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大特點

記者：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始成為我國理論學術界一個全新的重大課題，在此方面涌現出了許多具有學術價值和理論指導意義的研究成果，豐富和建構著“中國特色國家治理體系”。據悉，您近幾年裡一直致力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研究，還推出了專著《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總論》。那麼，可否先請您談一談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提出的現實背景和深層原因？

許耀桐：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實現當代中國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2012年11月29日，黨的十八大剛剛閉幕不久，甫一上任的習近平總書記就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深情地指出：“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此后，習近平在很多重要場合對中國夢進行了深刻闡述。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經提出，就產生了強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老百姓熱議中國夢，社會輿論聚焦中國夢，海外華人述說中國夢，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夢，中國夢成為激勵中華兒女團結奮進、開辟未來的一面精神旗幟。當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非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每一個人付出艱苦努力，用實干托起中國夢。它更需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承擔起領導的職責，肩負起治國理政的重任，發揮國家治理的強有力作用。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強調指出，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比起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中國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起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中國人民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但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並不平坦，加快產業轉型、推動科技創新、遏制環境污染、消滅貧困、反腐倡廉等等都成為制約實現中國夢的棘手問題。解決這些棘手問題，需要有一個全局性和戰略性的抓手，而決定著實現這個全局性和戰略性的抓手，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可以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從前后的時間節點上看，是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沒有確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大概也無需什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而隻有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才有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因為這樣，在把握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深意時，不能不注意到它與中國夢之間的因果內在關系、目的和手段的關系。

記者：那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何重大影響？

許耀桐：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代表著人類進步的趨勢和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的歷史進程，先后經歷了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說，在如此波瀾壯闊的六大發展階段中，始終貫穿著怎樣創建和治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的重大問題。

縱觀500年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在創建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之后，怎樣治理好這樣的國家與社會是一個在實踐中尚未解決的重大課題。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有許多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但是他們並沒有經歷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更沒有遇到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全局性、大范圍、長時期的矛盾和問題。后來，列寧雖然締造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畢竟過早地辭世，還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認真總結，尋找出有效的方略。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蘇聯模式的做法，給社會主義造成了不良影響，帶來了嚴重后果。今天，我們在分析蘇聯失敗的教訓時應清晰地認識到，正是由於沒有很好地解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並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才導致了蘇聯共產黨的政權垮台、制度破滅、國家覆亡。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的問題，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曾在一段時間裡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不適合中國國情。1956年，毛澤東針對照搬照抄蘇聯模式產生的弊端，明確提出要以蘇為鑒，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路，並開始了艱辛的探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始以全新的視角思考國家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價值取向和社會矛盾的復雜多樣，需要在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中創新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新的體制機制，以便有效地治理國家。為此，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形成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認識，正式確立了治理的理念。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証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到了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更是多處採用“治理”的概念，並且在治國理政的意義上進一步提出“堅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直至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毫無疑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形成和展開是社會主義事業和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前途命運賦予當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是對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什麼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怎樣治理社會主義國家”重大問題的回答和破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解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現在歷史又掀開了新的一頁，要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民主政治發展。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為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嶄新道路，這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深刻探索，它必將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發展和黨的發展的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記者：其實，當今時代無論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都非常重視國家治理，但是由於各個國家的領導力量不同，其過程和結果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別。那麼相比較而言，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有何突出特點？

許耀桐：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大特點，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証。按照政黨的理論，在當代中國政治體系中，中國共產黨作為政黨具有政黨的一般屬性和功能，但同時和其他政黨相比又有著顯著的不同。

其一，中國共產黨是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政黨。共產黨不同於一切剝削階級性質的政黨，過去的一切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政黨在內領導的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而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從來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以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

其二，中國共產黨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目標的政黨。共產黨也不同於一般的工人政黨，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益的理論體現，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概括，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其三，中國共產黨是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革命黨。西方國家政黨是以和平的方式即選舉的方式取得政權，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實行專制統治，中國共產黨隻能以暴力的方式奪取政權。

其四，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堅強組織和嚴密紀律的政黨。和一般政黨的組織紀律較鬆弛渙散、黨員來去自由不同，共產黨以民主集中制作為自己根本的組織原則。入黨需要符合黨員的基本條件，具有優秀的質量和高度的思想覺悟、堅韌不拔的革命毅力和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由此全黨組成了一支先進的戰斗部隊，使黨具有強大的戰斗力。中國共產黨還具備了善於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培養和造就一支優秀的干部隊伍，重視和深入群眾開展思想宣傳、組織群眾和依靠群眾做好一切工作等一系列的優點、特點。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這些特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具備了成為國家治理核心的資質、資格。

記者：那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是怎樣形成的呢？

許耀桐：中國共產黨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可以說也是歷史的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幾乎受到所有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成為積貧積弱、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國家。國家的失敗固然有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實力不足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當中國共產黨肩負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重任，成為中國人民的主心骨、掌舵人之后，中國的面目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中國已成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之一。不過，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要把13億多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力量凝聚起來，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前進，仍然需要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否則不僅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不了，還必然陷入混亂的深淵。這是總結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歷程得出的結論，也是分析許多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

在當今世界上，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勢。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裡有一個堅持而不是離開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這就要求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最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最大優勢。隻有在國家治理中把黨的領導作為核心，才能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我們深信，企圖轉向資本主義的設想是沒有出路的。眾所周知，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中，算得上發達國家的充其量隻有二十多個，其余絕大多數屬於發展中國家，有的甚至是最貧窮的國家。這說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改變這些國家的貧困落后的狀況。走什麼路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昌盛，要靠這些國家的人民根據本國的實際來選擇。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要經過一個較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市場化、社會化和現代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走到資本主義道路去。資本主義現代化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它使本國人民和殖民地附屬國人民付出了難以估量的慘重代價，給人留下了痛苦的回憶。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可能改變大多數人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不可能消除貧富鴻溝日益擴大等社會不公正現象。中國人民經受了100多年近代剝削奴役制度的苦難，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走上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當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治國理政和所從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基礎上，需要依靠全體人民團結奮斗來實現，其目的是為了增強綜合國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中國人民夢寐以求要追尋的中國夢。

總之，中國國家治理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也必然要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隻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在國家治理的錯綜復雜的政治風雲中，牢牢掌握社會主義前進的正確方向，才能動員起億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群眾為之努力奮斗。

記者：如何科學理解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的核心的深刻內涵？

許耀桐：在我看來，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確堅持黨的領導構成國家治理的核心，並不意味著黨的領導可以對國家機關和公共事務直接加以干預。恰恰相反，黨要堅持和加強領導，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必須很好地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法國研究政黨的政治學家迪韋爾熱，曾以議會為界線，把政黨分為“內生黨”和“外生黨”兩種類型。這包含著政黨在民主的條件下和專制條件下產生的不同途徑。在民主條件下產生的內生性政黨，是合法性的政黨，隻需做好議會和選舉的工作。而在專制條件下成立的外生性政黨，隻能是革命黨。黨的領導工作，開始於對革命的領導，囊括了革命中的一切戰線和所有領域，主要包括了對軍隊、軍事斗爭和政治、思想、組織建設的領導。

在中國共產黨的所有領導事項中，對軍隊和軍事斗爭的領導是擺在第一位的，是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也成為最懂得軍事，最能夠領導打勝仗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的領導顯得尤為重要。政治領導，主要是政治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必須針對革命的整個時期以及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任務和目標等等，制定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才能保証革命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主要是通過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黨員和群眾進行馬列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教育，提高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主要是堅持黨對干部工作的領導，黨通過制定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和方針，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有才華、有能力的干部隊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還涉及了對政權、經濟建設以及統一戰線的領導。如果沒有這些方面的領導，中國革命同樣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明確堅持黨的領導構成國家治理的核心，必須弄清楚什麼是執政、什麼是領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已經居於執政地位，同時又居於領導地位。但是，執政和領導二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可混淆起來。執政和領導各自具有不同的內涵。執政，顧名思義就是執掌政權。執政是表明，作為執政者的政黨執掌了全部的國家政權。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它才被稱之為執政黨。領導的定義是，領導者為實現組織的目標而運用權力向其下屬施加影響的一種行為或行為過程。領導工作包括五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領導者、被領導者、職權、具體事項和領導行為方式。

由執政和領導的含義可知，執政和領導的區別在於，執政是黨與國家的政權領域相聯系，執政是共產黨決定和影響國家政權的體現。而領導的概念要比執政的概念廣泛的多，領導既可以是和國家政權發生聯系的行為過程，也可以是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相聯系的行為過程。領導和執政的區別還在於，當實施領導時，黨未必掌握著全部國家政權，卻存在著黨對社會的和基層的不同方面、不同領域相聯系的行為過程。如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雖然沒有掌握全部國家政權，但已經是一個領導著革命的政黨，本身就具有領導的功能。執政和領導的聯系在於，執政本身就是一種領導。由於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黨也就獲得了對國家政權的領導，而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通過國家政權的作用，繼續深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

由此可知，在取得執政地位的情況下，黨的領導既包含著黨的執政，又保留著比執政更為廣泛的內涵。黨的領導，首先是總體領導，總體領導指的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而全國的其他黨派、組織、單位、團體和公民，必須在政治上接受和服從這樣的領導。當然，黨的領導，並不妨礙同其他的黨派、組織、單位、團體和公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關系，即都以憲法和法律為根本活動准則，共同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保護憲法和法律的實施，而且也不妨礙它們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理自己內部的事物。這說明，其他的黨派、組織、單位、團體和公民接受黨的領導，是一種自覺自願的選擇，不是被動的接受。黨發揮領導作用，也主要靠引導、說服，而不是強迫。其次，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即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的黨，主要是黨必須居於執政的地位，對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領導，這樣的領導就稱之為執政領導或執政。當然，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有效地發揮各民主黨派、社會公民的民主協商、參政議政、參與治理的作用。

第三，明確堅持黨的領導構成國家治理的核心，必須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的本質內涵。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黨要“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和“成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四個成為”完整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科學涵義。它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功能主要集中在執政方面。

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發展，取決於黨的執政能力，也取決於黨的領導能力。對於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採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這裡所說的黨的執政能力，實際上就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與科學執政相連﹔“動員和組織人民”，與民主執政相連﹔“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與依法執政相連。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作出的深刻詮釋，集中到一點，就是如何確保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切實做到科學、民主、法治。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三個執政”是對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規定，也是實施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舉措。“三個執政”涉及到極為廣闊的執政范圍，它們涵蓋了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構成了黨的總體性的執政能力，並對黨的總體性執政能力提出了明確的具體要求。隻有通過以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三個執政”的認真貫徹實施，才能實現黨領導的有效的國家治理。

載《上海黨史與黨建》201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