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文
2017年08月10日09:07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凝聚著近代以來無數中華兒女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我們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空洞的政治說教,而是具有堅實深厚的歷史基礎,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使然,是建立在歷史邏輯之上的必然要求。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不懈奮斗,反復比較和嘗試,不斷尋找著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縱觀中國近現代170多年的發展歷程,影響國家和民族發展命運的重大選擇共有六次。
第一次選擇:器物層面的變革,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不但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擊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國”的迷夢。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開明官僚、有識之士開始覺醒。林則徐積極主張學習西方的長處,被譽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編纂的《海國圖志》,主旨是“師夷長技”,匯聚了大量制造洋槍洋炮、西洋艦船等軍事科技資料。19世紀60年代,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清政府內外交困,為了挽救統治危機,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清朝官員,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派創辦了第一批中國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開辦了一批近代外語、科技、軍事類的新式學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洋務運動持續了30多年,為中國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對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單靠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設備,而不從根本上變革腐朽的封建制度,不可能使中國走向富強。甲午海戰的硝煙,宣告了洋務運動事實上的破產。
第二次選擇:制度層面的效仿,主張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典章制度。早在19世紀五十年代末,太平天國領袖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施政綱領《資政新篇》,這是一個試圖發展資本主義的治國方案,但囿於當時太平天國本身的歷史條件,未能付諸實施。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日益加深。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推行戊戌變法運動,開始了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在103天裡頒布了一系列詔令,內容涵蓋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各個層面,目的是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由於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阻撓,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到了清朝末期,迫於形勢和壓力,清政府也搞了所謂新政和預備立憲,但已是人心盡失,頹勢難挽。改良失去了機會,革命走上了歷史前台。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這是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發生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但是,辛亥革命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國家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依然如故。
第三次選擇:思想文化的啟蒙,倡導“德先生”、“賽先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沒能撼動封建文化的根基。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大搞帝制復辟,提倡尊孔讀經,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一股復古逆流。為了徹底蕩滌封建思想意識,20世紀初,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人在文化思想領域裡發動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其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反對專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文學革命論》,魯迅的《狂人日記》,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等,激烈批判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成為無數青年爭相傳頌的名篇。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的新出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積極引進、研究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道路。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第四次選擇:主義和道路的抉擇,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於人民共和國。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嘗試過君主立憲制、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形式,也流行過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思潮,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1921年,在中國人民艱難探索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在科學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確定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奪取了革命勝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在如何建設國家的問題上,中國社會曾一度出現過三種不同的建國方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希望繼續維護其獨裁統治﹔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土主張“第三條道路”,建立資本主義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則主張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1946年,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等方面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和平建國綱領》等協議,但是國民黨很快撕毀決議,並對解放區發動了戰爭。歷史給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在事關國家前途與命運的問題上決無妥協的余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年解放戰爭,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
第五次選擇: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成立后,黨帶領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不失時機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創造性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中國這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關於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作過一些科學的預測,但又反復強調他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不是現成的教條。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歷來主張由后人自主探索。歷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蘇聯,但后來的歷史表明,蘇聯搞得並不成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怎麼搞?毛澤東決心探索出一條“自己的路”。他曾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的這段話,道出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共同心聲,也反映出毛澤東決心開拓出了一條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迫切願望。1956年至1978年,社會主義建設雖然走了不少彎路,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長的時間裡,我國社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
第六次選擇: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粉碎“四人幫”后,面對著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中國向何處去?社會主義事業的航船如何撥亂反正?人們翹首以待。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已經是73歲。他說,坦率地講,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是共產黨員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勇敢地挑起了歷史賦予的重任,在他的指導下,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改革開放,是一場全新的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鄧小平帶領人民緊緊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鮮明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基礎上,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黨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道路越走越寬廣,理論越來越豐富,制度越來越成熟。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提出並深刻闡述了民族復興中國夢,這一重要戰略思想,反映了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美好夙願,揭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當代中國的發展走向,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注入了新的內涵。
六次歷史選擇,實質上是不同的歷史道路、社會發展方向的抉擇。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迫在眉睫的歷史使命。爭取民族復興、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中國人民必須完成的兩大歷史任務。於是,走什麼樣的道路、以什麼樣的思想理論為指導、由哪個階級哪個政黨來領導人民實現這兩大歷史任務,就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核心問題。從六次選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了救國救民,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政治力量,都提出並實踐過各式各樣的救國方略,但無論是舊式的農民起義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自救,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還是革命,結果都行不通。中國人民在探索中比較,在比較中選擇。改良主義失敗了,人民選擇了革命﹔各種政治力量無力承擔領導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並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著一個國家和民族走過的足跡,也給未來發展提供著啟示。近現代中國170多年來的六次重大歷史選擇表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開放30多年實踐的根本總結,凝結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夢想,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兼學院網站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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