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環境與新思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妥善應對國內外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牢牢抓住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在此過程中，中國不斷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內外新環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豐富內涵，並為新形勢下重塑中國經濟發展動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新變化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近十年，但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未消褪。在危機的負面影響與世界經濟的新問題相互交織中，世界經濟經過近十年的深刻調整已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變化，並構成中國經濟發展需要考慮和適應的外生條件。

一、世界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

近年來，世界經濟呈現出向更長歷史時段的中低速增長回歸的趨勢。2017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未來五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為3.7%，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五年平均增速低1.4個百分點。在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與擴散、人力資本、市場規模、制度條件、資源環境約束等中長期因素中，積極與消極因素並存，但總體趨於穩定。一方面，技術進步與擴散將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正向作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深度一體化的持續推進將為全球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積極影響，國際經濟制度變遷進展緩慢但一些經濟體內部制度改革的效應正逐漸顯現﹔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供給數量下降，世界各國尤其是曾經歷長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金融危機前世界經濟的高速增長態勢已難再現，外需低迷也將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經濟體面臨的新常態。

二、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

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增長一直處於低迷狀態，國際投資活動增長乏力，世界主要經濟體政策的內顧傾向和保護主義思潮日益盛行，很多外向型經濟體遭受沉重打擊。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顯示，2016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率僅為1.7%，已連續五年增速低於世界經濟增長率，並且速差有所擴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2015年全球直接投資增速大幅反彈，但仍未恢復到金融危機前水平，並在2016年再度出現負增長，增速下降13%以上。時至今日，全球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與日俱增，貿易保護主義的上升勢頭仍未得到扭轉。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國集團19個成員國新增保護主義措施401項，而新增自由化措施僅118項。並且，自2008年11月以來這些全球主要經濟體累計出台保護主義措施5560項，自由化措施僅1734項。由於全球化進程受阻，中國推進國際經貿合作的難度日益增大。

三、開放型經濟遭遇雙重競爭

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開放型經濟建設面臨新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一方面，發達國家推出的“再工業化”政策可能使某些制造業回流，從而帶來全球國際分工格局的局部調整，並對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帶來挑戰。全球金融危機后，美、歐、日等傳統發達國家經濟嚴重受損，產業“空心化”的弊病日益凸顯。為了調整經濟、產業、社會結構，擺脫面臨的諸多經濟困境以及維護在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強大影響力，一些發達經濟體紛紛出台政策，採取重振制造業的一系列措施，並試圖通過打開國外市場為制造業產品創造更大規模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中國吸引外資的一些優勢正逐步喪失，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得益於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不斷提高的勞動者素質，在吸引外資方面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日益凸顯。中國境內企業高成本涉及土地、房價、原材料、能源、環保、人才和普通勞動力、資金、知識產權、物流、稅費和交易等多個方面。中國面臨的生產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帶來的挑戰，使得中國處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夾心層”。

四、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面臨新風險、新挑戰

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由於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高度融合，由此帶來的中國經濟的波動和風險大大增加。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外部世界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關系。近年來，中國作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根據美聯社數據，2006年中國僅是全球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27個﹔2015年中國已成為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則降至約70個。繼2015年中國超過加拿大首次成為美國第一大貨物貿易伙伴之后，2016年中國超越美國和法國首次成為德國第一大貨物貿易伙伴。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這表明，中國在全球體系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和沖擊，外部經濟波動與政策調整的溢出效應往往會給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風險和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內生因素的新挑戰

經過幾年的持續放緩，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通道。IMF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7%，低於2015年的6.9%，經濟增速創25年來新低﹔預計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速還將下降為6.0%左右。中國經濟由此將從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技術進步與擴散、人力資本、資源環境約束、制度條件等掣肘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因素日益凸顯。

一、技術進步與擴散的效應減弱

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即便是利用發達國家落后或淘汰的技術，也能夠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那種單純依靠技術模仿和學習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一方面，低端技術的流入與擴散對經濟的提升效應明顯下降﹔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新技術的擴散控制更加嚴格。為此，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持續發展的動力必須轉到依托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的路子上來。但由於科技創新基礎薄弱、研發人員相對較少和資金投入不足等問題的長期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和缺乏核心技術已成為很多行業和企業的通病。技術進步與擴散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將是未來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二、勞動力供給面臨新的壓力

隨著勞動力人口下降、“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加速到來以及老齡人口比例持續上升，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10.8%，較十年前上升了2.9個百分點﹔0至14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16.6%，較十年前下降了3.2個百分點。同時，由於城鎮化速度放緩，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速度也隨之放慢，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與人口結構的不利變化相伴而生的，還有人力資本形成步伐放緩。當前，中國經濟的重心正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從中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升級，但高新科技人才匱乏狀況的改善步伐不能滿足國家對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需求，人力資本的積累非常緩慢。

三、能源資源與環境的制約加大

長期以來，能源資源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物質基礎。隨著對外部能源資源的需求日益上升，能源資源瓶頸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軟肋”，中國經濟也由此與國際市場的能源資源供應風險密切聯動。這其中，能源資源的可獲得風險與價格風險尤其值得注意。能源資源的持續可獲得，既要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也要保持供應來源的穩定性和能源資源的運輸安全。並且，保持國際市場上能源資源價格的穩定更非易事。因此，能源資源瓶頸將是中國經濟必須面臨的長期問題，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難以得到徹底破解。與此同時，過去許多地區和領域以能源資源的粗放利用和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導致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質量惡化的趨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控制環境污染的存量和增量的持續上升，必須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加以統籌解決。

四、產業結構的調整進入“陣痛期”

隨著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刻不容緩。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以主要依靠內需來替代原來的主要依靠外需﹔以主要依靠消費替代原來主要依靠投資﹔以主要依靠社會投資為主替代主要依靠政府投資﹔以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投資替代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但結構轉型不得不付出相應的代價。化解過剩產能和優化產業結構必然會對一些行業和企業帶來較大沖擊，那些依然沿用傳統生產和經營策略的企業將不得不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對全社會而言，結構轉型還將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在工業化初期，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制造業部門的大規模轉移，意味著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將要求勞動力從制造業部門向生產率相對較低的服務部門轉移，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放緩。

五、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凸顯

中國經濟的騰飛與破除束縛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的改革密不可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多次推動各領域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改革，由此實現了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方式粗放，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日益突出，一些不能適應新的發展階段需要的舊體制和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不斷加大，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也在不斷累積。為了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基於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展現出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空前的改革勇氣和決心。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將觸及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和利益調整，統籌兼顧各方利益的任務艱巨，凝聚改革共識形成共同行動准則的難度加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促進技術和機制創新的新一輪改革的成效。

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和適應經濟發展面臨的新環境，中國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造性地規劃了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增長方式。新的發展理念為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塑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提供了新的思路。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內外環境與因素的新變化，新形勢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還需重點把握以下五個方面。

一、准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

經過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從大的歷史階段看，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從當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看，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的發展階段。相比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正從注重規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長向注重質量和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型，經濟結構正從以增量擴能為主轉向化解過剩存量、提質增量並重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依托能源資源和勞動的傳統增長點向以創新為支撐的新的增長點轉變﹔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防范力度不斷加大，在出口、技術轉讓、規則等方面對中國嚴加限制。因此，要准確分析判斷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提前布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盡早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二、培育技術競爭新優勢

在傳統技術領域，先進技術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新興技術領域，發達國家同樣擁有技術開發與創新的優勢。要為經濟崛起提供持續的技術支持，必須打破這種技術分配格局，跨越“技術鴻溝”，並在部分領域佔據優勢地位。為此，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加快技術的研發與運用進程：一是加大對基礎性研究的支持，鼓勵普遍性的技術改進，為全社會的科技創新夯實牢固基礎﹔二是為科研項目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在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科技創新活動﹔三是高度重視高精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健全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和保護機制，激發科技人才的持久創新動力﹔四是推動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合作，推進產學研一體化發展，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五是推動在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領域的技術開發，力爭取得突破性進展，創造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此外，還要創造機遇和條件繼續加強同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的高新技術合作。

三、系統推進深化結構改革

在結構性因素持續壓制需求的情況下，僅靠短期政策刺激不僅難以持續維持較高經濟增速，而且還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深化結構改革。在人口結構上，不斷提高高素質人口的比例，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這包括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高精尖人才的培養，促進更多人口更高質量的就業﹔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在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和加強社會保障之間尋找更好的平衡﹔持續增加研發投入，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下促進知識擴散和技術轉移，將創新作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在需求結構上，一方面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另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在產業結構上，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

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為了破除不合時宜的舊體制機制的束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來說，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反對壟斷，促進競爭。逐步打破部門分工的傳統格局，反對行業壟斷，促進各行業的自由競爭。二是放鬆管制。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放鬆管制，不斷完善現有宏觀經濟治理規則的設計，促進全社會要素的自由流動。三是擴大開放。在加強宏觀審慎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推動開放不斷向廣度拓展和深度延伸。

五、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為了給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理念上，中國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彰顯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在行動上，中國需要重點做好以下三點：一是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托，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根據需要促進產能“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流動﹔二是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推動建立反映新興經濟體發展利益的國際規則﹔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應對發達經濟體追求自身利益優先的政策調整，引領經濟全球化朝著符合時代潮流的方向繼續前行。（徐秀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