就知道慚愧自裁了，所以刑不上大夫，這實際上是尊賢的一種體現。雖然“刑不上大夫”，但是大夫並沒有因此逃避懲罰。
為什麼“禮不下庶人”呢？庶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因為他們要經常急促地做事，忙於生計，不能完滿地實行禮儀，所以就不責求他們完成安全禮儀行事，這實際上是對老百姓的一種寬厚之心。
在禮儀教化的情況下，比如說周朝的成康盛世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是刑措不用，囹圄空虛，當時的刑罰雖然很完備，但是都擱置不用，監獄裡沒有犯人，囹圄空虛，為什麼呢？因為人人都有羞恥之心，沒有人去犯罪。
在唐太宗的貞觀年間，比如說公元632年，這一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有290人，但是，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許他們回家處理后事，到第二年秋天再回來接受死刑。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到第二年9月的時候，這些被判處死刑的囚犯無一例外地都回來，沒有一個人逃跑。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這些囚犯、死刑犯也都有羞恥之心，都講禮義。
在這種禮義的教化之下，即使是囚犯、盜賊都有廉恥之心，都有羞恥之心。但是，我們現在社會，由於缺少了禮義道德的教化，一般的民眾，甚至一些知識分子、領導干部，都寡廉鮮恥，所以，缺少了禮的教育，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孟子》上所說的，“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談不上文明，和文明社會相去甚遠。文明靠什麼達到呢？靠禮樂這種教育來達到的。
除了禮教還有樂教，比如孔子的時候，他就以六經教導學生，其中就有《樂經》。孔子最了解音樂的特性，所以，他強調放鄭聲，用韶舞。到了秦漢之后，《樂經》就失傳了，六經變成了五經。但是，在《書經》還有《禮記》，還有《史記·樂書》中都保留有重要的樂理，可以奉為《樂經》。比如《書經·虞書》中記載，舜帝命夔典樂，以“教冑子”。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舜帝命夔這個人來主管音樂教育，教導這些嫡長子，教導的效果是什麼呢？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經過音樂的教化，使人的性格可以變得“直而溫”，正直而又溫和，有的人確實很正直，但是往往理直氣壯，失去了溫和的態度。“寬而栗”，為人寬和，而且恭謹，人一隨和就往往流於隨意，失去恭敬心，但是禮樂的教化可以讓人既保持寬和，又有威儀，讓人不敢輕慢。“剛而無虐”，剛強又不暴虐，這個剛有剛正、剛直、剛強的意思，一個人有剛強的品質，但是沒有流於殘暴、暴虐。“簡而無傲”，雖然處事風格很簡約，但是沒有很傲慢，這都是樂教的結果。
對於樂教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曾借用蘇格拉底之口，強調了音樂教育之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的多，是因為節奏與音調有著最強烈的力量能夠進入心靈的最深處。一個真正受過音樂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靈裡，會有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的美，表現在有形的體態舉止上也會有一種與之相應的調和的美。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由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它對同道中人必然會一見如故，而對於那些渾身不和諧的人，它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音樂的教育達到的最后目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培養了人對真善美的愛，培養了一種對和諧的向往。
其實不僅僅音樂教育是達到這種對和諧的，對美的愛。一切的藝術熏陶，我們所說的素質教育，其實都是要達到對真善美的愛。
比如說，有一個故事，講的是末代皇帝溥儀，他是王國維的朋友。有一次，王國維請他到家裡作客，在這個過程中就向他展示了很多收藏的書畫作品、藝術品。結果溥儀就說，這一件是假的，這一件是贗品。王國維開始有點不相信，因為他在幾秒鐘之間就可以告訴他，哪一個是假的，哪一個是贗品。於是就派來一些鑒寶專家鑒定，結果驚訝地發現，凡是溥儀所認為的贗品，確實都是贗品。王國維就問他，你怎麼可以在兩三分鐘之內就可以告訴我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假的呢？溥儀怎麼說的呢？他說：很簡單，因為它和我們家所收藏的那些藝術品有點不一樣。因為溥儀從小生活在皇宮之中，他們家所收藏的都是貨真價實的正品，他看這些真的東西看得多了，自然對那個假的東西一眼就能夠分辨，這就叫素質教育。所謂的音樂教育、繪畫、美術教育，以及包括我們說的修身，這些統統稱為素質教育，最后達到什麼樣的境界呢？其實達到的就是對和諧的、對真善美的熱愛，他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美丑，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他對於同道中人就有識別能力，對那些不和諧的人也能夠有所感受。
這個就是講禮樂文化使我們成為文明國家，成為禮義之邦、華夏之族。
第四，從社會領域看，中華傳統文化對於建設和諧中國能夠提供有效方法。
把和諧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借鑒了傳統文化的結果。現在我們都在講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前面講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理論淵源和基礎就是被后世奉為百代常行之法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就是古聖先賢治理國家的綱領。用聖人之道治理國家的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這種聖人之治也是恆常不變的，也是可以為我們今天所借鑒的。
聖人之道就是人之道，用孟子的話來說，“亦有仁義而已”，也就是《周易》上所說的，“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就是說，仁義是在位者治國理政所應當奉行的准則。既然如此，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也必須體現出仁義的精神。所以，制定和實施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而不是以懲罰為目的。如果忘記了制定法律背后的仁義實質，而以殘酷之心來施行法律，那就違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
在《群書治·新序》上記載著“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施行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就把子貢召過來，並且向他請教：“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回答說：“你是守法的。”他又說：“我不廉潔嗎？”子貢說：“你也很廉潔。”臧孫又說：“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會辦事嗎？”子貢說：“你也很能辦事。”臧孫就說了：“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辦不到，既然這三者我都辦到了，為什麼你還批評我呢？”子貢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因為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有執政能力，但是以此欺凌屬下。”
子貢還說，你沒有聽說過當時的子產是怎麼治國的嗎？子產在治國的時候用仁愛禮義教導人們，以使人們從不違道，所以政事非常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就寧可從重獎賞﹔對於懲罰的輕重難於判定的時候，就寧可從輕懲罰。因為實行了這樣寬鬆的政治，子產治政七年之后，社會風俗非常和平，自然災害都沒有，國家也不需要用刑罰處罰，監獄都空了。到子產過世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百姓都痛哭流涕，並且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還怎麼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給誰呢？如果能夠讓子產重新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我們都願意。”這是因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你現在執政是什麼情況呢？聽說你有病了，人們都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民都非常恐懼，說：“臧孫的病又痊愈了，我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呢？”所以，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是多麼的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呢？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為官者賞罰分明，也很廉潔，但是如果過於苛刻，人民也不會感恩戴德，而且還會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給他的也很豐厚，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災禍。最大的德行莫名過程於人，最大的禍害莫過於刻薄、苛刻，這說明為政要寬和、仁恕，而不能夠過於苛刻。
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所謂的“民之父母”，本應該愛民如子，要效法天有好生之德。對待犯罪的百姓，就如同是對待有疾病的或者犯錯的孩子一樣，要想方設法地幫助他、教育他轉惡為善，而並不是以能行懲罰為樂事。
《鹽鐵論》中也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作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待犯了罪的百姓，就應該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不過是增施恩惠，寬厚罷了。《鹽鐵論》上說，“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他的禮義，昭明他的教化，禮義完備，教化昭明，還有人不服從，才按照他違法亂紀的程度給予不同的刑罰。刑罰得當，老百姓就沒有怨言了。“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如果忽視了道德教化，人民因為無知而犯法，再用禮法去苛責，這就是殘害百姓。
所以，《鹽鐵論》中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系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刑罰對於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於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但是不輕易使用。聖人借助於刑罰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就可以擱置不用。這就是《尚書》上所說的“刑期於無刑”。為什麼要設立刑法呢？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懾的作用，它的目的是期望人們不要去觸犯法律，而不是拿著法律去制裁人民，並以制裁津津樂道，以此為榮。為什麼人們不觸犯法律呢？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人人都具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德行，人人都向善、守信，這樣和諧社會才能實現。
人要按照天地之道來治國，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社會和諧的結果。所以，我們提倡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重視“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這樣才能使社會呈現出祥和的氣氛。
第五，從生態領域看，中華傳統文化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關鍵理念。
中國古代自古以來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個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強調人與自然萬物是一體的關系，既然是一體的，也是相互感應的。這種思想貫穿在儒釋道的思想之中。比如說庄子，他就說，“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為一”。王陽明也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
深受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影響，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自然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人類征服、主宰、控制、利用的對象。比如說，傳統社會，中國建筑的最高美學標准就是“巧奪天工”。什麼意思呢？建筑的工藝如此的精妙，如同自然天造。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的建筑不僅沒有破壞自然環境，而且還能夠與自然完美融為一體。比如我們看到的頤和園、蘇州園林等等。還有一些千百年前建造的水渠大壩至今仍然造福著當地的人民和自然環境。正是因為人與自然這種“天人合一”的關系，使得中國人民長期以來保持著和自然和諧相處的關系。這些思想對於我們建設美麗中國都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源泉、思想淵源和豐厚滋養。我們相信，中國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必將為世界各國正確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提供借鑒，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出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再創輝煌。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