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社會保障之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辨析

摘 要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究竟存在什麼關系？這一問題已經成了困擾社會保障學界的“社會保障之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兩個層次展開：首先，在國家治理層面上，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不可或缺和替代的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團結的一項核心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保障制度有利於釋放現有生產關系下所容納的生產力，從而在根本上有利於經濟發展。其次，在經濟運行層面上，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需要避免“簡化論”“片面化”“普適性”“教條化”四大誤區，進而在國家治理和經濟運行兩個層次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全面、科學地分析評價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鍵詞 社會保障﹔經濟發展﹔社會保障之謎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從一個象征性的制度安排演變成現代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制度，在抵御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團結、保障社會秩序三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社會保障規模的擴大，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需要重視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但是不同學者的研究結果卻大相徑庭。一些學者認為，社會保障對儲蓄、勞動力市場存在較大不良影響，妨礙經濟增長，另一些學者的結論卻截然相反。社會保障到底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什麼影響？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究竟存在什麼關系？幾十年來，沒有人能夠給出滿意答案。這已經成為困擾學界的“社會保障之謎”。２００８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且至今尚未根本好轉。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速下降、財政捉襟見肘、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共識降低和社會分裂加劇等問題。學者們努力尋找破解難題、提振經濟的藥方，不出意料地，一些人又把矛頭指向社會保障，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拖累了經濟發展，降低了企業競爭力。事實上，隻要“社會保障之謎”得不到破解，每當經濟遭遇困難之時，社會保障制度都會遭遇質疑。關鍵的問題是，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柱，關系著公眾的生活福祉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對於如此重大的制度安排，關於其興廢的討論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理論研究之上。因而，從理論層面解答“社會保障之謎”，正確認識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對於當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受研究水平所限，本文雖然並不能解開“社會保障之謎，但希望通過理論分析來化解當前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誤解，促進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一、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雙向互動

概而言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具有雙向性：一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狀況決定了社會保障的產生和發展的基本面貌，這顯示了經濟發展對社會保障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又通過影響社會穩定、就業率、社會儲蓄率、人力資本積累、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著經濟發展。

（一）經濟發展之於社會保障

從大的方面看，經濟發展主要是從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和市場環境三個維度來影響社會保障。

首先，工業化的社會風險與社會保障的風險管理。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的階段，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工業化帶來的機器大生產和不斷深化的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使得人類的物質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但也讓更多的勞動者依附於機器大生產而面臨失業、工傷、養老、醫療等社會風險。因此，工業化發展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創造了需求，社會保障制度成為工業化進程的“社會穩定器”。也正因為如此，在工業化進程中，一旦產業、就業、家庭、社會階層等結構性特征發生重大變化，就會對社會保障制度提出巨大挑戰，繼而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適應性變革。隨著工業化深入發展，從產業結構看，第一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佔比越來越小，第二、第三產業佔比越來越大，科技進步也促進了新產業、新業態的迅猛發展。從就業結構看，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越來越少，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人口越來越多﹔傳統就業人口越來越少，靈活就業和在新產業、新業態中就業的人口比重增大。與此同時，工業化過程還伴隨著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遷移，這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一道，推動著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例如中產階層規模的壯大、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等。進而，與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家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齡化等特征。上述變動都對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戰，要求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能夠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家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不斷調整和自我完善：增強制度彈性和靈活性，擴大制度覆蓋面，將傳統和非傳統就業人員都納入保障制度中來﹔調和不同階層的利益沖突，形成新的公平共識﹔做好應對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風險激增的准備，增強制度的可持續性。在這方面，如果按照波蘭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ｉ）的理解，工業化進程就是一個將個體與家庭、土地和傳統生活方式分離的過程，工業化進程越快，個體越缺乏安全，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需求也就越強烈，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壓力也越大。

其次，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保障福利水平。經濟快速增長對社會保障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經濟增長擴大了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源，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提高了社會保障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並且為社會保障待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提高社會保障待遇，不僅可以增加個體福利，而且可以增強社會成員的獲得感與幸福感。因此，經濟快速增長期往往也是社會保障的快速發展期。反之，經濟增長如果停滯甚至出現負增長，則會對社會保障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這是因為，經濟增長停滯必然導致失業的增加和財政收入的減少。失業增加，意味著在社會總人口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創財富的人變少，社會保障制度的收入減少，而同時制度需要供養的人變多，這必然會打破社會保障制度原有的收支平衡，需要在支出側給予財政補貼。在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收入減少的情況下，財政支出的擴大增加了政府財政發生危機的風險。於是，整個社會需要以更加高昂的代價來應對養老、失業等社會風險。為了保持社會保障制度的正常運轉，社會的再分配程度也會加大，這就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公平共識，引發關於削減福利支出、改變保障模式的政策討論乃至行動。

第三，市場經濟與社會保障基金運營。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二者關系的認識和處理事關社會保障制度的模式選擇，尤其會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產生深遠影響。如果資本市場相對成熟，存在著多種投資渠道，社會保障基金預期收益就會相對較高，有利於基金的保值增值。如果資本市場環境不佳，社會保障基金不僅難以得到穩定的收益，甚至可能會遭受巨大損失，形成支付危機，導致制度破產。尤其是積累制社會保障模式，社會保障基金規模龐大，保值增值壓力巨大，必須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才能保証這一模式的正常運轉。此外，健全的市場機制也會給社會保障基金的運營增加選擇模式，形成管理和運營機構的競爭機制，降低管理費用，提高服務質量，進而提高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

（二）社會保障之於經濟發展

關於經濟發展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有基本共識，但關於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則分歧較大。在這一問題上，學術研究主要圍繞社會保障對資源配置效率、儲蓄、勞動力市場等的影響展開，或是以儲蓄等作為中間變量，考察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一，社會保障與再分配。部分學者從庇古的福利命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意味著社會經濟福利的增加）和凱恩斯主義（政府應當加強逆經濟周期的宏觀調控）出發，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從而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社會保障收支能對經濟周期起到逆向干預的作用，有利於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社會經濟福利，促進經濟增長。另一部分學者則從帕累托效率出發，認為社會保障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亨利·艾倫（Ａａｒｏｎ，１９６６）以帕累托效率為標准，給出了養老保險制度選擇的“艾倫條件”：當市場實際利率小於人口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之和時，現收現付制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代際帕累托最優。從養老保險制度的籌資角度看，由於市場利息率低於“生物收支率”，因此現收現付制優於基金制。①

第二，社會保障與儲蓄。費爾德斯坦認為，現收現付制對私人儲蓄具有負面效應，現收現付制度不能增加政府的儲蓄﹔同時，由於征收個人社會保障稅，弱化了私人儲蓄的能力，減少了個人生命周期儲蓄，因而對私人儲蓄有“擠出效應”（也即“資產替代效應”）。據費爾德斯坦估計，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造成個人儲蓄降低了４０％左右。②他還認為，社會保障由於減少了儲蓄和資本積累，因此也降低了資本�工人比率，導致生產率下降，工資降低，是“劫貧濟富”式的再分配。③巴羅構造了一個具有利他主義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得出了養老保險對家庭儲蓄影響的“中性理論”，認為在有遺贈的條件下，利他主義所導致的遺產會抵消現收現付制下的收入轉移，社會保障的資產替代效應將會被消除。如果私人部門的遺產機制能夠完全抵消養老保險體系的公共轉移支付，在這種狀況下實行的現收現制養老保險體系並不影響儲蓄。④楊立雄指出：經驗研究表明，現行的社會保障與儲蓄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由此可見，在社會保障與儲蓄的關系這一問題上，其研究結論仍然存在較大分歧。導致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於，基金積累制可以在初始階段通過較高的繳費和較低的養老金待遇支付而產生更多的國民儲蓄，但隨著支付高峰的來臨及新進入的勞動力的減少，國民儲蓄則相應降低。因此，增加的基金積累是否會抵消其他儲蓄主要取決於影響儲蓄的主要因素是什麼。⑤

第三，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戴蒙德和莫裡斯的研究指出，養老保險制度可能帶來勞動力市場的扭曲。⑥巴爾則認為，模擬養老金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是一項相當復雜的工作。另外一些研究結論認為，養老金將減少勞動力供給﹔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則認為養老金對工作積極性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相互沖突的結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解釋：第一，模型選定的不同﹔第二，給付和稅收的差別對待﹔第三，樣本選取的不同。盡管養老金可能不會對總的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但雇主養老金計劃能夠影響到個人的決策：養老金的設計可以減少逃避工作的行為﹔授權准則可以降低勞動力周轉率﹔給付條款鼓勵年紀較大的工人早一點退休。⑦

第四，養老金私有化改革與宏觀經濟。奧爾巴科和科特裡科夫創立了５５期動態生命周期模型（Ａ－Ｋ模型），進而對現收現付制向完全基金制養老模式轉軌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了實証分析。結果表明：養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將增加長期穩態經濟的資本存量和產出水平，激勵勞動供給和提高淨福利。⑧ 然而，這一研究結論受到不少質疑。例如，霍爾茲曼對智利社會保障改革進行的實証研究顯示：直到１９８９年，智利養老金淨儲蓄仍然為負，此后才有所緩解。這說明基金積累制對儲蓄的正面影響不明顯，智利模式的養老金改革對私人（國民）儲蓄影響的傳統假說站不住腳。⑨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認為，產生於退休金大規模積累的大量的養老金領取者的負儲蓄將超過少量的下一代勞動者的正儲蓄（以退休金交費的方式）。在一個既定的產出水平上，儲蓄水平的下降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少退休金的購買力，基金制的結果與現收現付制方案下的情況完全相同。⑩ 鄭功成指出，智利模式並未減少新制度的運行成本﹔在經濟周期不可避免的現實經濟環境中，養老保險私營化管理更易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

此外，不少學者還對養老金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養老基金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在這些研究中，也都存在著一些截然相反的結論，讓人倍感困惑。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影響的因素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渠道和作用機制是復雜的。例如，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之間就存在著通脹率、就業率、經濟結構、財政收入、儲蓄、勞動力市場等諸多復雜的變量，這些變量同時還受到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勘誤

在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之所以會出現一些截然相反的研究結論，與研究中存在的認識誤區有很大關系。比較容易出現的認識誤區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簡化論”認識誤區

僅用好或壞、促進還是拖累經濟發展來判斷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種分析過於簡化。實際情況是，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難以單純用好或壞、促進還是拖累來判斷。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社會的儲蓄率與這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社會的穩定程度、人們對經濟發展的心理預期乃至社會文化等都有關系，儲蓄受社會保障的影響有多大還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姑且假設某一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了儲蓄率，這在短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在降低儲蓄率的同時，可能有利於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再生產，人力資本的提高又會大大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綜合來看，會降低儲蓄率的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可能是中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正面的。因此，應該全面而綜合地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出分析判斷，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非好即壞的誤區。

（二）“片面化”認識誤區

把本來相互聯系的整體切割出一部分進行研究，把局部的結論作為整體的結論，以偏概全，也是常見的誤區之一。這樣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不正確的。當代的理論研究越來越精細化，這在增加研究深度的同時，也容易把探尋“社會保障之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辨析本來相互聯系的研究內容割裂開來，導致局部正確的結論對全局卻不一定正確。上一個例子已經說明，如果隻研究社會保障對儲蓄的影響，而忽略其對其他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就難以得出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正確結論。實際上，即便把社會保障對於儲蓄、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的影響全都研究了，明確了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得出要促進或是削弱社會保障發展的結論也會有失偏頗。這是因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研究內容再廣泛，也只是社會保障研究的局部，而促進或削弱社會保障發展是一個全局性的結論。從局部推導來看是正確的結論，放在全局來看並不一定正確。例如，假設一個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確實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削弱社會保障能促進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局部正確的結論。但是，如果將這個局部正確的結論應用於全局，即採取措施削弱社會保障，則可能會引起民眾強烈不滿，造成社會動蕩甚至長期混亂，不僅不能保障短期的經濟增長，也將喪失長期的增長潛力。又如，在國別比較研究中，如果剔除外來移民、科技發達程度、國際金融地位等因素，隻觀察社會保障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會得出偏頗的結論。因此，需要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整體考量，並用普遍聯系的觀點和辯証的方法研究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避免把局部結論作為整體結論。

（三）“普適性”認識誤區

這種觀點認為存在普適性最優模式，各國都應該採用普適性模式。事實上，很多研究已經証明，簡單移植制度難以成功，照搬照套隻會帶來失敗。世界各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極大，在社會保障方面達成的社會共識也不相同，世界上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模式，同樣的制度模式在不同的國家會產生大不相同的效果。正如林義所指出的那樣，無論是何種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不論其實際績效怎樣，都呈現出獨特的制度演化特征，並非單純表現為簡單與落后、時間先后等線性對應關系，而是由眾多的制度化鏈條和在長期的路徑依賴基礎上形成的。瑏瑢尼古拉斯·巴爾、彼得·戴蒙德也指出：養老金制度有多重目標，不同的養老金制度有不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和不同的約束﹔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養老金制度。要對養老金制度改革提出建議，就應當對分析的基本原則有所理解。瑏瑣

（四）“教條化”認識誤區這種取向看不到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從僵化的教條出發，以為過去好的制度未來就一定好，現在適用的制度在未來就一定適用。其實，為了適應工業化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一直處在發展變化之中。社會保障的對象從最初隻覆蓋藍領工人，到覆蓋白領工人、公務員、農民、個體經營者﹔社會保障的內容從養老、醫療、工傷保險擴展到“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障﹔社會保障的籌資模式也從現收現付制發展為多種制度模式。從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來看，覆蓋面越來越廣、保障項目越來越全、越來越具有“國別性”是主要的發展趨勢。社保障制度的變化，既與工業化發展密切相關，也與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深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並成為一項核心制度密切關聯。今后，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為了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社會保障制度仍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在研究中應當高度重視歷史和動態的研究視角，看到經濟社會條件變化的新動向，掌握國家治理的新要求，加強對趨勢的研判、預判。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應該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証法：既要看到基本制度模式在一定時期具有穩定性﹔又要看到具體項目和具體政策要留有余地和具有開放性﹔還要看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制度模式也可能會面臨調整的需要。

三、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全面評價

回到“社會保障之謎”。在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上，不僅需要看到兩者之間的雙向關系，避免認識誤區，還要區分研究層次。

（一）社會保障與國家治理

社會保障制度不是單純的經濟制度，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制度，而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綜合性的國家治理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其他制度相協調，並體現出一國社會的公平共識和意識形態特質。在國家治理層面上，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團結的一項核心制度。如果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現代社會就無法維持正常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保障制度有利於釋放現有生產關系下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從而在根本上有利於經濟發展。當然，對具體制度來說，也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如果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就是先進的，就能在更大程度上促進生產力發展。如果其與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適應，就是落后的，其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就會削弱，在極端情況下可能產生負影響。還應認識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深刻影響，經濟基礎不同、生產力水平不同、國家治理模式不同、公平共識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保障制度也不會相同。社會保障制度打著深深的社會形態的烙印，在不同社會下具有不同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和本質相適應，體現出對共享發展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堅定追求。

（二）社會保障與經濟運行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還體現在經濟運行層面上。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確實會對經濟運行產生不同影響，因而要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與國家治理模式的契合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契合度、與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契合度、與社會公平共識的契合度。也就是說，在經濟運行層面，要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應該認識到，適合本國國情、得到民眾認可的制度才是好制度，才能實際地促進經濟發展。各國都應該從實際出發，建立適合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應該指出的是，不能夠過分夸大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因為至少在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有更多、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在影響經濟發展，比如科技水平、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能源資源、比較優勢、人口紅利等等。如果過分夸大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則可能形成一系列的錯誤判斷。

歷史地看，社會保障制度最初所承載的經濟職能是十分有限的，制度設計的著眼點並不在於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而是要將生產關系所包含的生產力釋放出來，通過維護社會穩定來保障經濟發展。因而，社會保障制度主要不是一項經濟制度，而是一項社會制度，主要實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調節收入分配、培育中產階層、提高勞動力素質、凝聚社會共識等社會功能，進而具備了影響執政黨執政基礎的政治功能。后來，隨著社會保障規模的擴大，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導致社會保障可以在多個變量上影響經濟發展。因此，社會保障的社會功能是首要功能，經濟功能是衍生功能，任何關於社會保障的討論都需要區分層次，不可混為一談。換言之，社會保障的首要功能在於國家治理，次要功能在於經濟運行，不能因為一時的經濟波動，就輕易否定社會保障的主要功能。

全面而科學地評價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需要構建全面、綜合的分析框架。就本文的分析而言，全面的社會保障分析框架應該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考察社會保障的適應性，具體來說就是選取相關的指標，考察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基礎的契合度、與國家治理模式的契合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契合度、與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契合度、與社會公平共識的契合度等﹔第二個層次考察社會保障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綜合分析社會保障對儲蓄、資源配置、勞動力市場、經濟結構調整等的影響，進而考察在具體社會情境下社會保障與經濟運行的關系。隻有把這兩個層次的研究結果結合起來，才能判斷出社會保障的基本面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社會保障制度的適應性好，但是對具體的經濟運行有不良影響，則既可以在不降低社會保障適應性的前提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微調，也可以從制度之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例如，有針對性地採取鼓勵儲蓄或消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激發勞動力市場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抵消社會保障的不利影響。如果社會保障的適應性低，則需要推動更大范圍、更深程度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使得社會保障與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相匹配。

注釋：

①Ｈ．Ｊ．Ａａｒ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２，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６６，ｐｐ．３７１－３７４．

②Ｍａｒｔｉｎ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Ｐｉｅ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６，１９９６，ｐｐ．

１－１４．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１９７６，ｐ．６５．

④Ｒ．Ｊ．Ｂａｒｒｏ，“Ａ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ｓＮｅｔＷ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８２，１９７４，ｐｐ．１０９５－１１１７．

⑤楊立雄：《對社會保障私有化認識存在的幾個誤區》，《中國人口科學》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⑥鄒德新：《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效率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頁。

⑦⑧【英】尼古拉斯·巴爾，《福利國家經濟學》，鄭秉文、穆懷中等譯，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４—２３５頁。

⑨ Ｒ．Ｈｏｌｚｍ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ｌ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ＭＦ，１９９７，ｐｐ．１６３－１７５．

⑩【英】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賀曉波等譯，中國稅務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鄭功成：《智利模式———養老保險私有化改革述評》，《經濟學動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林義：《養老基金與資本市場互動發展的制度性約束》，《社會保障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英】尼古拉斯·巴爾、彼得·戴爾蒙德：《再論養老金制度改革———分析原則、分析錯誤及其政策意義》，張文成編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責任編輯：若 谷〕

（來源：南京社會科學，作者張怡恬系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理事、人民日報理論部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