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貧困”現象的實質是個體失靈

精准扶貧工作開展至今，我國貧困人口已經從2014年的7017萬人降至2016年年底的4335萬人，減少了2682萬人，貧困發生率從7.2%減少至4.6%，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績。針對最后的4335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把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調動起來，引導貧困群眾樹立主體意識，發揚自力更生精神，激發改變貧困面貌的干勁和決心，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貧困人口經常表現出缺乏志向，缺乏主觀能動性，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短視、急功近利等現象。這些主觀層面的問題嚴重阻礙了脫貧攻堅的效果，也是消除極端貧困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精神扶貧”不只是一個政策難題，還是一個學術研究的難題。盡管這一問題討論的時間已久，然而關於它的學術研究甚少，且都未能科學地分析並揭開“精神貧困”的“黑箱”。

本文主旨在於用行為科學解釋“精神貧困”背后的兩大個體微觀機制﹔更重要的是提出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和個體的四元治理體系，精准地瞄准個體層面的失靈問題，採用創新和超常規的方法對症下藥。

一、“精神貧困”實質是“個體失靈”

在本文中，我們將“精神貧困”定義為貧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極和行為決策不理性，從而影響其脫貧的行為現象。本文研究的貧困人口是指有勞動能力的人，而非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從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精神貧困”實際上是“個體失靈”（Individual Failures）的結果。個體失靈這一概念最先由行為經濟學家提出，主要指的是“行為失靈”（Behavioral Failures），即人們不按照理性原則進行決策和行為，導致個體福利無法最大化。而筆者認為，廣義上的個體失靈還應該包含來自心理學角度的“志向失靈”（Aspiration Failures），指個體缺少志向，信念消極，努力程度較低。

（一）志向失靈

志向或抱負，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可以被界定為具體的生活目的和奮斗目標。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強調志向對一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一直有“人窮志不窮”的說法。但在扶貧實踐中，卻屢屢遇到“人窮志短”的現象。

人類學家阿帕杜萊將志向失靈定義為“貧困者可能缺乏爭取和改變自身貧困狀況的志向”﹝1﹞。志向的缺乏導致信念、期望的降低，進而直接影響貧困者的經濟決策和努力水平。努力程度的降低導致行為結果會偏離理想目標，又會進一步導致志向水平的降低或維持在低水平。與此同時，悲觀心理和消極信念也可能導致個體陷於貧困陷阱之中。

社會因素也有可能加劇志向失靈。社會差距過大，貧困者會更容易覺得自己努力帶來的收益微乎其微，期望和現實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也進一步降低了自己的志向。長久的貧困狀態可能導致貧困者產生習得性無助，變得習慣麻木而缺少脫貧動力。貧困帶來的社會排斥、刻板印象威脅，自我污名、恥辱感和不被尊重感會降低貧困人口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樣也會降低志向水平﹝2﹞。

（二）行為失靈

現代公共政策的基礎是“經濟人”假設，即個體具有有序偏好，完備信息和完全的計算能力，並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此假設，隻要有足夠的外部扶貧支持和經濟機會，貧困者就能夠實現脫貧。然而現實中，人並非具有完全理性，不能如理論預期的那樣實現脫貧。

在有限理性的情況下，人們會出現行為失靈，即行為偏離經典決策理論，比如“熱手效應”、“確定性效應”、“損失厭惡效應”、“錨定效應”、“公平偏好”、“框架效應”、“現時偏好”等等。盡管表象不一，但從原因出發，行為失靈可以分為三類：不完美的最優化（Imperfect Optimization）、有限自我控制（Bounded Self-Control）以及非標准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s）﹝3﹞。

不完美的最優化，指的是個體並不按照標准模型假設進行選擇。個體受到有限注意力、有限計算能力以及錯誤推理﹝4﹞的影響，尤其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可能導致選擇和偏好不一致，不能使自身福利最大化。

有限自我控制，指的是即使個體有明確的偏好，卻難以將決策執行下去。現實中的個體會缺少自控能力受到誘惑出現拖延，會讓微不足道的障礙阻礙行為﹔決策時的即時狀態和成癮都會降低人們自控能力，極大而顯著地影響了個體的行動結果。

非標准偏好，指的是個體對於結果和過程、自己和他人都有偏好。人們具有參考點偏好，因此會受到稟賦效應、損失厭惡，安於現狀偏差的影響，人的效用函數在過程中也會發生巨大變化。﹝5﹞同時，個體並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有關心他人偏好，個人對結果產生的過程是否公平有偏好，個人的行為方式通常會符合社會規范﹝6﹞。

二、“精神貧困”現象的個體失靈解釋

為了避免出現對於“精神貧困”現象的泛化，本文將“精神貧困”現象界定為兩類現象：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極（“無志”），認知和決策偏差（“無為”）。

（一）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極

1.志向缺乏

貧困人口常常“人窮志短”，比如沒有上進心、不想努力、生活沒有奔頭，缺少行動力，因為無法改變自身財富狀況。道爾頓（Dalton）等人用如下效用函數模型描述了這種志向失靈導致的貧困陷阱﹝7﹞：

θ為最終財富，θ0為初始財富，努力水平e∈﹝0，1﹞，志向水平g是最終財富的目標。其中，假設最終財富θ=f（e，θ0）=（1+e）θ0。由於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總是一致的，因此構成了共變的一組變量（e，g），對於一個理性人來說，（e，g）是內生化的，即不論初始志向水平g0如何，總會選擇e=1（即g=2θ0）保証最終財富和效用的最大化。這種情況下，貧困者面臨的是經典的貧困陷阱：由於初始財富水平太低，相比於初始財富水平高的個體，邊際努力帶來的財富更低，而成本更高，最后在某個低水平財富上達到均衡而陷入貧困陷阱。

而對於一個行為人（behavioral，即實際中的人）來說，（e，g）不是內生化的，而把志向水平g看作是給定的。個體根據g0選擇努力水平e，而志向水平此基礎上繼續向下調整，直到e=0。初始財富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這種志向失靈中。

由此推斷，假設有兩個具有相同初始志向水平的行為決策者，初始財富水平低的人會選擇更低的努力水平，因為低財富降低了邊際收益。努力水平下降將導致志向水平產生差異，進一步降低均衡中的努力水平帶來的邊際效益。由此志向失靈將進一步促進貧困陷阱發生。

2.信念消極

貧困人口有可能缺乏動機和信心，主動放棄一些有利於脫貧的行為，或者即便有所嘗試也容易放棄。一些貧困者因為“面子”問題而不願意參與福利政策。這很有可能是由於“貧困”的污名化，或者社會排斥等原因導致了貧困人口覺察到羞恥感和不被尊重感，而拒絕接受扶貧政策。貧困者的信心缺乏來源於自我污名，或貧困生活方式塑造的性格、心理健康程度原因。這些情況下貧困者自尊、自我效能感較低，容易否定自己，缺乏心理韌性（Resilience）。

還有一種情況是，當貧困者意識到自己的貧困身份時，原本能做好的事情卻做不好了。這種顯現的原因是由於刻板形象威脅的存在，人們意識到自己弱勢的身份時，會降低對於自身的期許和行為的期望，繼而降低努力程度，使得原本能做好的事情打折扣﹝8﹞。

（二）認知和決策偏差

個體的非理性行為較為普遍，但是貧困者的認知和決策偏差帶來的損失將極大限制致富的進程，甚至導致一些已經脫貧者再度返貧。

1.安於現狀，追求穩定

一些貧困者安於現狀，不願意做出改變，更厭惡風險，因而在經濟決策中極度保守，無法脫貧。這種現象有時候與志向失靈同時出現，相互影響，但是機制和理論有所不同。原因主要是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中個體的“S”形的價值函數，如圖2。

個體在評估價值時以現狀為“參考點”，損失帶來的心理價值大於等量收益帶來的心理價值，因此個體有損失規避的偏好。貧困者在做決策時，會權衡“維持現狀”和“改變現狀”（改變參考點）的后果。不確定情況下，“改變現狀”的損失是有可能的，而“維持現狀”一般來說是確定沒有損失的﹔相比預期收益，貧困者會對預期損失賦予更大的心理價值。為了規避損失和風險，貧困者傾向確定性、安於現狀，所謂“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典型例子是在農村中推廣一項成熟和更有效益的新技術時，盡管風險很小，但是在初期敢於嘗試的人卻很少。

2.相對短視，忽略長遠

一些貧困者容易出現短視行為，自控力差，容易受到誘惑。按照經典貼現理論，貼現函數f（D）=e-kD且不論近期和遠期，額度大小的貼現效用順序不變，即US＜UL（見圖3A），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會選擇較大的利益。

然而現實中的貼現模型中個體對於時間的偏好是不一致的，即現時消費比未來消費給個體帶來的效用更大，貼現函數f（D）=1/1+kD，為雙曲形式﹝9﹞。在近期收益中，今天小額收益的效用大於半年后大額收益的效用（US＞UL）（見圖3B），即寧願要今天的50塊錢，也不要半年后的100塊錢﹔因此個體會產生短視行為，所謂“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再者，邊際收益效用是遞減，而貧困者初始財富水平的低下，小額收益的邊際效用可能遠大於大額收益的邊際效用，因此使貧困者更重視當期的“蠅頭小利”。

3.缺乏自控，易受誘惑

缺乏自控與短視行為是類似的行為表現，但是其背后的原理主要來自於意志力的消耗。班納吉發現，食不果腹貧困者獲得金錢援助后不是多買一些食物，而是買了一些味道更好的食物﹝10﹞。在我國，貧困戶獲得一些雞苗，但第二天卻變成了下酒菜。抵抗誘惑需要意志力，意志力是有限的心理資源。個體抑制來自商品、休閑娛樂活動等外在誘惑會消耗個體的意志力，等到意志力消耗殆盡就無法繼續抵抗﹝11﹞。貧困者收入有限，比其他人群需要抵制著更多的誘惑，從而耗費更多的意志力。

4.低質量的經濟決策

貧困者經常做出低質量的經濟決策，主要原因是可能缺乏做出理性決策的認知資源和能力。經濟決策往往是復雜的，需要調動大量的認知資源，特別是注意力資源。貧困人口由於處在稀缺的狀態下，他們的注意力和認知資源大量集中於資源匱乏的領域和日常生計，導致自身認知“帶寬”的不足﹝12﹞，要麼忽視了決策所需要的關鍵信息，要麼無法應對過多的信息，導致在經濟決策中失誤甚至無法做出選擇。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個體可能無法正確地利用概率進行決策。人們受到自動化思維、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等因素的影響，不一定能夠正確認識概率，從而在不確定情況下做出錯誤的決策。前景理論中，個體對於概率的權重賦予函數較為特殊。

權重函數損失和收益框架中會產生所謂反射效應（Reflection Effect），表現為“碰運氣”和“賭一把”：即在損失框架中人們會低估中高概率（我不會那麼倒霉），在收益框架中人們會高估極低概率（我相信自己的運氣）。而在極概率收益的領域，比如賭博或高風險產品，人們會更相信自己的運氣，高估收益的概率而選擇賭一把。在這種情況下，不但貧困者無法脫貧，一些已經脫貧的人還有可能因決策失誤而返貧。

進一步需要闡明的是，行為失靈不是貧困人口的獨特標簽，而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行為特點，貧困狀態下可能會加劇這些偏差和失誤。但是在決策失誤后，相對富裕的人有“緩沖”的能力，貧困人口則可能陷入更深的貧困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