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對官辦慈善組織的互構式影響及其邊界

在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史上，互聯網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這從2011年肇始於網絡的“郭美美事件”中就能看得出來。2011年之后，從互聯網上曝光、發酵、擴大的慈善事件層出不窮，加之社會轉型期問題的裹挾，官辦慈善組織的網絡風波尤為引人注目。一方面，在網絡聲音的督促下，官辦慈善組織尋求改革，力爭轉身﹔另一方面，在歷史沿革和科層體制的作用下，官辦慈善組織步步調試，難以驟變。這其中蘊含著互聯網對於官辦慈善組織的互構式影響邏輯，並涉及其影響邊界，值得深入探究。

一、技術與組織之間的復雜互構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互聯網對於官辦慈善組織的影響研究，可以鏈接到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技術與組織”的學術研究脈絡中，雖然具體表述不同，但大多數論者認為圍繞二者關系形成了三個學術傳統：技術決定論、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和技術與組織的互構論。技術決定論認為，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帶來組織的根本性重構﹔技術的社會建構論更多地考慮了組織及制度對於技術的制約性作用，甚至技術本身也被組織的原有結構所形塑﹔而技術與組織的互構論則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建構，認為社會的發展塑造了技術，但同時也被技術所塑造。﹝1﹞﹝2﹞在這三個傳統中，我們能夠發現，技術與組織的互構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並且，已經在學者中達成共識，成為具體論証的起點。

在大的發展方向上，卡斯特認為，“新技術范式和新組織邏輯之間的匯聚與互動”構成了信息化經濟的歷史基礎。進一步地，他結合網絡企業的發展，總結了組織演變的幾個趨勢：從大量生產到彈性生產﹔大企業陷入危機，中小型廠商更為適應信息化經濟﹔垂直的官僚系統轉變為水平式公司（horizontal corporation）﹔網絡企業興起，等等。﹝3﹞對於卡斯特所說的組織形式與規模的變化，王水雄提出了不同意見。他通過對中國互聯網企業的分析表明，網絡條件下的組織形式，並不必然是水平的，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也有不斷層級化的可能。﹝4﹞

同樣基於互構論，邱澤奇通過信息技術在傳統制造業的應用揭示了技術與組織的具體互構機制，即在技術的實踐特質（外源定制性）下，技術提供方與技術使用方相互建構，將技術與組織各自的剛性與彈性融入進來，形成連續的互動。﹝5﹞黃曉春以上海市一個街道的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為例，進一步發展了S.巴利和簡·芳汀的分析框架，指出技術與組織的互動不僅存在不同的階段（技術定型期、技術扎根期和技術成熟期），並且在不同階段的微妙互動有差別也有聯系，進而發現信息技術本身並不能直接引發組織變化，它通過為關鍵行動者提供機會和新的資源促動組織變革，因此，中國的技術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它需要在長期過程中反復調試。﹝6﹞

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經濟（如網絡企業）、政治（如電子政務）領域，對於社會部門重視不足。公益慈善組織作為重要的社會組織，近年來在互聯網上引發的爭論不斷，是技術與組織發生激烈互構的重要領域﹔並且，在中國的語境下，有關慈善組織的輿論風波涉及官方公信力、社會信任感等重大問題，亟須從學術角度給出更多中觀的機制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補充慈善領域的經驗能夠幫助我們認清兩個方向的基本問題：一是在理論上擴展對於互構論的理解。現有研究對於成品技術和定制技術的關注較多，這類技術具有一定封閉性，即研究者往往將注意力放在技術進入組織及其后續階段的應用與適應，互構場域多發生於組織內部﹔互聯網技術相對而言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它不是進入組織的某項定制系統或服務，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通行范圍內的廣義的網絡技術，它除了技術的自然屬性之外，還更多表現出復雜的社會屬性，是跨越組織內外的應激反應或適應過程。這樣一來，技術與組織發生互構的基本環境發生了變化，必然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些反應正是我們觀察互構論解釋能力及其擴展方向的重要方面。

二是在現實上有利於官辦慈善組織更好地應對信息時代的互聯網邏輯。我們能夠看到，在慈善領域中，新型民間慈善組織在信息時代表現出了更強的靈活性，他們在推進“互聯網+公益”的道路上更多地扮演了探索者的角色，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而官辦慈善組織由於歷史累積因素和現實科層情況，難以在應激條件下迅速轉身，需要更多的中觀分析與路徑探索。

因此，本文將運用組織與技術互構的視角，考察2011年后互聯網對於官辦慈善組織的影響，尤其是在一系列肇始於網絡的慈善風波之后，這類組織做出了怎樣的反應與調整，他們與互聯網互動機制是什麼。同時，官辦慈善組織面臨互聯網邏輯能否全面吸收，是否存在適應網絡的“天花板”，即當前互構的邊界在哪裡，隨著慈善事業的發展，未來的可能性變化與調試路徑何在。

二、互聯網對於官辦慈善組織的互構式影響

官辦慈善組織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們從體制上保証了慈善資源的募集與使用。這在慈善事業歷經曲折的過程中曾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即在“總體性社會”中，依靠國家的力量對社會進行組織與動員是非常必要的。隨著“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7﹞官辦慈善組織“單位動員”“行政化參與”的慈善運作方式面臨一定的質疑，﹝8﹞但並未引起大規模的抵制。直到2011年，網絡問責引起了慈善領域的大地震，學術界和實務界都紛紛開始反思這場波動給中國慈善事業帶來的影響。就官辦慈善組織而言，從其組織外部環境，到組織內部改革和組織形象建設，再到社會制度構建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需要逐一梳理。

首先，官辦慈善組織的外部生態環境發生了重大變遷。楊團在分析2012年社會捐贈總量下降原因時指出：“（2011年的）‘問責風暴’主要指向具有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而受累的則是正式登記注冊的全部社會組織。……公眾對正式組織產生逆反心理，正式組織之外的公民捐贈空間大為拓展。”﹝9﹞一方面，網絡問責促使輿論風向變化，官辦慈善組織的動員方式、分配數據、管理能力和運轉效率等諸多方面廣受拷問，導致官辦組織在慈善市場上的份額驟降﹔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帶來捐贈門檻變低、參與方式靈活、信息公開便捷的好處，促使一大波網絡慈善風生水起，迅速沖擊了原有的慈善生態，形成了此消彼長的態勢。這種態勢在兩年后雅安地震的災后募捐中仍有明顯表現。﹝10﹞

其次，官辦慈善組織的內部治理狀況逐步改革。在網絡問責的過程中，官辦慈善組織的運行機制更多地暴露在公眾面前，無論是被動沖擊還是主動選擇，體制變革已經成為擺在官辦慈善組織面前的一道必選題。呼聲最高的就是“去行政化”，一些地方已經為此做出努力，比如，2012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公務人員要逐步退出公益慈善組織﹔深圳市政府取消民政局與市慈善會的行政隸屬關系，等等。更具體地，從2013年起，中國紅十字會首次提出了綜合改革的六大內容，其中包括加強組織體制建設、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社會組織財務管理模式、完善政府支持保障體系、加強核心業務建設。﹝11﹞這些內容涉及較廣，表現了官辦組織深化改革的決心和勇氣。

再次，官辦慈善組織的公信力亟待重建。在這一方面，官辦慈善組織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在公開透明方面，在2012年舉行的“慈善的力量，2011中國慈善”年會上，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等112家公益慈善組織共同發起了“透明慈善聯合行動”，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共同搭建公益慈善的信息披露平台，表明官辦組織也在竭力爭取互聯網陣地，希望通過網絡技術的透明開放找到他們發聲的渠道。

最后，官辦慈善組織的制度建設加快腳步。在網絡風波的推動下，中央和地方紛紛出台了諸多政策修正當前問題，規范慈善組織。比如，2012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紅會的性質、地位和職能職責，同時還在推進體制創新、建立監督體系和打造公開透明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12﹞尤為重要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諸多慈善組織遭遇網絡質疑訴諸法律的事件后，慈善法的需求日益強烈，經過多種形式的討論對話，2016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並於2016年9月起正式施行，這標志著中國慈善事業進入法制化時代。

從這幾年的情況看來，官辦慈善組織發生了諸多變化，這些變化與網絡問責密切相關﹔同時，我們也能夠發現，這些影響更表現出互構式的特點。所謂互聯網與官辦慈善組織的互構主要包含兩點：一是互聯網對於官辦組織的改造與影響，這一點上文已經從四個方面做出了分析﹔二是官辦組織對於互聯網的吸收與選擇，下面著重分析這一方面。

“去行政化”代表了一大波網絡輿論對於官辦組織的期待，但事實上，官辦慈善組織的“去行政化”之路並不容易。如楊團所說，“去行政化”指的是在官辦慈善組織中建立起與政府行政管理體系不同的具有獨立專業特征的公共管理體系。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它的機構體制和資源分配本身已經處於高度行政化的態勢，如果想要去行政化，就要涉及管理觀念、政府資源的配置方式、人員編制實名制管理方式，乃至人員招聘、考核、升遷等一系列制度的改變，“牽一發而動全身”，﹝13﹞這些對於向上負責制的紅會，短期內來說是不現實的。並且，紅會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它擁有來自國家、國際紅會聯合會和紅會基層會員的三重賦權，也不可能完全依照網絡輿論所言，完全去行政化，因為這樣不符合前兩個主體的賦權要求。因此，典型的官辦慈善組織如紅會，隻能對網絡輿論進行選擇性吸收，即他們可以在上述六大方面大刀闊斧地改革，但不能在短期內徹底去行政化，而這也導致網絡上的民意洶洶，難以平息。經過又一輪的網絡討論，一些網民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在溝通中實現修正，達成新的認知。也就是說，官辦慈善組織的選擇性吸收反饋到網絡上，形成了對網絡輿論的第二輪改造，如此反復，二者的互構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