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實踐為行政學發展帶來機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命題的提出，體現出我國在長期發展中對現代化規律理解的加深。對行政學發展來說，這有助於在比較視野中和國際范圍內自主提出關於中國實踐的概念和理念。

　　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實踐給行政學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內容和滋養。然而，當前行政學研究者還無法以准確的概念、術語和理論清晰地解釋中國社會的運行，行政學話語和理論體系中缺乏對中國發展經驗、模式的科學表述和分析。這種理論上的滯后帶來兩種后果，一種是使一些人對中國自身實踐體系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產生不確定感，另一種就是滋生盲目自信。因此，中國行政學應抓住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機遇，更加關注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實踐，在此基礎上推進理論研究，從而實現自身新的發展。

　　發揮中國行政學的后發優勢。如果從改革開放后恢復行政學學科算起，我國正式開展行政學研究也隻有30多年，與美國威爾遜在1887年發表現代行政學奠基之作《行政學研究》相比晚了近100年。但是，中國的治理實踐有自身的后發優勢。要將這種優勢轉化到行政學研究中，需要具備一些條件，如：卓越人才的儲備，相關分析能力的積累，公共統計數據和資料庫的建立，以及新研究范式的出現。而國家治理實踐正在逐步創造這些條件。在北京、上海等率先發展的城市和一些較發達的中小城市，城市治理的行政實踐已經從最初引進西方有益制度和經驗，逐漸走向以地區發展實際為出發點進行融合創新。深入觀察分析中國本土的前沿行政實踐，是行政學理論取得突破的有效途徑。隻有如此，才能改變中國研究者在國際行政學領域的復制者和追隨者角色。

　　深挖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行政問題與政治息息相關。忽視政治運行的行政學研究，會遺漏掉關鍵邏輯。純粹基於行為的行政學研究，由於採納了一系列並不牢靠的假設，有可能產生不科學的結論。在國際學術領域，如果盲目跟從西方的價值判斷而回避政治制度的差異，不能全面、客觀地探索中國的政治制度，那麼，這樣的研究也注定根基不牢。今天，我們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本身就是中國道路和制度自信的體現。行政學研究者應秉持這樣的自信，更好地發現中國政治制度的結構性功能，為理解行政問題提供基礎性和簡易有效的工具，使行政學研究盡快進入更深層領域。

　　提升中國行政學的世界影響力。中國的國家治理方式、路徑有其特殊性，它融合了中國治理傳統與近代實踐，實現了對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將中國的治理經驗和智慧進行系統地總結提煉並形成理論，能夠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有益借鑒。這是中國行政學提升世界影響力的必由之路。中國正在推進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為行政學理論創造了更好的研究和傳播條件。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背景下，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助推下，中國的行政學應盡快建立起價值、概念、命題和証據等要素完整齊備的理論體系。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行政學將更好地走向世界。

　　優化行政學研究環境。目前，中國行政學知識的生產、流通、評價、競爭和消費體系還存在一些現實問題。不少高校過於重視論文成果能否在國際期刊上發表，這使得很多優秀的年輕學者把主要精力放在英文創作上。這妨礙了理論界新生代對國內文獻的探索和積累，導致研究成果缺乏對國內問題的深度關注，其學術價值在國際國內都得不到充分檢驗。大量舶來的行政學詞匯與本土實踐無法對接，使得研究與實踐脫節。因此，在當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大環境中，中國行政學界應超越對西方理論的依附心態，敢於自立門戶，為中國行政學的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在已經存在大量行政學院（系）、學者、期刊和學會的條件下，進一步發揮我國行政學界的自主性，加快形成學科共識，逐漸將行政學理論發展內嵌到國家治理實踐之中。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26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