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鳴：制度哲學的學術自覺與時代擔當

制度哲學從哲學視角、用哲學方法研究制度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價值生成與意義評估、人性假設與工具異化等“元問題”，追問、反思“直到先天未畫前”是其研究特色。制度哲學又是基於實踐的理論建構，“不離日用常行內”。以強烈的問題意識、鮮明的問題導向直面當代中國改革發展乃至民族復興的大問題、真問題，為制度創新提供哲學支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下簡稱中國道路）進行哲學辯護、對中國方案作出哲學闡釋，是制度哲學的學術自覺與時代擔當。

為制度創新提供哲學支持

從一定意義上講，當今中國社會的改革就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對既有制度進行變革，用新制度取代舊制度。這就向制度哲學提出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制度變與不變何以發生？

變與不變。穩定是制度的本質屬性。制度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就在於它良好的穩定性能讓社會主體形成明確預期。制度又要隨時創新，因為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變化，反映經濟社會關系的制度就需要相應創新。如何在實現制度定型過程中讓制度保持活力與彈性？如何在制度創新過程中保持制度的連續性、穩定性？回答這些問題，制度哲學不能缺席。制度創新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進行，制度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反映在實踐上，就是在改革中遇到的制度創新與法律的關系問題。無視法律的制度創新會動搖制度自身的權威基礎，但制度創新又要沖破制約。所以，如何依法改革、讓改革於法有據是制度哲學關注的課題。

變與不變依據何在。制度創新旨在讓制度與社會生產力及相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更加相適應，進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從歷史長過程看，這一依據顯然有著正當性。但制度創新的現實表現往往是通過制度變革來實現利益調整，通常會造成不同社會主體的利益有損有益。按照制度研究中“集體行動的邏輯”，小群體、小集團在推動制度變革方面的願望與力量常常強於大群體、大集團﹔理論中的全體社會民眾在實踐中不具有組織性或者組織難度和組織成本過大，因而集體行動能力欠缺。在制度創新實踐中，確實存在既有上層建筑中的體制慣性與新的經濟基礎中的不健康因素“結盟”，結果導致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發生不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的變化。可見，如何實現有利於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創新，是制度哲學面向實踐的基本追問之一。當然，中國社會已經給出了自己的最優解。這就是通過強化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不斷推進現實社會中的制度創新，使其真正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變什麼、不變什麼。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而不是全盤否定、另起爐灶。比如，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扎實推進，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意味著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不意味著要放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制度哲學中，制度與體制既相聯系又各有側重。制度更側重於理念與價值。一項制度之所以被賦予基本的地位，不在於它的內容有多關鍵，而在於它所體現的理念與價值有多核心。這些理念與價值如何體現出來並在實踐中得以施行，關鍵要靠體制來保障，體制是制度及其理念與價值的展開與具體化。由於同一個理念可能會有多種方式來體現，同一個價值也能用不同的手段來保証，因此，體制的形式就會多樣化，服務於同一制度價值的體制也可以有多種。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創新變的是體制，不變的是制度尤其是制度本身的理念與價值。

為中國道路進行哲學辯護

中國道路創造的經濟奇跡、鑄就的發展輝煌、實現的治理績效，已充分証明中國道路是不需要辯護的。但“中國道路為什麼能”需要作出說明，尤其是制度作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其優勢何來，更需要把蘊含其中的哲學道理講清楚。中國社會制度與西方社會制度有著巨大差異，對此中國社會用“特色”宣示於世。這就又給制度哲學提出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制度的特殊性何以必要、何以管用？

制度哲學研究中有一個“制度非中性原則”的核心理念，即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優勢策略與偏好群體，同一制度對於不同群體、不同行為模式、不同社會階段會產生不同乃至大相徑庭的績效。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群體更需要什麼、更重視什麼、更希望什麼，直接決定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群體對制度模式的偏好與選擇。對於當代中國社會來講，制度模式選擇不能簡單地人雲亦雲、照抄照搬，而應與其價值追求、社會理想、奮斗目標、偉大夢想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制度是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形象地說，制度是“生長”起來的，不能簡單地“嫁接”，更不能“移植”。博弈論中有一個理論：后來者要想趕超先行者，採取差異化策略是唯一選擇。如果中國社會對西方制度進行“移植”與“克隆”，從歷史長跨度看不可能有好的結果。隻有突破與超越西方制度范式，才能實現后來居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的制度“移植”。制度哲學研究認為，任何制度都有對制度主體的人性假設，不同的假設導致不同的制度形態。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人性假設是“經濟人”。由於自私自利是經濟人的本性，所以西方市場經濟讓政府走開，認為政府干預越少越好。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因為在不否認“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又引入了“信仰人”假設。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來實踐自己的信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作貢獻、作奉獻。

協商民主之所以被稱為民主制度的中國創造，關鍵在於它抓住了民主的實質、豐富了民主的形式。判斷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又要看人民是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續參與的權利﹔既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又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現代政治學研究表明，不僅投票中的策略運用會改變民主的本意，而且民主投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規則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僅僅依靠選舉票數很難真正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是通過民主投票當選的，但反對他當選的美國人似乎更多，這一矛盾現象反映的正是選舉民主的困境。實質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直選上，通過廣泛的民主協商，集思廣益、民主決策，讓選舉民主建立在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基礎上，民主的結果就會更有民意、更得民心。

對中國方案做出哲學闡釋

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會有更強的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會有更強的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自信與自覺。這就提出了制度哲學必須回答的第三個問題：既然制度的現實形態總是以特殊性呈現的，制度的普遍性何以可能、何以實現？

反對西方“普世價值”，是抵制西方一些國家把自己區域性的東西包裝成普適通用的做法，而不是抵制普遍性的存在。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必然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價值，包括共同的制度。首先是看得見的制度。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雖有“特色”二字，但其眼光是世界的、情懷是人類的、思維是整體的。“特色”面對的是普遍性問題：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中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與和平發展﹔“特色”回應的是共同的期待：如何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特色”體現的是一般性規律：如何讓制度更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並推動生產力向更高水平發展。這樣的社會制度對世界各國也是管用的，至少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這樣一些制度設計。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制度。制度哲學認為思想、價值、思維、世界觀等看不見的要素往往要比看得見的制度條文更有力量，是制度更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寫在紙上的制度影響人和社會的行為，那麼，寫在頭腦裡的制度影響的是人心、是社會觀念。管住了“心”，也就從根本上管住了“行”。

在制度哲學的視野中，中國方案不是某一種具體的制度體制模式，也絕不主張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對人類生活進行“格式化”。從根本上講，中國方案是一種新世界觀、新價值觀和新方法論，是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而進行的道路設計與道理建構。當今天的世界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環境問題時，“天人合一”的理念為人類修復自己的家園送上一劑良方﹔當今天的世界因各種各樣的利益糾紛與沖突而可能擦槍走火時，“和而不同”的模式應該說是實現各得其所的正確選擇﹔當眾多國家沉湎於社會發展方式的“唯一解”時，讓“生生不息”告訴世界還有別樣的可能、別樣的精彩是很有必要的。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自由發展，是一切國家、一切民族自由發展的前提。歷史並沒有終結，人類社會並不是隻有一條現成的路，還有很多新路有待我們去開辟。人類的價值從來不是單一的，五彩繽紛的價值爭奇斗艷、共存共生才是人類社會本來和應有的價值圖景。

隨著中國制度越來越成功，它會不會取代西方制度模式？有的西方學者業已得出肯定的判斷。但我們的回答是，在可預見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社會的制度模式與西方社會的制度模式之間不存在誰終結誰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制度的成功，不是在消除西方制度模式，而是在提升兩種制度模式之間相互競爭的水平。至於更長時間跨度下會是什麼結果，我們不妨借用鄧小平同志的一句話：“我們的后來人比我們更聰明，他們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10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