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裡的潘天壽文化現象

一個人的作為，可以成為文化現象，那就是潘天壽。他捍衛民族傳統，發展民族藝術，呼喚重樹人文精神，展現出鮮明的文化自信、中國氣派。

對傳統文化的捍衛

潘天壽對傳統文化的捍衛，既有理念上的，又有行動措施上的。

先是對理念的捍衛。在西風來襲時，潘天壽表現出的是一種胸有成竹的坦然和從容，他是中國美術界少數保持頭腦冷靜意識清醒的人之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激進的青年認為國畫已經落后，要以油畫改造國畫。潘天壽反對這種以國力強弱來判斷文化優劣的思想，認為中國的繪畫，“處於東方繪畫統系中最高水平的地位”，與西方的繪畫統系，雙峰並峙。

潘天壽的畫論中也有這樣的表述，“每一個國家民族應有自己的獨立的文藝，以為國家民族的光輝。民族繪畫的發展，對培養民族獨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觀念，是很有重要意義的”。潘天壽反對倉促的中西融合，主張中西藝術應該拉開距離。這一主張，既表現了潘天壽維護民族文化、維護中國畫的政治立場，還顯示了他對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藝術真諦的認識水平。

再是行動措施上的捍衛。我國的藝術教育比較年輕。1923年起，潘天壽就為中國畫教育嘔心瀝血。他千方百計為學校搜救了大批散落民間的優秀中國古字畫，使得浙江美院國畫系收藏古字畫達到全國兄弟系首位，為之后的教學奠定了基礎。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后，中國畫系在潘天壽等一批教授的推動下，在華東分院成立。之后在他擔任副院長、院長之后，更是把醞釀已久的復興中國畫教學的宏圖盡情地展現，並在體制建設方面推出中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分科教學的重大舉措，奠定了中國畫教育的基礎。1961年，他的方案得到全國同行肯定並推廣。他是中國傳統繼承中最后的守衛者和執行者。

可以說，沒有以潘天壽為主要骨干的一批有識之士的堅決捍衛，不屈不撓，無私奉獻，中國畫難以躋身與油畫一樣的地位，中國畫教育更不可能由式微走向輝煌。像這樣在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前保持清醒頭腦的藝術家，無疑是文化藝術中國氣派的主導者和創造者，共和國文化大廈的棟梁。

對傳統文化的踐行

潘天壽對於傳統文化的踐行，既包括個人品行上的修養，又包括自身創作與教育。

一是潘天壽個人品德促使。潘天壽的人品決定了其藝術主張和實踐。他曾經說過，“畫品即人品”，“畫品不高，落墨無法。”潘天壽出生在古風濃郁的村庄——浙東寧海縣冠庄的一個鄉紳家庭，自小飽讀詩書，受到傳統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寧海名儒輩出，尤以明代的大儒方孝孺為最。潘天壽從小就熟讀的《古文觀止》裡，就有方孝孺的《深慮論》和《豫讓論》。1903年，潘天壽七歲，見証了一次“反洋教運動”。鄉民起義途中在冠庄歇息，其父在家設宴三十席為義軍接風，其母竟然驚嚇而死。這些無不在幼小的潘天壽心靈上刻下深深的烙印。在之后畫風裡展示的“強其骨”、“一味霸悍”，可作為他的品行修養的藝術見証。其骨，可理解為方孝孺的耿耿之正氣﹔其霸，可理解為立在傳統道德的制高點上俯視眾生之態勢。

二是潘天壽自身的創作促使。從臨摹《芥子園畫譜》開始，潘天壽努力學習揣摩，在前輩藝術大師們作品的海洋裡，汲取了供自己成長的藝術營養。老子把治大國比作烹小鮮，而潘天壽逆其意而用之，稱“作小幅如治大國”，可見其不凡的格局和氣度。潘天壽極力倡導的“至大，至剛，至中，至正之氣”，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成為他的作品的內涵和形式的寫照。

潘天壽所處的時代，正是西風猛烈的時代，西方的美術思潮不斷對中國美術進行沖擊。他認為合理吸取外來美術營養，可以豐富中國畫的表現手法，但他自身的創作卻堅持傳統。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險、強悍的審美性格，依然可以歸入“壯美”這一傳統審美范疇。他是最臨近傳統繪畫而終未跨入現代的最后一位中國畫大師。潘天壽倡導的中國畫須具備的“四至之氣”，終於讓自己的畫作充滿了崇高之美、純正之美、雄壯之美、清新之美、豪邁之美、力量之美。

三是潘天壽在中國畫教育上的促使。潘天壽既是中國畫畫家，又是中國畫教育家，且是我國美術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潘天壽從事中國畫教育教學不僅時間早，而且教齡達50年之久，可謂終身為之奮斗。他的教學涉及中國畫創作、書法、篆刻、詩詞題跋、畫史、畫論，甚至最起碼的構圖、筆墨、用色等具體技法。他因此是中國畫教育授課最多的教授。他不僅對中國畫教學有鮮明的主張和完整的教學方法，還敢於革新，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學改革和教學建設。

他提出的中國畫教學的五項原則至今值得遵守：堅持中國畫教學的獨立性，走自己的道路﹔堅持以民族傳統為基礎，正確理解繼承和革新的關系﹔堅持廣博的文化修養，全面理解傳統﹔堅持人格教育，學畫先學做人﹔堅持分科教學，全面培養各科人才。潘天壽對中國畫教學的教育方法和教學經驗值得肯定和繼承。他能事事處處以國家、民族和子孫后代的利益為著眼點，立得高，望得遠，以滿腔熱情和認真懇切的態度，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致力於“百年樹人”的偉大工作。

對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

潘天壽對於中國畫的創新和發展，也展示了一種中國氣派。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甚至在中國畫畫史上，潘天壽大都不是革新者，而是十分保守的傳統國畫的守護神，其實不然。從潘天壽對於中國畫的理論和實踐上分析，在他的眼裡中國畫不是一個桎梏，而是充滿創新精神。他說，“中國人從事中國畫，如一意摹擬古人，無絲毫推陳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為一笨子孫。”因此，他善於用創新的觀念和審美趣味去重新闡述和發掘傳統之菁華。

他的畫論有著非常現代的觀念和創新意味，傳統辯証觀與唯物辯証觀的大量運用，成為他的畫論的一大特色。在他的歷史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現代社會學、文藝學觀點的分析。這些創新之理念，使他更好地理解傳統，並從時代的需求出發對傳統進行再創造。比如他把傳統三遠山水微縮至近與山花野卉相配合創造出新的景物韻味，與現代的寫實思潮頗為符合。他在傳統繪畫的基礎上另辟新境。比如他對傳統中的“中庸”，以“一味霸悍”、“寧可稚氣、野氣、霸氣”表示創新和修正。故常見他的畫面用筆老辣如千年枯枝，鐵骨錚錚幾能戳破紙面，就如《雨后千山鐵鑄成》，就見濃墨直勾，連中間層次也省卻不少。在創新的境界中，他不斷地探索，不斷地進步。對於外來文化，他堅持一個原則，即不可“減去自己的高闊”。使傳統文化進入現代，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從西方藝術中吸收營養，二是自身的推陳出新。潘天壽走的是第二條路，他沒有大量吸收西方藝術的特點，他是遵循著拉開東西方距離，保持中國畫自身獨立性的觀念，走在他了如指掌的傳統之路，而包古容今，借古開今，在嬗變中遞進，在創新中發展，並進入現代。

潘天壽把一輩子都交給了中國畫的創作與教育。他用這種犧牲，呼喚重建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文化自信、中國氣派。

（摘自“文化寧海”微信公眾平台）

來源：《紅旗文摘》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