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勢

全球化是人類趨利行為

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之后，世界各地的人類出於生存與發展的天然需要，都有一個自發地了解自然、拓展生存空間的過程。這就造成各自的活動空間擴張，並進而與附近的人類群體相接觸。這是早期全球化的雛形，但還遠非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因其延伸能力還十分有限，談不上真正“全球”程度的伸展。

當人類進入封建社會之后，生產力有所增長，勞動產品有了若干剩余，因此復雜性較高的貿易活動增加。一般情況下，當部分人類由於資源或技能不足而無法獲得自需的全部生活與發展物資時，就會自發地產生與鄰近人類群體的交換需要，以實現互通有無。從這一需求在人類中出現的一刻起，人類走出家園，進入外域，投入全球，就成為不可阻擋的天然趨利行為。在人類對地球環境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之后，在人類交通工具取得各種進步的背景下，真正意義的全球化也就登上歷史舞台，並且逐步升級。其中，人類出於對自身所處地理環境認識所做的巨大探索，更是極大地促進了上述本質上源於經濟目的的全球化。

全球化也存在負能量的傳播，這需要各國合作予以糾正

全球化是要素的流動，主要涉及三個要素：人流、物流（器物與貨幣），以及信息流，包括思想的傳播。顯然，並非隻要人和器物在流動，社會就必定良性發展。更不會由於信息的自由流動，世界就會變得更為安全。明顯的例子，是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以及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化，未必使世界更安全。隨著信息技術的日益升級換代，人類早就開啟了全球時空的新時代，大眾的生活方式早就有了全新變化，這既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進步，但也給區域內部經濟平衡帶來挑戰，更給極端勢力與思潮的傳播帶來了便利。

譬如，歐盟一體化作為國際體系發展的劃時代變化，給歐盟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動力，但並非歐盟內部所有成員都能均衡受益。尤其是在蘇東巨變之后，當時的歐盟出於地緣戰略考慮，急速東擴，把一些經濟水准未必達標的原華約國家納入體系。歐盟大國當時的一些領導人願意供給本國資源，以實現經濟上統一歐洲的理想。但歐盟內部允許成員國勞動力流動的區域性“全球化”之規定，容易造成經濟相對落后的原東歐成員勞動力西遷的現象，這也是當初這些國家願意加入歐盟的部分經濟理性。廉價勞動力向西歐發達國家流入，雖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地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但他們畢竟與當地勞動力競爭就業機會，引起當地民眾不滿。一旦矛盾積累爆發，“脫歐”就將成為這些國家的一種考慮。

又譬如，近年來中東北非大量難民涌入，嚴重沖擊了歐盟的凝聚力。出於經濟與地理原因，歐洲是這些難民投奔的首要去向。本來，歐洲富國向貧窮難民伸出援手是其應盡責任，但並非所有歐盟成員都有充裕能力或者道德意願履行這份責任。然而，歐盟議事規則規定重大事項必須採取共識，但在接納這波難民問題上，德國採取了強勢做法。它不顧部分歐盟成員國的強烈反對，堅決推行所有成員必須按配額接收難民。這一做法有違歐盟規則，不僅有損默克爾總理在本國的政治支持度，而且迫使個別歐盟成員國關閉邊界，更有一些歐盟國家民眾在強大難民潮面前無奈考慮脫歐之選項。

此外，全球化可能更易造成污染流動、疾病流動、毒品流動，以及極端思潮的流動。這本身並非全球化之錯，但畢竟是全球化之衍生，因此以上種種伴隨全球化的負能量，仍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面對全球化，必須看到它具有追求個體經濟利益擴大化的理性，但要謹防由此伴生的對政治、經濟、就業、社會、環境、安全、道德等領域某種整體性的非理性。

正確看待“黑天鵝”事件

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台，被一些人稱為“黑天鵝”，即難以預測之事件，可能引起市場連鎖的負面反應。這可能是不盡正確的判斷。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上台，甚或是蘇聯解體，其實均非絕對不可預測的事件。而且，這些事件的發生，不見得一定會帶來連鎖的消極后果，甚至不排除帶來某些積極的后果。就如蘇聯解體，本身具有自己的邏輯。

所謂全球化，既可以通過多邊進程來促進，也可以通過多組雙邊進程來實現，而非隻有一種形式。英國退出歐盟，絕非英國不同歐洲大陸來往，而是英國通過更加維護主權的方式來與歐洲大陸交往。英國在就業、難民、財務等領域更少讓渡主權，目的在於更為安全地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和安全可以相互促進，但也未必總是一致。在必須兩者選一的壓力下，恐怕多數國家會選擇安全，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基石。

英國“脫歐”之后，英國經濟未必受到損害。英國和排除英國之后的歐盟完全可以通過談判，達成貿易和關稅的互利伙伴關系，甚至組建雙邊自貿區。歐盟如果拒絕，那顯然是在尋求雙輸，這並不符合歐盟利益。為了防范下一個成員脫歐，歐盟恐怕要反思未來如何在促進一體化的同時，避免在財政和安全上給成員國帶來過大負擔。歐盟大國不應以自身大量接納難民為理由，強迫小國必須接受難民。歐盟決策的一致性必須得到貫徹，大國不能以強凌弱，甚或以道德壓力強迫小國放棄主權。

特朗普被認為是逆全球化的代表，但我看不到這種論述的太多依據。特朗普在競選與就任總統階段，從來沒有說過美國將要退出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他確實說過北約已經過時，那隻不過是一句真理，維護北約並非堅持全球化。他確實做到了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但這一排他性的區域自貿體系並不代表全球化。他要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也是願意以談判方式擴大美國利益，而非越過談判直接將美國意志強加於他國身上。

特朗普傾向於以雙邊方式尋求國家利益，這和逆全球化風馬牛不相干。隻有奉行單邊主義，才是霸權主義，而且可能是逆全球化。隻要是雙邊主義，就需要通過談判來分割利益，而這種方式完全可能是公平的。特朗普言必稱將通過公平談判來促進美國利益，在字面上值得肯定。哪個國家不應謀求本國利益？哪個國家應該通過不公平談判來壓制他國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當然，何謂公平，不應由美國一家確定，而應由談判雙方（各方）共同確定，並且由人類公認的國際法准則來衡量。

認定特朗普發布“禁穆令”，也是對其政令的誤解或歪曲。特氏其實要搞“限穆令”，在120天內限制七個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在這期間申請入美者得接受美國審查。審查獲批，方可入美。如有涉恐，不讓進入美國乃天經地義。如果他宣布永遠不准這些國家的任何公民進入美國，那才是“禁穆令”，才是逆全球化，但他都沒有。就連他的“限穆令”，在美國也無法得以推行，不是聯邦法官判決對其政令推遲執行，就是上訴法庭駁回行政當局的申訴，可見美國要搞“逆全球化”是何等不易。

上述兩個“黑天鵝”事件，乃是英美兩國一些民眾出於自身就業與社會安全利益，而對國家現行政策的一種糾偏，可以理解。問題是，不要因此矯枉過正。如果真的物極必反，這些國家自然還會搖擺回來。全球化作為人類大勢，洪流不可阻擋。但若全球化走過了頭，就應適度糾偏。如果糾過了頭，再把它平衡回來。人類社會就是在這種自我糾正的搖擺中走向未來。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摘自《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3期）

來源：《紅旗文摘》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