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權發布：《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四）

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7年06月21日08:30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習近平同志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國經濟發展怎麼看、怎麼干的重大問題，對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幫助廣大干部群眾學習、理解、掌握習近平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論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了《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該書內容摘自習近平同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期間的講話、報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獻，分十個專題，共計四百九十四段論述。其中許多論述是第一次公開發表。該書授權人民網獨家連載，如需請聯系出版單位。

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當前，不論從世界發展態勢看還是從國內發展要求看，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都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國際競爭歷來就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誰動作快，誰就能搶佔先機，掌控制高點和主動權﹔誰動作慢，誰就會丟失機會，被別人甩在后邊。

——《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2012年12月7日-11日）

把握經濟大勢，保持調控定力。面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復雜局面，面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狀況，經濟形勢可以說是變幻莫測、瞬息萬變。我們強調要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而后動。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10日）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採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在河南考察時的講話（2014年5月9日、10日），《人民日報》2014年5月11日

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謀求持久發展，共筑亞太夢想》（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去年，中央作出一個判斷，即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對“三期疊加”進一步作了分析，強調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不久前，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這裡，我想用對比的方法，談談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幾個趨勢性變化。

第一，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費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長。現在，“羊群效應”沒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消費拉開檔次，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証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隨著我國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變化，供給體系進行一些調整是必然的，但我國有十三億多人，總體消費水平還不高、余地還很大。我們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第二，從投資需求看，過去，投資需求空間巨大，隻要有錢敢干，投資都有回報，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現在，經歷了三十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國總儲蓄率仍然較高。我們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第三，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隻要有成本優勢，出口就能擴大，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來的國際市場也是重要資源。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明顯提高，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我們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積極影響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第四，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的產能已近峰值，房地產出現結構性、區域性過剩，各類開發區、工業園區、新城新區的規劃建設總面積超出實際需要。在產能過剩的條件下，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互聯網技術加快發展，創新方式層出不窮，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第五，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我們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和農業富余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在許多領域我國科技創新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能夠拉動經濟上水平的關鍵技術人家不給了，這就使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隨著要素質量不斷提高，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第六，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競爭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消費者更加注重品質和個性化，競爭必須把握市場潛在需求，通過供給創新滿足需求。企業依賴稅收和土地等優惠政策形成競爭優勢、外資超國民待遇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我們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為市場充分競爭創造良好條件。

第七，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可以放開手腳大開發、快發展。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難以承載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了。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清澈水質、清潔環境等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生態環境越來越珍貴。我們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並從中創造新的增長點。

第八，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一些矛盾和風險。現在，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產等領域風險正在顯露，就業也存在結構性風險。這些風險，有的來自經濟結構調整中政府行為越位，有的來自市場主體在經濟繁榮時的盲目投資，有的來自缺乏長遠考慮而過度承諾，有的則與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有直接關系。綜合判斷，我們面臨的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通過延長處理時間減少一次性風險沖擊力度，如果有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威脅，就要果斷採取外科手術式的方法進行處理。

第九，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過去，總需求增長潛在空間大，實行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能有效刺激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中的短板很清楚，產業政策隻要按照“雁行理論”效仿先行國家就能形成產業比較優勢。現在，從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從供給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適度干預但不盲目，必要時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堅定出手，平衡好增強活力和創造環境的關系，真正形成市場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動發展新模式。

以上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在“三期疊加”這個階段，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下降，但也不會無限下滑﹔經濟結構調整是痛苦的，卻是不得不過的關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過有效引導減緩消化過程中各類風險的影響。這也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這些趨勢性變化，既是新常態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態的內在動因，有的可能進一步強化，有的則可能發生變化。

——《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245頁

總起來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正從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頁

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深化理解、統一認識。把經濟發展僅僅理解為數量增減、簡單重復，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認識和判斷上來，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願承認新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仍然想著過去的粗放型高速發展，習慣於鋪攤子、上項目，就跟不上形勢了。用老的辦法，即使暫時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會持久，相反會使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激化，最后是總爆發。

——《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頁

我說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論英雄，既包括對正確開展經濟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確判斷經濟形勢的要求。不是經濟發展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經濟發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經濟不波動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隻要波動在合理范圍內，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驚小怪，更何況我們具有宏觀調控的主動性。我們要增強憂患意識，但也不能過了頭，不要杞人憂天。

——《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頁

必須明確，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對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們必須准確認識、深入認識、全面認識，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更加自覺地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做到這些，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破解發展難題的力度，因此必須勇於推進改革創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轉換經濟發展動力，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努力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4年12月9 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頁

增長、質量、效率從哪裡來？隻能從經濟結構調整中來。經濟結構調整，要做好加減乘除法。加法就是發現和培育新增長點，減法就是壓縮落后產能、化解產能過剩，乘法就是全面推進科技、管理、市場、商業模式創新，除法就是擴大分子、縮小分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這是調結構這個四則運算的最終目標。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2月9日）

如何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一是市場要活，二是創新要實，三是政策要寬。市場要活，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場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在供求關系日益復雜、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背景下，涌現出很多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往往不是政府發現和培育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技術是難點，但更難的是對市場需求的理解，這是一個需要探索和試錯的過程。

政策要寬，就是要營造有利於大眾創業、市場主體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政府要加快轉變職能，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創造更好市場競爭環境，培育市場化的創新機制，在保護產權、維護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強化激勵機制、集聚優秀人才等方面積極作為。對看准的、確需支持的，政府可以採取一些合理的、差別化的激勵政策，真正把市場機制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作用發揮出來。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2月9日）

我們看中國經濟，不能隻看增長率，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現在增長百分之七左右的經濟增量已相當可觀，集聚的動能是過去兩位數的增長都達不到的。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中國將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2015年3月28日），《人民日報》2015年3月29日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如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我們的認識和實踐剛剛起步，有的方面還沒有破題，需要廣泛探索。關鍵是要保持戰略定力，應勢而謀，深入研究管用的措施和辦法。改革是推動發展的制勝法寶。路總是有的，路就在腳下，關鍵是要通過變革打通道路，釋放經濟發展潛力。

——在浙江調研時的講話（2015年5月25日-27日），《人民日報》2015年5月28日

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在吉林調研時的講話（2015年7月16日-18日），《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盡管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沒有改變。從國際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總體上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局，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國際力量對比趨向平衡，我國發展具有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從國內看，我國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本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增長速度不可避免換擋的同時，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發展動力持續轉換，改革開放釋放出新的發展活力，良好發展態勢可以保持。

——《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3頁

特別要強調的是，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不是新一輪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發展方式、靠強力刺激抬高速度實現“兩個翻番”，否則勢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將會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我們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要考慮更長遠時期的發展要求，加快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樣，才能建成高質量的小康社會，才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

——《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4頁

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關鍵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採取果斷措施化解產能過剩，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十三五”時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不注重轉方式調結構，只是為短期經濟增長實行刺激政策，必然會繼續透支未來增長。面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如果一直遲疑和等待，不僅會喪失窗口期的寶貴機遇，而且還會耗盡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下來的寶貴資源。這是不少國家的教訓。機遇不會等著我們，問題也不會等待我們。

——《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頁

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堅持改革開放，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2015年11月11日

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確定位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發展實體經濟，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激活存量增長動力，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積極利用外資，積極穩妥擴大對外投資。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能，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鬆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做好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切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2015年11月11日

對新常態怎麼看？明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們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各國普遍認同我們提出的新常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提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全球經濟發展都已進入新常態。我們一定要順勢而為。在“三期疊加”背景下，看新常態要把握好以下幾點。

第一，必須統一思想、深化認識。“物之所在，道則在焉。”我國經濟正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的高級形態演進，這是客觀要求。我們不論主觀上怎麼想，但不能違背客觀規律。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曾經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大兵團作戰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步伐，但現在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來做，不僅國內條件不支持，國際條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續的，不抓緊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這一點，一定要認識到位。要發揮我國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更高水平發展，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我多次講，我們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個是政治層面的，就是要處理好同美國等大國的關系。后一個是經濟層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是這次五中全會突出強調的一點，針對的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大家要加深對“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認識和理解，徹底拋棄用舊的思維邏輯和方式方法再現高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重大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

第二，必須克服困難、闖過關口。我們看問題，要堅持辯証法，一分為二。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態不斷出現，很多地區很多產業都在發生可喜變革，前景是光明的。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就大力推進工業化，雖然困難重重，但我國早就形成了一定的工業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方面產能井噴式增長，其中相當多產能是在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國外需求以及國內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一些產能又有所擴大。現在，技術變革加快、消費結構升級、國際市場增長放緩同時發生，相當部分生產能力達到峰值，許多生產能力無法在市場實現，加上社會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實體經濟邊際利潤率和平均利潤率下滑。這種情況，不僅我們遇到了，其他國家也遇到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量資金流向虛擬經濟，使資產泡沫膨脹，金融風險逐步顯現，社會再生產中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整體循環不暢。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如果我們加快改革創新，抓緊做好工作，就能順利過關。如果我們不能抓住時機進行戰略性調整，不能破舊立新，就很難渡過這個關口，問題積重難返，就會影響整個戰略目標的實現。

第三，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我們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確實同國際金融危機這一外因的影響有直接關系，但內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因就是我們正面對著深刻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我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理論上作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由於目前的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我國經濟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我們要做打持久戰的准備，敢於經歷痛苦的磨難，適當提高換擋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要正視困難、明確方向、堅定信心、共同努力，強化體制動力和內生活力，把我國經濟增長巨大潛力轉變為現實，引領我國經濟邁上新台階。

——《圍繞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做好當前經濟工作》（2015年12月18日）

新常態怎麼干？具體來說，要努力實現多方面工作重點轉變。

第一，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衡量發展質量和效益，就是投資有回報、產品有市場、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環境有改善，這才是我們要的發展。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要的，但抓經濟工作、檢驗經濟工作成效，要從過去主要看增長速度有多快轉變為主要看質量和效益有多好。

第二，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在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總量和結構變化的情況下，穩增長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

第三，實施宏觀調控，要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宏觀調控要注重引導社會心理，實現反周期目標。要善於把握消費和投資行為背后的市場預期和社會心理，考慮市場主體行為特點，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加強同市場行為主體的溝通融合，加強宏觀政策國際交流，在提高宏觀調控科學性的同時，提高宏觀調控藝術性。

第四，調整產業結構，要更加注重加減乘除並舉。在不少行業產能已達到峰值的條件下，產能不減、價格疲軟，長此以往，優質企業也會被拖垮。要引導增量，培育新的增長動力﹔要主動減量，下大決心化解產能過剩，實現優勝劣汰﹔要發揮創新引領發展第一動力作用，實施一批重大科技項目，加快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全面提升經濟發展科技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要抓好職業培訓，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優化人力資本結構。

第五，推進城鎮化，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核心。推進城鎮化要回歸到推動更多人口融入城鎮這個本源上來，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這既可以增加和穩定勞動供給、減輕人工成本上漲壓力，又可以擴大房地產等消費。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之策。

第六，促進區域發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既要促進地區間經濟和人口均衡，縮小地區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差距，也要促進地區間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縮小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間的差距。要根據主體功能區定位，著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第七，保護生態環境，要更加注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保住綠水青山要抓源頭，形成內生動力機制。要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構建綠色產業體系和空間格局，引導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第八，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精准幫扶。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持續改善民生，特別是要提高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推進教育公平。要實施精准幫扶，把錢花在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針對性幫扶上，使他們有現實獲得感，使他們及其后代發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第九，進行資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重視和善於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政府要集中力量辦好市場辦不了的事，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第十，擴大對外開放，要更加注重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走出去並重、引資引技引智並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總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希望同志們共同努力，把這件大事抓好。

——《圍繞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做好當前經濟工作》（2015年12月18日）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就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等，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

——《圍繞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做好當前經濟工作》（2015年12月18日）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在重慶調研時的講話（2016年1月4日-6日），《人民日報》2016年1月7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並不容易，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2-3頁

在認識新常態上，要准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其一，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並沒有好壞之分，我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其二，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麼都往裡面裝。新常態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不要濫用新常態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態”，什麼文化新常態、旅游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現象都歸入新常態。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於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這個道理，我講過多次了。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7頁

新常態下，盡管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我們要把握這些大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8頁

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結構性”三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三個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29-30頁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証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0-31頁

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2頁

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於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產業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准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2頁

從國內看，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2-33頁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3頁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4頁

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35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2016年1月27日

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要把思想認識統一到黨中央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部署上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是工作重點，關系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關系到“十三五”的開局。各地區各部門要堅定信心、堅決行動，抓緊抓好抓實，切實取得實效。

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況要摸清，搞清楚現狀是什麼，深入調查研究，搞好基礎數據測算，善於解剖麻雀，把實際情況摸准摸透，胸中有數，有的放矢。二是目的要明確，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麼，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論事甚至本末倒置。三是任務要具體，搞清楚到底要干什麼，確定的任務要具體化、可操作。四是責任要落實，搞清楚誰來干，做到可督促、可檢查、能問責。五是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麼辦，用什麼政策措施來辦，政策措施要符合實際、有效有用、有操作性，讓地方和相關部門知道怎麼干。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2016年1月27日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當前和長遠、力度和節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銳意進取、敢於擔當的精神狀態，腳踏實地、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打贏這場硬仗。

——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2016年3月8日），《人民日報》2016年3月9日

要一手抓結構性改革，一手抓補齊民生短板，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切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堅決守住民生底線，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統籌推進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建設，使困難群眾求助有門、受助及時。

——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2016年3月8日），《人民日報》2016年3月9日

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綜合研判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從全球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推出多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世界經濟尚未從國際金融危機陰影中走出來。究其原因，就是沒有對症下藥，對復雜的結構問題僅僅使用解決總量問題的藥方，原有矛盾沒解決，又產生了不少新風險。不少國家看到了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有的提出降低社會福利，有的提出減少財政支出，有的提出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等，但受各方面利益和體制矛盾掣肘，實質性成果並不多。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問題不解決，隻刺激需求，經濟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點，也不可持續。所以，我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穩定經濟增長的治本良藥。各地區各部門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要樹立必勝信念，堅定不移把這項工作向前推進。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5月16日）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握好三個基本要求。其一，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二，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相互關聯、環環相扣。去產能、去庫存，是為了調整供求關系、緩解工業品價格下行壓力，也是為了企業去杠杆，既減少實體經濟債務和利息負擔，又在宏觀上防范金融風險。降成本、補短板，是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增加經濟潛在增長能力。其三，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體制機制障礙。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特別要強調的是，處置國有企業中的“僵尸企業”本身就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央企業要有擔當，起帶頭作用，今年要在處置“僵尸企業”上取得實效。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5月16日）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處於爬坡過坎的重要窗口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節點。轉方式調結構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側面。轉方式調結構是從主要依靠簡單勞動、擴大投資、大量投入能源資源等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的過程，是從主要依靠制造業轉向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的過程，又是從主要依靠傳統產業轉向更多依靠新興產業的過程，因而是企業家、科技人員、技術工人隊伍發揮更大作用的過程，是教師、醫生、律師、金融從業人員、信息服務人員、社會組織管理者等隊伍擴大的過程。轉方式調結構還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過程。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變了，分配結構就會相應變化。如果轉方式調結構進程順利，中等收入群體必然隨之擴大。還要看到，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對擴大消費也是有利的。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5月16日）

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是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矛盾的重大舉措，也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創新動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構建新支撐。

——《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節選）》（2016年8月24日）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解決好思路和方向問題，著力在三個層面上下功夫。一是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提高生產要素利用水平，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二是優化現有供給結構，通過調整現有產品供給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從深層次上解決供給同需求錯位問題，滿足現有產品和服務需求。三是優化現有產品和服務功能，大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和新業態，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創造新的供給，以此來創造新的需求。三個層面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供給體系有效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節選）》（2016年8月24日）

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中國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我們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2016年9月3日），《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要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依靠改革。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中國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不會動搖﹔中國改革的步伐將堅定向前、不會放慢。

——《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2016年9月3日），《人民日報》2016年 9月4日

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在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個大邏輯上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通過實施組合政策，引導發展預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勇於克服困難，有效應對風險，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提升。

——《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關於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報告》（2016年10月24日）

抓經濟發展，首先要明大勢、掌大勢，順勢而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內在系統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正在重構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增長模式。完成這些轉變，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經歷這個過程，就是經受壓力。這不是什麼壞事，更不是什麼經濟危機，而是一種積極的壓力，是發展向上的壓力、變中趨進的壓力。

——《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0月27日）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積極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逐步形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裡，我回顧一下這些年來我們對經濟發展是怎麼看、怎麼干的，以統一認識、協調行動。歸納起來，我們著重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我一直強調，研究經濟形勢，必須瞻前顧后，“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加以認識。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世界經濟進入長周期調整階段，目前仍處在深度調整中，國際金融危機后續影響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綜合分析，盡管困難和不利因素很多，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內涵發生變化。我國已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需求結構、人口結構、生產條件、資源環境、社會心理都不一樣了，決定經濟增長的供需條件發生重大變化。面對諸多結構性變化，黨中央作出我國經濟“三期疊加”的重大判斷，繼而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要充分認識條件變化的客觀性，老路既行不通、又走不遠，還會付出極大代價，必須開辟新的發展路徑，激發經濟潛力，引領經濟發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第二，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擁有諸多優勢和有利條件，發展勢頭可以長期保持。同時，我國經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很多，必須爬坡過坎。這種情況下，經濟工作的理念、思路、著力點等都要進行調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強調要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指明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國內經濟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我們順大勢、謀大事，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和針對性，不搞量化寬鬆和“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突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先后對“一帶一路”戰略、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重點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指針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對創新驅動發展、資源能源有效利用、農業現代化、糧食安全、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對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加快改善民生、加快脫貧攻堅、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等作出深入部署。這是我們從實際出發提出的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對指導經濟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貫徹各項大政方針。我們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穩中求進的根本點在於穩定大局、不斷進取。我國經濟經歷了長期繁榮，創造了發展奇跡，進入深度調整階段必然帶來陣痛，甚至傷筋動骨。要認清大勢、從容不迫。我們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防患於未然、防患於萌發之時，制定政策的前提是針對問題、開准藥方，充分估計最壞的可能性，同時通過工作確保不出現最壞的情景，堅決守住金融風險、社會民生、生態環境等底線。堅持實事求是、冷靜客觀是真正的自信，對最壞的情景一旦心中有數，就能迎難而上、化危為機，天塌不下來。我們強調要堅持功成不必在我，敢於擔當、銳意改革，既認識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長期存在的難題需要久久為功，又不能畏首畏尾，把問題留給后人，要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發揚釘釘子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