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機制建設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在金磚合作機制的建設中，最根本的挑戰來自於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狀況與相互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在廈門峰會之后，金磚合作的經濟領域又進一步拓寬，金磚合作機制更加制度化，但同時保持了靈活性，更有利於治理角色的發揮，金磚機制的光明前景可期。金磚合作機制追求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與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的訴求具有一致性。金磚合作機制提升了自身的國際話語權也增強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基於中國在金磚合作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對自身增強國際話語權有著重要意義。

金磚國家機制建設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金磚”（BRICS）作為一個專用名詞在世界經濟、金融與國際政治、外交領域早已“名聲顯赫”。2017年9月3—5日在廈門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進一步為這一國際合作機制注入活力，讓其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從最初的滿懷理想、勃勃生機，到近年一些成員國經歷經濟滑坡，國際輿論常有悲觀論調，再到如今致力於開啟第二個“金色十年”，彰顯深化合作的伙伴關系與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意志，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十年之路並不平坦。但遭遇問題和挑戰只是這一國際合作機制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次要方面，主流的態勢積極向好，既有的成就不俗，一個更加光明的前景可期。當然，也不應諱言金磚合作機制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設的一大重要訴求，是以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身份和集體的形式增強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這與中國致力於增強國際話語權的目標和訴求是一致的。中國是金磚機制的重要倡導者和最大經濟體，引領金磚合作機制發展也是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更加有所作為。

“概念先行”的制度建構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基礎不僅在於作為經濟實體的“金磚國家”成員國的合作意願，還在於作為概念的“金磚國家”的形成，是較為典型的“概念先行”的制度建構。

這個概念之所以轉化為一種成功的現實國際制度，表明了富有洞察力的觀念所具有的建構力量，而提出金磚國家概念的吉姆·奧尼爾遴選“金磚國家”的基礎是具有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是非西方新興經濟體中的佼佼者，經濟發展狀況是成為“金磚”的依據，因此，從經濟增長角度來評判金磚國家的發展前景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順理成章的視角。從這一點來說，如今金磚機制已經擴展到經濟領域之外，將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納入進去，這使金磚合作機制更加深化，再僅僅依據經濟增長的單一視角難以合理評判金磚合作機制的角色和功能。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又強化了金磚國家概念的傳播。

金磚機制的光明前景可期

在金磚合作機制的建設中，最根本的挑戰來自於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狀況與相互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上的沖突。比如，從金磚五國2016年GDP對比來看，中國接近11萬億美元，印度、巴西相近均在1.8萬億美元左右，俄羅斯在1萬億美元附近，南非GDP相對較低，僅2000多億美元，中國的GDP相當於其他四國總和的兩倍多。[1] 這種結構性問題需要謹慎處理，尤其是需要經濟總量比較大的中國的政治智慧，避免合作政策上自我色彩過於濃重。不過迄今來看，中國與其他各國在合作機制中已經充分體現了“互尊互諒、平等相待、團結互助、開放包容、互惠互利”的金磚精神。又如，如何處理好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俄羅斯主導的歐亞聯盟政策與印度的“季風計劃”之間的戰略互信與戰略對接關系，也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再如，國際制度架床疊屋，金磚合作機制與G20、APEC、上海合作組織之間可能存在制度重合與效率問題等。不過，考慮到各種問題和挑戰，權衡利弊諸因素，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金磚合作機制會有一個光明的前景。主要理由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是金磚國家身份的力量基礎，而有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才能使金磚合作機制不斷煥發出光彩。盡管十年間世界經濟的增長態勢出現一些波折，特別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對金磚國家造成沖擊，然而，有兩組權威的數據可以說明金磚國家在經濟增長上的總體表現。一是習近平主席於2017年9月3日在廈門發表的《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的演講中闡述道，“十年間，五國經濟總量增長179%，貿易總額增長94%，城鎮化人口增長28%，為世界經濟企穩復蘇做出突出貢獻，也讓30多億人民有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十年中，中國經濟總量增長239%，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73%，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是2017年6月19日王毅外長在金磚國家外長記者會上曾引用的數據，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十年來，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12%上升到2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增大，超過了50%。[2]總體而言，金磚國家經濟總體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全球佔比都大幅上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穩步增長。在廈門峰會之后，金磚合作的經濟領域又進一步拓寬，我們對金磚合作機制的經濟基礎完全可以看好。

第二，金磚機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有廣闊的發揮空間，責任承擔有制度需求。在全球化飛速發展以及“逆全球化”暗流洶涌的時代背景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構建，是應運而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給經濟、金融、社會發展等領域帶來大量問題，原來主導世界經濟領域國際制度建設或提供主要治理方案的是西方七國集團，然而，進入新世紀后，一方面，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在總體上下滑，甚至相對“衰落”，美國更是被反恐、對外戰爭等原因耗費國力，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願雙雙下降，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全球治理需求早已是西方所難以單獨承擔的﹔另一方面，發展中大國和新興經濟體要在全球化起伏動蕩的時代維護和保障自己的發展利益，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治理責任，努力發揮治理能力，而不是任憑西方主導全球治理體系，自己隻作隨從者。從這兩方面來看，金磚機制建設恰是對於建立更公正更合理全球治理體系的“制度回應”。2008年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第一次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啟動，不是偶然。與鬆散的G20機制相比，金磚合作機制更加制度化，但同時保持了靈活性，更有利於治理角色的發揮。隻要全球治理體系有制度需求，金磚合作機制就有廣闊的發揮空間。

第三，金磚機制下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契合、合作制度拓展與凝聚力強化三位一體。金磚國家都是新興市場國家，是非西方的世界上最重量級的經濟體，彼此間的利益契合度高，而且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這兩種類型的國家中都具有代表性。同時，由於這些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大國身份定位，在戰略上也有相互借重的需求，這也是利益契合的一個方面。利益契合度高，決定了合作的意願強，這兩者又決定了制度建設的不斷推進和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恰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金磚機制從貿易、投資領域拓展到了幾乎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工商、金融、貨幣等所有領域，還外溢到政治互信與人文交流領域。利益契合、合作制度不斷拓展強化了金磚機制的內在凝聚力與粘合性，所以，雖說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各大國都有自己的發展戰略規劃，但是“開放、包容、平等、共享”已成為各國的原則共識。2017年中印之間發生“洞朗事件”，這是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的邊境沖突事件，但是為了金磚領導人廈門會晤的順利舉辦，中印顧全大局，很快以和平方式解決了這次危機，這是金磚合作機制具有凝聚力和黏合度的一個注腳。利益契合、合作制度拓展與凝聚力強化三位一體，其間有一條清晰的邏輯。

金磚合作機制對於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的意義

金磚合作機制的基本訴求之一，就是增強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全球治理中各自的和集體的國際話語權。這種訴求在歷屆的領導人峰會公報或發表的宣言中有著前后相當連貫的表達。比如2009年的第一次金磚峰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四國呼吁建立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第三次峰會《三亞宣言》，重申國際經濟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應該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第四次峰會《新德裡宣言》，明確提出全球治理改革的訴求，呼吁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第九次峰會《廈門宣言》重申，“我們五國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我們決心構建一個更加高效、反映當前世界經濟版圖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這裡的用詞雖然是“發言權”，含義等同於“話語權”。作為一種集體行為，金磚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當中同時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份額。而各項具體的合作內容與政策推行，對於金磚機制以及成員國的國際話語權提升，也是重要支撐。

金磚合作機制追求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與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的訴求具有一致性。在當今時代，“國際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話語權政治”，一個日益崛起的、離國際舞台中心隻有一步之遙的中國，需要越來越強大的，與崛起的實力和正當的利益訴求相對應的國際話語權。換句話說，擁有強大的國際話語權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但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國際話語權“西強我弱”基本格局還沒有改變，因此，增強國際話語權成為中國對外政策應該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國際話語權，則包括以話語言說和表達為載體的“話語性話語權”，基於實力地位而形成的“結構性話語權”，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認同而帶來的“制度性話語權”，以及建立在價值觀、正當性和道義制高點基礎上的“道義性話語權”等。議題設置的引導性也是國際話語權的重要來源。從話語權的這些類型來評判，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設，作為一項國際制度，中國積極參與並發揮一定的引領作用，中國在其中因實力最強也處於結構性優勢地位中，該機制代表著諸多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以及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合法性訴求而具有道義正當性，中國在機制建設和內容拓展上的許多創建性提議被轉化成了政策，概括而言，金磚合作機制提升了自身的國際話語權也增強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基於中國在金磚合作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對自身增強國際話語權有著重要意義。

理性評判“唱衰”的聲音

作為全球治理體系中一項常被聚焦的國際制度和成員國構建伙伴關系、實現合作共贏的重要途徑，金磚機制建設的基礎是否穩固，內在結構是否合理，前景如何，依據不同理論和資料信息、站在不同視角或基於不同利害關系人，看法往往有極大的差別。對於那些“唱衰”的聲音，我們要理性評判，這其實也是金磚國際機制建設中我們應持的基本態度之一。除非是故意的詆毀和惡意攻擊，需要“懟”回去，對於一般的看淡金磚機制未來前景的負面性評判，事實勝於雄辯。“唱衰”金磚機制通常是出於片面立論，但也未必不是給我們警醒。

對於金磚合作機制“唱衰”的論調，有“成色不足論”“金磚衰退論”“金磚晚會散場論”等，其中最著名的“唱衰”論者，有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的約瑟夫·奈和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與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約瑟夫·奈還曾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國務卿和克林頓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在中國學界更是以“軟實力”的提出者而聞名。他於2013年4月發表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指出，“三年前，我對金磚國家持懷疑態度，現在亦然，盡管最新的峰會看上去頗為成功”。他主要是從成員國政治制度上的異質性與經濟發展上的不同訴求作為評判依據的。他認為：“沒有辦法團結起來，其實正是金磚國家內在不一致的表征。從政治上講，中國、印度和俄羅斯是亞洲影響力競爭對手。從經濟上講，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擔心人民幣低估對各自經濟的影響。” [3] 其實，金磚機制近年來不斷拓寬經濟合作的領域，在世界經濟中的貢獻率上升，增長率較多地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並將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納入金磚機制，已經是對約瑟夫·奈的回答，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從來沒有成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障礙。約瑟夫·奈的觀點是基於“零和博弈”的落后思想。但是，他提醒金磚機制應注意內在的差異性事實和強化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結構性脆弱問題值得重視。

馬丁·沃爾夫不僅認為金磚合作機制已經過氣了，而且認為金磚國家是個偽概念。他在2015年1月接受新浪財經專訪時表示，“我從來就沒覺得金磚五國這個概念有任何實際意義，我也從來不用這個概念”。他認為由於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讓原本代表著全球經濟新興力量的金磚五國也逐漸褪色，“現在唯一看起來風景獨好的經濟體是美國。” [4] 相比之下，約瑟夫·奈針對的是金磚合作機制，而馬丁·沃爾夫強調是金磚國家作為單獨經濟體的前景及其比較。國際上也有輿論強調金磚合作機制的重新拆分。這些觀點在金磚國家機制不斷推進的合作和換發活力的政策清單面前，沒有多少說服力。

習近平主席於2017年9月3日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闡述道，“現在，有人看到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出現起伏，就斷言‘金磚失色、褪色’。毋庸諱言，受內外復雜環境影響，金磚國家發展難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風。但是，金磚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沒有改變。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5] 他對於國際上“唱衰”論調做了理性、溫和但堅定有力的回應，顯示的是一種“金磚自信”。

（張志洲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 《中國再成焦點：全球關注金磚峰會四大焦點》，全景網，2017年9月3日，http://www.p5w.net/weyt/201709/t20170903_1942978.htm.

[2] 王毅：《金磚的“份量”更重了，“成色”更足了》，搜狐網，2017年6月19日，http://www.sohu.com/a/150214443_120809.

[3] 約瑟夫·奈：《沒有粘結在一起的金磚》，載《聯合早報》，2013年4月10日。

[4] 《金磚五國過氣美國經濟風景獨好》，新浪財經，2015年01月22 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150122/094121361356.shtml.

[5] 習近平：《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2017年9月3日，廈門），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903/c1001-29511834.html.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