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場外交”助力中國戰略能力提升

“主場外交”的價值在於東道主可以利用主場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優勢，掌握或增強國際話語權，擬定有利於本國的議題或議程，推動制定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規則或秩序，從而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場外交”不斷增加，呈現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等特點，為中國的戰略能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進一步增強影響力，中國的“主場外交”還需注重長遠規劃和謀篇布局。

2017年9月3—5日，金磚國家峰會在廈門舉行，這是中國“主場外交”的又一次重磅亮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奮發有為，“主場外交”更是好戲不斷。通過舉辦亞信峰會、APEC峰會、G20杭州峰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亞洲政黨專題會議等一系列多邊峰會，中國“主場外交”有聲有色，戰略能力得到不斷提升，由此也帶來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顯著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對於當前中國對外戰略而言，最大的戰略挑戰之一在於如何盡可能高效地將中國不斷增強的實力轉化為相應的國際影響力，使中國的國際貢獻和國際聲譽更加平衡，而戰略能力提升則顯得至關重要。如何提升中國的戰略能力，主要在於不斷參與國際機制建設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推廣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而“主場外交”則成為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

“主場外交”的概念與價值

“主場外交”是在本國的國境之內舉行雙邊或多邊的外交活動。這也是對其相對比較寬泛的理解，其形式上可以是雙邊會晤，也可以是多邊峰會﹔內容上既包含傳統的政府間外交，也涉及經濟、文化、科技、體育等諸多領域。不過對於國家戰略能力提升而言，不同的“主場外交”的作用也不盡相同。相對而言，有關重要國際組織或重要國際議題的多邊峰會類型的“主場外交”更受青睞。據此，有學者對“主場外交”的概念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將“主場外交”界定為在一國(境)內開展的，由東道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並能對維護和拓展該國國家利益發揮積極影響的各類重要外交活動，包括雙邊和多邊的外交活動。[1]

相對於傳統的隻有職業外交官參與的“小外交”而言，“主場外交”更像是“大外交”，除了外交官和涉外政府部門參與外，社會政治團體與組織、經濟文化主體甚至公民個人也能夠參與到“主場外交”當中。[2]“主場外交”是“大外交”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可以理解為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多領域、多層次、多主體共同參與的綜合性、立體式、整體性的外交。在中國，除了外交部，中聯部、商務部、文化部等部門也是主場外交的重要參與者，在政黨外交、民間外交、經濟外交和文化外交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相對而言，目前比較重要的多邊峰會往往是“主場外交”的重頭戲，除了如聯合國大會這樣在固定地點召開的多邊峰會外，其他諸多如G20 峰會、金磚峰會、東亞峰會、APEC 領導人峰會、核安全峰會等基本上是在各國輪流舉行，也成為各國“主場外交”的亮點所在。目前來看，世界各國有關多邊峰會的“主場外交”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方面是積極打造長期在本國舉行的多邊峰會品牌，另一方面則是努力爭取重要的多邊峰會在本國舉行。

為何世界各國競相爭取主辦這些重要的多邊峰會？這實際上也體現了“主場外交”的價值所在，可以利用主場便利在議程設置、人員安排、媒體宣傳等多方面發揮積極引導作用。“主場外交”的價值在於東道主可以利用主場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優勢，掌握或增強國際話語權，擬定有利於本國的議題或議程，推動制定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規則或秩序，從而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3]具體而言，“主場外交”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議程設置的先導性﹔二是理念輸出的便利性﹔三是國際合作的規模性﹔四是媒介影響的引導性。

中國“主場外交”的機遇與訴求

中國目前正處在國力上升的關鍵階段，“主場外交”的開展恰逢其時。中國積極開展“主場外交”的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實力的增強可以更加有能力為國際社會辦大事。弱國無外交，本質上體現的是國家實力與外交能力之間的關系。中國古訓推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如今，中國實力的增強不僅可以更多地在國際舞台上展示自我，發揮自身的作用，還能在多邊峰會上長袖善舞，貢獻自己的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顯示，近五年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達35%，足以顯示中國的經濟力量。可以說，今天的國際大事，沒有中國的參與都是有所欠缺的。中國不斷舉辦“主場外交”，“這體現了中國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的自信和塑造能力在加強，中國開始更多地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4]

第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與期待也顯著增加。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也與日俱增，不僅對中國產品、中國留學、中國旅游感興趣，也期待中國理念、中國方案能大放光彩。特別是在孤立主義有所回潮的國際形勢下，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夠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在經濟發展與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中國外交理念的與時俱進與不斷革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國際社會保持謙虛低調的姿態，不當頭不爭強。不過如今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影響國際社會的能力也與日俱增，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不能僅僅成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還要發揮好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的作用。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也更加“有所作為”，認為發展機遇不是等來的，而應積極主動爭取。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反復強調要維護、用好和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些就需要中國外交更加奮發有為，而“主場外交”則成為有力手段。

緊緊抓住開展“主場外交”的有利時機，中國的“主場外交”也要有的放矢，核心在於增強中國的戰略能力，目標聚焦於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一是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盡管目前中國的GDP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名列全球第一，還是全球貨物貿易頭號大國，眾多國家的最大或重要貿易伙伴。不過相對而言，中國的國際影響與國家實力還不匹配。通過不斷舉辦“主場外交”，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因為每次重要的“主場外交”，都有數十個國家上千名代表參加，更有不少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重要的國際組織負責人也悉數登場，通過議題設置、媒體宣傳等方式，傳播中國理念、中國聲音，展示中國實力，有利於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二是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強弱的重要標志之一便是這個國家的理念、方案等在國際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盡管當前中國為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國際社會並未給予相應的評價，這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強有很大關系。國際話語權不是靠吹噓所能獲得，而是需要加強話語塑造、有效傳播和良性互動。通過“主場外交”的舉辦，中國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增強中國的話語權。一是在會議主題、議程設置等方面植入中國理念﹔二是中國領導人利用會議發言機會闡述中國理念和方案。如2014年亞信峰會上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2015年博鰲論壇上提出的“亞洲命運共同體”。

三是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是當今國際體系的“后來者”，在許多國際機制當中處於后進者的地位，這也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受限。由於現有國際機制的既得利益集團不願讓步，也導致國際機制的改革很難實現，這從中國想提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份額遇到的難度中可見一斑。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體現在中國在國際機制中的地位和能力。對於機制能力提升而言，“主場外交”是比較適宜的方式，中國可以利用“主場外交”契機推動國際機制改革或加強議程設置，也可創設中國的“主場外交”品牌，使得中國在諸多國際機制中的地位得到提升，通過國際治理參與增強自身全球治理的能力。

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場外交”的特點與成就

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場外交”不斷增加，呈現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等特點，為中國的戰略能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主場外交”數量不斷增加，內容日益豐富。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更加積極主動，不僅“主場外交”數量不斷增加，內容也日益豐富，形成了年年都有“主場外交”的重頭戲。2014年的亞信峰會和APEC領導人峰會，2015年的“9•3”閱兵，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2017年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此外還有中非論壇、中拉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等。這些多邊峰會成為了中國“主場外交”的亮點，使得中國“主場外交”不僅在數量上顯著增加，在內容上也是更趨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

第二，議程設置能力顯著增強，中國聲音鮮明。全球治理離不開多邊合作，限於時間、資源等有限性，每次多邊峰會隻能集中於幾個主要議題進行探討與合作。如何將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並需要國際合作的議題列為優先議題，這就涉及國家的議程設置能力。通過“主場外交”，中國的議程設置能力顯著增強，如2014年APEC峰會，中國將“互聯互通”列為三大議題之一，G20杭州峰會中國將“可持續發展”和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列為峰會的重要議題。與議程設置能力相應的是，中國聲音更加響亮，亞洲新安全觀、亞洲命運共同體、互聯互通、包容發展等中國聲音十分鮮明，影響也更為深遠。

第三，積極打造中國“主場外交”品牌，提升規則制定能力。中國不僅積極爭取舉辦APEC峰會、G20峰會、金磚峰會等重要的多邊峰會，還積極打造博鰲亞洲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中國“主場外交”的品牌，提升中國對國際規則的制定能力。通過打造中國的“主場外交”品牌，中國的“主場外交”可以經久不衰，國際影響也能持續增強。

第四，“主場外交”身兼數職，峰會外交、雙邊外交、多邊外交不斷結合。中國充分利用每一次“主場外交”的機會，積極開展雙邊外交、多邊外交，不斷加強與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溝通。如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不僅積極協調多邊峰會，還利用峰會契機舉行了中美元首會晤並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金磚領導人舉行了非正式會晤。此外，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和中國聯合國協會共同舉辦了二十國集團民間社會（C20）會議、商務部舉辦了二十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使得主場外交聲勢更加浩大。每次“主場外交”也並非只是政府外交，工商峰會、青年峰會等一系列配套活動也同時舉行，使得“主場外交”真正形成多領域、多層次、多主體的立體式外交，影響更加廣泛，效果更加明顯。

通過這些“主場外交”的舉辦，中國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一是中國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每次重大的“主場外交”，來華參會國家的數量與規格都蔚為壯觀。中國理念也借此頻頻傳播，亞洲新安全觀、可持續發展觀、網絡命運共同體不斷走出國門。二是戰略能力大幅提升。利用“主場外交”的便利，中國在議程設置上主動發力，將國際關注和中國關切相結合，國際利益和中國利益相協調，不斷貢獻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三是國際地位也穩步提升。中國所倡導的理念或方案都是自身經驗的總結，希望促進共同發展，在“主場外交”中積極進行傳播，以此發揮“主場外交”的主導和引領作用，[5]進而增強中國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主場外交”發展的建議

為了進一步做好“主場外交”，充分發揮“主場外交”助力中國戰略能力提升的作用，中國的“主場外交”還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強對“主場外交”的頂層設計，注重長遠規劃和謀篇布局。隨著中國由地區大國向世界強國轉變，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更加頻繁，外交工作也更加千頭萬緒。盡管“主場外交”是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頭戲，但“主場外交”並非多多益善，而是需要有針對性地做好“主場外交”，這就需要加強“主場外交”的頂層設計。圍繞未來中長期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加強對“主場外交”的謀篇布局。展望未來5—10年的中國外交，從區域來看，周邊外交無疑依然具有首要地位，從問題領域來看，經濟領域依然是希望所在。因而“主場外交”要圍繞這兩點，積極舉辦相關的“主場外交”和打造固定的“主場外交”品牌。

二是“主場外交”要以增強戰略能力為重要目標。“主場外交”絕不是請客吃飯熱鬧一下就行，而是要服務於中國戰略能力的提升。中國戰略能力的提升需要加強議程設置能力、機制創設能力、理念轉化能力。這就需要發揮“主場外交”的作用，促進中國戰略能力的提升，推動中國智慧、中國理念、中國方案造福世界，促進中國和世界的合作共贏。

三是增強“主場外交”的機制化建設。“主場外交”的機制化建設有利於減少辦會成本，通過多次重復利用辦會設施，探索和總結辦會經驗，加強外交部、中聯部、商務部等部門在“主場外交”上的協調，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主場外交”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主場外交”的機制化建設有利於打造中國的“主場外交”品牌，也有利於積累辦會經驗、提高辦會效果、培養外交外事人才。

四是注重“主場外交”的整體性，加強公私合作。“主場外交”是“大外交”而不是“小外交”，一些重要的“主場外交”甚至是全國上下一盤棋，多層級、多領域、多主體共同參與。這就需要加強“主場外交”的整體統籌，積極調動社會資源參與“主場外交”的輔助性工作，也有利於培養中國公民更多的國際意識。由於“主場外交”的復雜性，且不能隻有政府部門和官員參加，一些企業和社會團體也發揮積極作用，因而可以嘗試一些公私合作，將“主場外交”的一些邊緣性、輔助性工作在政府部門的指導下交由社會力量承辦。

五是注重中國理念與多元文化的對接。“主場外交”雖然能方便中國理念的提出和傳播，但一味地宣揚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則有可能會導致曲高和寡，畢竟其他國家來中國參會是為利益、發展、共識而來。因而中國在“主場外交”的主題設定、議程設置、理念引導等多方面要注意中國理念與他國訴求的對接，要注重多元文化的互學互鑒、要促進中國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協調。

【本文系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項目：“‘大外交’時代首都‘主場外交’的公私合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凌勝利 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副教授）

[1] 陳東曉：《中國的“主場外交”：機遇、挑戰和任務》，載《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5期，第5-6頁。

[2] 葉自成：《中國大外交：格局、利益和環境的變化》，載《國際展望》，2009年第1期，第14頁。

[3] 張穎：《辦好“主場外交”盡顯中國魅力》，載《前線》，2014年第5期，第32-34頁。

[4] 《“主場外交”成中國重要發聲平台1年8場成績如何？》，2015-3-2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8/c1001-26763868.html.

[5] 《楊潔篪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接受媒體採訪》，2016-9-7.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7/c_129272028.htm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