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外交在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的協同作用及其傳播機制創新

中國要提升國際活動能力和影響力，塑造本國形象，增強國家“軟實力”，其外交內容和方式必然要注入新元素。民間外交日益成為中國順應歷史走向、迎合時代潮流的重要外交突破模式，有利於推進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世界”的價值追求。民間外交及其模式創新對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並提升中國軟實力建設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

全球治理新挑戰背景下中國外交模式的轉型需求

目前全球治理依然經受著來自反全球化思潮的諸多新挑戰。在全球化出現逆轉以及國家主義回潮的背景下，一種極端的、民粹的保護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都在上升，其中極化的、分裂的、對立的情緒及運動正在挑戰並動搖著全球治理和社會融合的發展根基。雖然當前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認同碎片化等因素使全球治理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某種程度上而言，全球化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本身也是全球化的產物，制度設計的缺失和國內公平問題的漠視使得各國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長期以來積重難返，激發了各國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思潮的抬頭。最深遠的影響便是導致西方國家國內社會融合、包容度和開放度都在下降，甚至許多中產階級也轉為反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國內政治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干擾著世界秩序的重新構建，阻礙著我們所倡導的一些和平外交理念的踐行，這些都對既有的中國外交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這種全球治理形勢和國家外交模式均發生變遷的“雙轉型”趨勢下，中國民間外交成為推進文化交流和社會融合的重要紐帶。特別是可以順應國際趨勢，超越作為外交主體模式的精英外交，通過開展“自下而上”的民間外交路徑著眼於去影響西方國家中更為廣泛的民眾，從而與國家總體外交更好地銜接，更好配合中國外交轉型和模式創新的需求。與此同時，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外交之魂，通過民間外交來推動各國人民共贏挑戰、共享機遇、共創繁榮，通過培養民眾的社會自覺和自省意識，從根本上克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多重挑戰。

隨著國際格局中“東升西降”的權力變遷，新興發展中大國特別是中國日益成為推動全球治理不斷轉型的中堅力量，特別是在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及提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引領作用。2017年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積極推動與中國周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形成包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輻射五大洲重要國家的全球自由貿易區網絡，用實際行動証明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全球化新一輪動力機制以及全球治理的轉型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國際化以及民間外交的開展提供了契機。在一些重大的全球議程事件當中，如2015年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通過，“巴黎氣候”峰會召開及《巴黎氣候協定》的通過以及G20平台中社會組織20國集團（C20）的興起，中國的各種民間組織、社會組織、智庫、企業等通過廣泛而深入的參與，在全球治理中日益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靈活務實的民間外交來提升全球范圍內的社會融合和社會溝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我們進一步探求如何將民間外交同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相協同，特別通過探索民間外交的軟實力傳播機制的創新來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

民間外交在推動軟實力建設中的協同角色

“軟實力”是一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文化的感染力，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等，是一國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強化其制度性權力的重要根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命題和時代使命,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新變革貢獻了中國方案，特別是大力提升軟實力建設已成為中國發展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其中軟實力構成主要體現為互信溝通力、制度吸引力、文化感染力和道義引領力。在這一進程中，民間外交可以發揮日益重要的協同作用。

首先，在強化“互信溝通力”方面，民間外交有利於帶動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通過豐富多樣的交流平台來實現資源的共享共贏共建，從而增進國家間的彼此信任。發展和加強民間外交活動必然要求搭建各類國內外交往平台，拓展各類對外交往渠道，通過國家間民眾交往帶動國與國之間的“民心相通”，真正推動國家間的互信建設。把蘊藏在全國各族人民、社會組織、高校智庫、民間團體、企業和行業協會中的這些資源挖掘出來，全面、科學地進行統籌和規劃並充分調動各類行為體的積極性，不僅可以解決民間外交的智力和人、財、物的保障支持問題，還會為推動中國與他國基於“互信溝通力”的軟實力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共享資源。

其次是在構建“制度性吸引力”方面，可以通過民間外交來宣傳和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優越性，從而為全球經濟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通過漸進式的經濟改革走向市場經濟，同時法治先行、完善國家制度建設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條可行路徑。而且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中國軟實力成功的重要源泉。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速雖有所放緩，但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達33.2%，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1]隨著發達國家面臨經濟不斷衰退和危機的風險，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世界各國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可以通過民間外交的形式來展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並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借鑒，從而推進中國軟實力建設中的制度性吸引力。

第三是在提升“文化感染力”方面，可以通過民間外交來推進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民間交流，通過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來拓展軟實力構建中的文化影響力。國家文化是一國軟實力的根基所在，中華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是一個和諧整體，中國人民歷來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的理念，以和諧精神促進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對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話。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銘刻下中國古人追求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歷史足跡。目前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像孔子學院等基於傳統文化交流的民間外交為中國軟實力建設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產品，在提升文化感染力的過程中推進了民心相交和共識凝聚。

第四是通過民間外交推進中國軟實力建設中的“道義引領力”。在外交中應該立足“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思想，通過聚焦發展問題和“民本”問題釋放民間外交新的空間，突出對外醫療援助、環境合作、扶貧救災、基礎設施、社區規劃等“民”的核心，從而發揮中國軟實力建設中人類共有的人道主義精神。比如通過援助外交等方式塑造國家形象和影響全球輿論的外交方式，為中國軟實力建設增添新的內容，進一步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感和擔當力。通過災難事件中的民間救援來建立以信任、互助及務實合作為基礎的行動紐帶[2]，在幫助受災國家渡過難關的同時，能夠在國際范圍內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責任意識，並體現一種國際道義上的引領力。

民間外交的軟實力傳播機制創新

面對中國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並促進全球治理轉型的契機，中國民間外交還需克服缺乏統籌規劃、交流模式單一、可持續性弱以及長效機制缺失等短板，通過模式創新來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從而同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相銜接的同時更加靈活務實地服務於中國軟實力建構，特別是通過傳播機制的創新使民間外交能有更大的突破。

首先，是民間外交中軟實力傳播對象的創新。傳統民間外交的傳播對象重在爭取關鍵性人物，屬於針對精英階層的民間合作機制。如今為了更好地促進社會融合並實現全球共治和資源共享，民間外交必須通過傳播主體的創新來推動整個外交模式的革新。如改變過去民間外交資源投放不平衡局面，不僅關注過去那種發達國家精英外交，同時也把更多的民間外交工作重心放到各國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大眾中，並將更多的資源投放到“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民間外交的群眾基礎。讓更多民間外交家、企業、行業協會和青年志願者成為中國民間外交的主力軍。通過關注普通民眾所關心的民惠、民生等現實問題，推動民間外交開展過程中的供給側調整，將之前的數量優勢轉化成在民間外交中的效力和質量的優勢。

其次是民間外交中軟實力傳播主體的創新。傳播主體創新主要指民間外交推進行為體的多元化及其人才培養機制的探索。具體而言，一是大力推進如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等組織的橋梁作用，調動民眾參與到各類民間外交活動中。如鼓勵各種行業協會、學會，婦聯、青聯、學聯等走上國際舞台，使其大膽活躍地參與國際對話，提高國際行動能力，積極參與各種國際問題的解決。二是充分發揮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等組織的作用，加快培養一批具備外交能力的國際活動人員，推動中國民間社會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如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國家可以出面搭建經濟類民間社會組織與國外相關組織的溝通平台等。同時像外交學院、外經貿大學、旅游學院等高等院校應當開設民間外交課程並設置民間外交研究教學基地，或者通過更為靈活的慕課（MOOC）等方式培養民間外交人才，讓其有民間外交知識儲備和實踐能力，從而理性、有序、專業地參與維護國家利益的民間活動。

第三是軟實力傳播手段的創新。隨著信息革命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軟實力傳播媒介已經從傳統的紙質和電視、電台轉變為網絡載體，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包括微信等新媒體）逐漸成為民間外交中重要傳播手段，在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跨界、跨行、跨組織、跨媒介等新的傳播方式有助於推進民間外交的社會化進程。我們要注重挖掘數據網絡外交的潛力，將各類社交網絡資源通過微信和微博等新型傳播手段調動起來，如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開設賬戶，可以有效實現媒體傳播渠道的本地化。[3]除了呈現出的網絡化特征，民間外交的傳播手段和交往形式日益豐富多樣，如通過開展“中國文化節”“中國文化年”等活動來尋求長效性交流機制﹔同時通過中國藝術家在世界各地舉辦歌劇、雕塑、書法、繪畫、音樂、電影等豐富多彩的交流展示活動，來擴大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的影響。這需要我們不斷探尋如何在國內外各種不同的受眾之中進行有效的、對方喜聞樂見且容易接受的方式來開展民間外交。

第四是軟實力傳播領域的創新。目前民間外交關注的領域日益國際化和多元化，延伸到環保、教育、醫療、產業等多個領域。特別是隨著中國民眾環保意識強化、可再生能源發展增速、低碳城市和碳交易的蓬勃興起等，中國民間綠色發展外交和綠色援助已成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和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重要踐行內容，成為中國綠色軟實力建構的重要抓手和最新亮點。基於此，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等成為中國氣候援助和可持續發展建設的排頭兵。如中國非政府組織全球環境研究所（GEI）通過斯裡蘭卡沼氣修建培訓項目和老撾中國可持續土地和自然資源管理合作中心等項目，[4]將中國清潔能源生產以及氣候治理的經驗和技術傳授給當地人民。這種融入當地社區的工作方式不僅使當地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也使當地政府和公眾對中國產生了好感。同時中資海外企業培訓中也將社會責任同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將綠色命運共同體建設做到實處，增進了國家間信任感。

第五是傳播平台機制的創新。民間外交的踐行平台日益呈現出統籌性、多邊多軌性和網絡性等特征。首先，民間外交必須要系統設計和頂層設計，提升民間外交開展平台的統籌性。

此外，傳播平台的多邊多軌性體現為：一是更多的民間外交不僅僅在雙邊舞台上展開，而且在眾多地區和國際多邊外交場合展開。比如中國利用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國際組織的眾多會議來加強多邊民間外交的開展﹔同時又充分利用各類多邊公共外交論壇、展會、博覽會平台積極引導國際輿論走向，如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峰會、歐亞經濟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等。[5]二是傳播平台的多軌性。民間外交已經從單維度拓展成為多軌民間交流活動，如中美眾多的智庫、大學研究機構所舉辦的一軌半和二軌學術對話會成為配合國家整體外交的重要平台。政府也應該更多來授意、委托民間組織和個人參與對外的活動，給予充分的引導和培訓。三是就傳播平台發展的網絡性而言，社會網絡理論的代表人曼紐爾•卡斯特提出全球化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由網絡構建的具有全新意義的信息社會。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6]近年來城市民間外交的興起及跨國城市聯盟的出現是交流網絡化的集中體現。以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最初體現為友城交往和文化經濟交流活動，隨著氣候變化及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等全球治理性議題的發展，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簡稱C40城市集團）以及倡導地方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CLEI）等跨國城市聯盟為民間外交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網絡化機制性平台，有助於中國軟實力傳播長效機制的構建。（李昕蕾 於宏源 第一作者系山東大學環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長，研究員）

[1] 人民日報：《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居首位》，載《人民日報(北京)》，2017年1月21日。

[2] 參見闕天舒：《淺析風險世界中的災難外交》，載《國際展望》，2009年第1期，第92-102頁。

[3]師曾志：《“消失”的傳統國界：新媒介賦權化育的民間救災外交》，載吳建民，於鴻君：《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296頁。

[4] 全球環境研究所項目信息，http://www.geichina.org/?controller=Articles&action=View&aid=121.

[5]趙啟正：《由民間外交到公共外交》，載《外交評論》, 2009年第5期，第1-3頁。

[6]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 ed. Malden, Oxford,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pp.562-568.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