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內涵

提  要：本文較為系統地總結費孝通民族研究思想，試圖尋找其內在的文化探索邏輯。民族研究是費孝通畢生從事的工作，同時也是他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為主線不斷提升其整體的學術思想。金秀大瑤山調查讓他切實感受到文化構成和文化模式，由此引發多種文化類型的比較研究﹔中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他著力於引導性文化變遷，以“志在富民”的胸懷推動社會進步﹔老年后他進一步關注全球化下的文化失序，在深刻的文化總結和反思基礎上，強調文化調適和文化自覺，為推動和諧中國、和諧世界建設做出了卓越的學術貢獻。

關鍵詞：費孝通 民族研究 文化探索

為紀念費孝通、王同惠大瑤山調查八十周年，借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所“創新工程”重大專項課題《21世紀初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調查》，2014年我第三次帶隊到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所在的大瑤山開展追蹤調查，2015年出版了《金秀卷》並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專題學術研討會。2015年是費孝通江村調查八十周年，我第四次到蘇州市吳江區，與師友一起拜謁費老墓地，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開玄弓村。回顧費孝通的一生學術經歷，我總結為“從實求知看世界，三級二跳論中國，差序格局說鄉土，多元一體求認同，志在富民是心願，邊區城鄉重行行，文化自覺強華夏，和而不同安天下”。

在跟隨費孝通從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歷程中，我對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趨，卻總是陷於一城一地的局部領悟狀態。驀然回首，卻發現費孝通從來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問題，而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著力最早且持續一生，他是從“民族”這種常見的文化現象入手，或者說以此為線索，不斷推進對人類文化的認識，其終極目的是如何讓社會更美好。他以社會人類學的獨特視角，不斷提升文化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達下為中國實現現代化不懈努力。可以說費孝通終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而且是以民族研究為主線的遞進探索過程。那麼，這一過程是如何展開，又是如何步步深入，包含著什麼樣的內在邏輯呢？

一、從人類學裡吸取認識和改造中國的知識

早年的費孝通，飽受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和父母親鄉土情結的影響，再加上當時救國強國的社會氛圍，使他從學醫救人轉變為學社會學以救中國。在燕京大學二年級時，費孝通和哥哥費青一起翻譯了英國人詹姆斯·艾倫的《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目擊記》，在《再生》雜志上連載，文章詳細記載了作者親歷中日甲午戰爭的慘烈場景。“譯者的話”表達了兄弟倆當時的心情：“譯者在逐句翻譯時，雖則眼前隻見懦弱和卑鄙，殘暴和凶惡。但對於我民族，我世界，我人類，依舊抱著無限的希望。”[1]正是這種希望和責任，使費孝通樹立了“從認識中國到改造中國”的信念。

他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習，給了他基本的學科框架和更大的不滿足，因為課堂上缺少現實的中國。他在《花藍瑤社會組織》編后記中說明他們去大瑤山的原由：“我們是兩個學生，是念社會學的學生。現在中國念社會學的學生免不了有一種苦悶。這種苦悶有兩個方面：一是苦於在書本上，在課堂裡，得不到認識中國社會的機會﹔一是關於現在一般論中國社會的人缺乏正確觀念，不去認識，話愈多視聽愈亂。我和同惠常在這苦悶中討論，因為我們已受了相當社會學理論的訓練，覺得我們應當走到實地裡去，希望能為一般受著同樣苦悶的人找一條出路，換言之，想為研究社會的人提供一個觀點，為要認識中國社會的人貢獻一點材料。”[2]

師從史祿國的兩年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生經歷，給了他類型加比較的基本研究方法，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的大瑤山調查，成為他真正從事文化研究的起點。“異”文化的強烈感受和一死一傷的慘痛經歷，使他對文化有著與別人完全不同的理解。費孝通自己總結到：“我通過瑤族調查，對社會生活各部門之間的密切相關性看得更清楚和具體了。這種體會就貫串在我編寫的這本《花籃瑤社會組織》裡。我從花籃瑤的基本社會細胞家庭為出發點，把他們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生活作為一個系統進行了敘述。”[3]以至他自認為進山前他是體質人類學工作者，出山后就變成社會人類學工作者，不自覺地掌握和應用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功能主義分析方法，文化模式和文化類型比較的認知方式，已經開始扎根。費孝通在和美國學者巴博德談話中專門聊起這一轉變：“我在去倫敦經濟學院之前就是一個功能主義者。這是從我對體質類型研究——從體質人類學自然出現的方向。我隨后把它應用於人類文化類型。因此我要說我的主要觀點和研究方法在三十年代早期已經形成。我作為體質人類學者進入瑤山而出來時成了社會人類學者。”[4]大瑤山調查以后的《江村經濟》、《雲南三村》等著作，無非是對中國不同類型的社會進行文化歸納和比較的順勢推演，是從大瑤山老根上長出的新枝。文化的完整性和不同類型的比較，這是費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一個階段。

費孝通在《花籃瑤社會組織》的編后記中，明確表示進瑤山調查，是想為研究社會的人提供一個觀點，為要認識中國社會的人貢獻一點材料。“我們所要貢獻的是什麼觀點呢？簡單說來，就是我們認為文化組織中各部分間有微妙的搭配，在這搭配中的各部分並沒有自身的價值，隻有在這搭配裡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評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這個網絡，認識它們所有相對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處。這一種似乎很抽象的話，卻正是處於目前中國文化激變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5]有了文化是完整結構而且其子系統不斷平衡的思想，費孝通告誡人們面對舊中國這一部巨大的老機器，雖然人人都急於改造，但不能隨意“拆搭配”，否則運轉更不靈，要有效地改造中國，首先要充分地認識中國，進行中國各種文化類型的比較研究。因此就有了抗戰時期的“魁閣”的艱苦奮斗精神，參與“中華民族是一個”討論以及相繼推出了《雲南三村》、《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皇權與紳權》、《初訪美國》、《美國人的性格》、《重訪英倫》、《內地的農村》、《鄉土重建》等一系列的早期作品。費孝通自己介紹說：“依我這種對社會學趨勢的認識來說，《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會學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嘗試，而這《鄉土中國》卻是屬於社區分析第二步的比較研究的范圍。”[6]從這兩本費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不難看出大瑤山調查在學術上對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回顧費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詩裡寫的一樣“多經暴雷雨”、“榮辱任來去”[7]。他經歷了兩次婚姻，前妻王同惠大瑤山之死是他一生的痛，促使費孝通堅定不移地去實踐他們年輕時的夢想，義無反顧地畢生“用一人的體力來做二人的工作”﹔他經歷過三次死亡考驗：1935年大瑤山是“我應該死而沒死”，1946年昆明民主運動是“有人要我死而我沒有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我考慮過自殺但是沒有去做”[8]。無論人生如何起伏跌宕，費孝通都始終不渝地堅持“我們所認定‘從認識中國來改造中國’是救民族的正確大道，”堅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國的文化和社會。費孝通在晚年寫道：“我是想從人類學裡吸取‘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科學知識。我這樣說，也這樣做。一生中雖則遇到過種種困難，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時，我還是本著這個‘志在富民’的目標，應用人類學的方法，到實地去認識中國農村，中國的少數民族，凡是窮困的地方我都願意去了解他們的情況，出主意，想辦法，幫助他們富起來。我是由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裡得到的方法和知識去做我一生認為值得做的有意義的事。” [9]

二、志在富民推動引導性文化變遷

新中國的建立，極大地鼓舞著愛國知識分子，他們熱情洋溢地投身新國家的建設中。費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參與了民族慰問、民族識別、民族大調查、民族學院組建及其相關的教學活動，這不僅使費孝通對中國多民族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將他的學術思考和研究引向了第二個階段，即學術為社會服務，開展社會人類學的應用研究。就研究內容上說，從文化模式和類型比較，轉向對文化變遷、特別是引導性文化變遷的研究和應用。如建國初的民族慰問活動，就是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下，1950年春由中央民委主持開展的“上來下去”為主題的民族工作。所謂“上來”，就是請地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內地參觀，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聯絡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況。所謂“下去”就是組織中央民族訪問團，到各民族地區去訪問，傳達中央和毛主席對各族同胞的關懷和慰問，宣傳《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閡，加強民族團結[10]。民族識別是新中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前提，而民族大調查既是配合民族識別，也是為了摸清家底，保存珍貴歷史文化資料，組建民族學院是為民族地區培養建設人才，都帶著強烈的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以及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快速發展的政治意圖。

費孝通不僅參與和領導了這些活動，他的文化研究相應也轉變在推動文化變遷上。這個時期他寫的《兄弟民族在貴州》、《廣西龍勝民族民主建政工作》、《關於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貴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調查報告》、《大理歷史文物的初步查訪》等就是其代表性作品。最典型的是1951年11月費孝通擔任中央訪問團副團長、廣西分團團長時所寫的《廣西龍勝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一文，給我們呈現了當時廣西民族地區民主建政、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具體做法：“民族民主建政加強了民族干部與群眾的聯系。……原來，干部思想上對民族民主建政有顧慮，怕少數民族鬧獨立，不好領導。事實則相反，滿足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政治要求，他們就會更相信和更依靠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相反的，我們知道有個別地方，因為怕少數民族鬧獨立，不敢提區域自治，結果群眾要求更激烈，自己去開會，懷疑政府，反而助長了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回顧廣西以至全國六十多年的民族關系，我們不能不感慨當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英明、政府民族工作的深入細致以及黨的民族政策所產生的長遠效應。其關鍵就是全心全意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充分信任他們的自我管理能力。這對我們推進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無啟示。

改革開放以后從二上大瑤山調查開始的第二次學術生命，讓費孝通格外珍惜，年屆七十的他以“隻有十塊錢”來惜時如金。1978年費孝通再到金秀大瑤山調查，對比解放前后四十三年的情景，他欣喜地看到“換了人間”，金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1981年他三上大瑤山的時候，他看到政治上的區域自治和經濟上的互惠互利之間的矛盾。解放以前金秀是七個縣分而治之，解放后在1952年建立起全國第一個瑤族自治縣，在政治上實現了瑤族的平等和自治，但是在經濟上反倒形成了一個山地和平原的隔離，畫地為牢。平原的漢族想要山裡的木材，山裡的瑤族每年缺糧兩個月，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時期，漢族到山裡偷砍木材，瑤族見到就趕走，瑤族到山外去趕集，想買點糧食，漢族也不賣。畫地為牢的結果，出現了一個政治上平等卻在經濟上割斷了聯系。在費孝通的一再呼吁下，1984年經國務院批准，把原來屬於外區的桐木鎮、頭排鎮劃給了金秀，這樣就使得金秀不僅有山區，還有平原區，不僅有林區，還有農區。尤其是今天的桐木鎮，已經成了金秀縣最大的城鎮，人口超過了縣城，而且也是整個金秀縣的工業基地，費孝通據此提出民族區域自治不是畫地為牢，既要體現政治平等更要加強經貿聯系。1982年四上大瑤山的時候，費孝通又指出“因地制宜，多種經營”，山區不能夠以農為綱，也不能夠單純地搞工業，為老百姓致富出了很多主意。1988年五上大瑤山，他不只是看到了大瑤山，提出構建嶺南開發區，實行整體連片發展戰略，進而形成與香港、東南亞、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區。為以后形成的東盟10加1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出了先聲。

三入江村的調查，將費孝通的文化類型比較和引導型變遷接續上他畢生研究的另一條線，即從開弦弓村的調查，再加上雲南三村的調查，走出了城鄉關系調查研究的路子。通過城鄉關系到邊區開發研究，他抓住了中國最要害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城鎮化、特別是小城鎮發展問題，在中國特定的背景下，中國的工業化是從鄉鎮企業開始的﹔他緊接著看到邊區，比作全國一盤棋下的“兩個眼”，最初從知青返城帶來的人口問題，擴展為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視野。他從一個村，上升到小城鎮，總結出多種發展模式，最后擴大到整個區域發展。具體來說，費孝通從吳江開弦弓村和大瑤山六巷村的調查開始，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1957年二到江村調查他就發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割斷了城鄉關系，城鄉分裂的結果是糧食增產了，農民卻更窮，反而吃不飽了，這也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新中國在建國初特定的環境下，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搞工業化、推進城市化，部分犧牲了農村和農民的利益。改革開放過后，國家日益重視“三農”問題，全國改革從農村鬆綁搞活開始，費孝通及時提出“小城鎮，大問題”，鄉鎮企業應聲而起，首先表現為蘇南模式，以集體所有制為特征的草根工業。接著他總結出珠江模式，以港澳台“三來一補”，資金、原材料、市場三頭在外，但在大陸加工，發展外向型企業。緊接著他發現以個體私營為主的溫州模式，以后又有以庭院經濟因地制宜的民權模式等。他在全國總結出不同發展類型的好幾種模式，國家也建立了各級鄉鎮企業局，指導和鼓勵各地農村鄉鎮工業的發展，逐漸改變了各地的產業結構，引導中國成功跨越小農經濟的桎梏。美國學者文一總結中國獨特而快速的工業化道路時指出：“上世紀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中國的制造業與美國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國的原始鄉村制造業開始繁榮，繼而引爆了一場輕工業革命，使中國的重工業能夠在90年代中后期開始起飛，並從此開始超越一個又一個當代制造業強國﹔並最終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11]這一歷史進程，費孝通的《行行從行行》等著作都有詳細的記載和分析，正是費孝通的草根工業理論和鄉鎮企業多種發展模式總結，揭示並引導中國獨特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路徑。

鄉鎮企業大發展，大大推進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鄉鎮企業出現轉制轉型，形成了私營個體經濟大發展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繁榮。費孝通又將思路上升到區域合作發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黃河上游多民族開發區的設想，主要是甘肅的臨夏和青海的海東兩個地方跨地區合作。九十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議搞長三角開發區，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帶動整個長江流域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上海率先進入“自貿區”實驗，國家領導人多次到武漢重慶考察，高度重視長江流域黃金水道建設問題。費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蹤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嶺協作區的整體擴大，與東南亞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這一倡議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也得到東盟十國的普遍響應。從2004年起每年在中國南寧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同期舉辦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已成功舉辦了十屆，促進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費孝通幾乎同時提出黃河三角洲開發，在天津專門講過幾次設想，強調港口與腹地的關系，對沿渤海灣開發和港口建設專門向中央提建議，今天也發展為京津冀一體化國家戰略。包括現在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是費孝通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絲綢之路，帶動西北、西南的整體發展，在他的“涼山行”和“甘肅行”中就能找到根。費孝通總是站在時代的前沿，緊貼中國的實際，針對中國各地不斷發生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不斷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先后去吳江28次、甘肅11次、廣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區，他總結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經驗，提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他談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國發展之路，著力於引導性文化變遷，努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三、從文化反思、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

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費孝通沉寂了二十年。政治風雲變幻所帶來的國家和個人遭遇，對於一個學者既是災難也是一筆財富。從受人尊敬的領導和教授，到“不准亂說亂動”打掃學校廁所的改造對象，“文革”這段角色顛倒和錯亂的經歷，使費孝通意識到在過去的調查研究中，“始終是一個調查者的身份去觀察別人的生活。換一句話說，我是局外人的立場去觀察一個處在生活中的對象”，認識到社會和人是辯証統一體中的兩面，在活動的機制裡互相起作用。他晚年反思潘光旦先生為《生育制度》一書作序時所寫的《派與匯》，當時就批評他“見社會不見人”的傾向，忽視生物個人對社會文化的作用[12]。“這種自覺可說是一方面既承認個人跳不出社會的掌握，而同時社會的演進也依靠著社會中個人所發生的能動性和主觀作用。這是社會和個人的辯証關系，個人既是載體也是實體。”這種新人文思想，使費孝通的學術思想產生了又一次的飛躍，進入了心態研究的層次。他說：“我回顧一生的學術思想，迂回曲折，而進入了現在的認識，這種認識使我最近強調社區研究必須提高一步，不僅需要看到社會結構還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態的研究。”[13]這也埋下了費孝通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覺的伏筆。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首先面臨人口和就業兩大社會難題，費孝通通過對大瑤山和江村兩地的重訪，在1983年提出做活人口這盤棋的“兩個眼”：“要做活這塊棋，拿圍棋的語言說，必須做兩個眼，就是要為新增的人口找到兩條出路，使他們不成為一個消極的包袱，而成為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去年我帶著這個問題訪問了我家鄉的農村，又訪問了廣西、新疆和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看出了可以為人口這塊棋做兩個眼的地方。一個是在作為農村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城鎮，一個是在亟待開發的少數民族地區。”[14]從此以后，費孝通就沿著城鄉關系和邊區開發這兩條大思路，行行重行行。

費孝通一直關注中國少數民族的發展問題，最早提出邊區開發的構想，主張“以東支西，以西資東﹔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為新世紀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鳴鑼開道。根據在內蒙古包頭等地的調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兩個失調”，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諧共生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面對劇烈社會轉型時期少數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發揮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優勢促進當地發展的思路，重點關注人口較少民族的發展問題。他強調指出：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很多好的、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我們要幫助他們發掘出來，幫助他們發展。……應該用平等態度對待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我們現在搞的人文資源的開發，就是要重新去認識它、理解它、發掘它[15]。“所以在西部開發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大聲疾呼，要注意對古代文物和傳統文化的保護，要只是為了一點小的眼前的經濟利益，而犧牲了我們幾千年文化遺存下來的一些寶貴財富，那就得不償失了。”[16]

從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開發，進而提出人文資源的保護和發展，標志著費孝通的民族研究視野的不斷擴拓，更是從民族研究不斷拓展他的文化探索思路。他在《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寫道：“學習社會人類學的基本態度就是‘從實求知’，首先對於自己的鄉土文化要有認識，認識不是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為了改造它，正所謂推陳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對少數民族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17]事實上他早在八十年代末的東部發達地區調查中，就發現農民家裡沒書也無讀書的熱忱，這不僅有悖於中國社會“耕讀傳家”的傳統，也不符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發展的現代理念，他提出“富了過后怎麼辦”的歷史性提問，民族地區的文化失衡現象更令他憂心忡忡。

面對全球化的沖擊，后現代主義反思成為國際性的學術議題，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平靜。人類怎樣面對新世紀“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特征，建立一個和諧的地球家園成為費孝通深思的大問題。他在1990年八十歲生日時，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願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更引起他深刻的關注，結合一生的民族地區調查研究經歷和在中央民族學院的教研積累，他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知識，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為全球化時代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認同基礎，有力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不僅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並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成為定義中國民族關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費孝通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闡釋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及結構層次問題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論，闡釋具有文化差異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處在一個政治經濟組織裡面”的“一體化”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說，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種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間的社會規范就是‘和’。這一‘和’的觀念成為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出發點。在與異民族相處時，把這種“和”的理念置於具體的民族關系之中，出現了‘和而不同’的理念。這一點與西方的民族觀念很不相同。這是歷史發展的過程不同即歷史的經驗不一樣。所以中國歷史上所講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體理論的另外一種說法。承認不同，但是要‘和’，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條道路，否則就要出現紛爭。隻強調‘同’而不能‘和’，那隻能是毀滅。‘和而不同’就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18]這與美國學者亨庭頓的“文明沖突論”形成鮮明的對比，更加符合人類邁向光明未來的大趨勢。

在1997年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社會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一位鄂倫春族學者率直地向費先生提了一個問題：在當今科技迅猛發展的現代社會裡，人口隻有5000人的小民族鄂倫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裡，生產力比較低，怎樣才能生存下去？[19]引發他關於“文化自覺”的系統思考。“是保護文化還是保護人”的尖銳提問，使費孝通浮想聯翩，他不僅親自到黑龍江省哈爾濱、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了赫哲族同胞，發表了題為《小民族大家庭》的文章，而且積極推動國家民委組織的“人口較少民族”調查和“興邊富民”行動，進而聯系到中國社會的文化失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他深刻體會到文化轉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可以說文化轉型是當前人類共同的問題。所以我說‘文化自覺’的概念可以從小見大，從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看到中華民族以至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其意義在於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20]

費孝通晚年的思想，其核心可以歸納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覺”上，這是費孝通畢生認識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結果。1998年費孝通出席北京大學舉辦的“二十一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國際系列講座暨第三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先后發表題為《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后》、《從反思到文化自覺和交流》、《世變方激，趕緊補課》的講話。他通過重讀學科經典，特別是反思幾位恩師的學術思想，對畢生的文化研究做了深刻的反思，從馬凌諾斯基的文化發現和分析，進一步領會史祿國“心態”和認同層次上的文化意義，提出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要打破學科邊界，從更大的范圍內認識和反思文化問題。

費孝通將中國社會文化變遷概括為“三級二跳”。我們在近一百年時間裡，從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逐漸走進工業文明，但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標志的第一次現代化尚未完成，中國又迅速進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為標志的第二次現代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創造了世界文化變遷的奇跡，相應遺留的問題也特別多。“通過我這60多年的經歷，我深深體會到我們生活在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中，而對中國文化本身至今還缺乏實事求是的系統知識。我們的社會生活還處於‘由之’的狀態而還沒有進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時我們的生活本身卻已進入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轉型期，難免將人們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實不僅我們中國人是這樣，這是面臨21世紀的世界人類共同的危機。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們還未能尋找到一個和平共處的共同秩序。[21]”因而費孝通特別強調文化自覺的重要性，他詳細解釋道:“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義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及發展的方向，不帶有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但同時也不主張‘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對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22]

費孝通不僅對文化自覺的概念進行了詳細定義，還強調指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根據其對新環境的適應力決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種文化都自覺之后，這個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現一個具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種文化的和平共處、各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同守則。”[23]在費孝通去世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們眼看著偉大祖國日益強大，不難發現他的思想一直活在人間。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展開、興邊富民工程的步步深入，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試點以及最新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無不包含著費孝通區域發展理論的思想火花。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發展、減少貧困人口、生態文明建設等成為國家戰略，回應著費孝通關於自然和人文“兩個失衡”憂慮。文化自覺的思考，引發了理論、道路、制度“三個自信”的討論，習近平同志強調最基本是“文化自信”﹔以“中國夢”為目標的文化重建，正在回答費孝通“富了過后怎麼辦”的歷史提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成為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美好世界”的理念更成為建設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強大思想動力……

四、結語

通過費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的系統梳理，綜合研究費孝通一生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思想，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費孝通民族研究思想的內在邏輯。他的一生基本上是通過民族這一文化群體的調查研究，不斷遞進升華他的文化分析層次。通過大瑤山的實地調查研究，運用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分析方法，很好地呈現出文化的結構和功能，再通過類型加比較的研究方法，既產生了《江村經濟》及《雲南三村》的實地調查成果，也寫作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美國與美國人》等文化及制度的比較研究成果。但他的目的不僅是認識什麼是文化，而是“從認識中國到改造中國”，所以他從學術生涯的起點就包含著強烈的經世致用的取向。解放初期的民族訪問、民族識別和民族大調查，基本沿襲著這樣的思路和取向，文化變遷特別是引導性文化變遷的意圖日益明顯。

改革開放后爆發的學術活力，則充分體現出他對推動文化變遷和文化調適的努力。他從重上金秀大瑤山的調查開始，接著三進江村再調查，面對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重大題課，提出全國一盤棋的“兩個眼”大思路，走出城鄉關系和邊區開發兩條研究主線，總結和比較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從點到線再到面，不斷提升和擴展研究思路。每到一地先虛心當“小學生”，用他的知識和智慧及時把老百姓的實踐和創造提升總結出來，“你在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寫志在富民的思想”，以“文化打補丁”的比喻來發現文化的調適，以從實求知的態度總結並引導中國整體的文化變遷。

費孝通八十年代末在江蘇、廣東等發達農村調查時，就發現富裕起來的農民精神世界荒蕪的現象，他就敏銳地提出“富了以后怎麼辦”的問題，在內蒙古的考察他發現自然和人文的“兩個失衡”問題。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他總結幾十年的民族調查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光輝思想，為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民族認同提供強大理論支撐。在他八十歲生日時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思想，在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時代力圖構建“和而不同”而不是“文明沖突”的世界。九十年代針對中國小少數民族在劇烈的文化變遷中文化嚴重失衡的現象，聯系全球化時代中國人如何把好文化轉型的主動權，他的“文化自覺”思想橫空出世，為日益強大的中國找到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奠定堅實思想基礎。

習近平在2014年6月28日舉行的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大會主旨演講中，專門引用費孝通名句來申明當今世界格局中的中國觀點：“要積極樹立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摒棄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舊思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建黨95周年的紀念大會上他進一步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有了文化反思、文化自覺基礎之上的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就能夠在全球化時代把好文化轉型之舵，更好地構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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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費宗惠、張榮華編《費孝通論文化自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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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系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此文原載《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