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筑牢從嚴治黨的政治基礎

內容提要 本文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際等緯度闡述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准則》的幾個重要問題，分析了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權威，四個意識與四個服從、政治忠誠、用人導向等問題。

關鍵詞 准則 黨中央權威 四個意識與四個服從 政治忠誠 用人導向

“作始也簡，將比也鉅”（1）。一個經歷95年光榮奮斗歷程的黨如何再創輝煌，完成新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六中從“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這一科學研判出發，努力把從嚴治黨提升到一個新水平，以提高黨的戰斗力凝聚力。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全面繼承了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干准則》，又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對於黨內政治生活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明確規定，提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格的要求。以新的准則為起點，“永遠在路上”的從嚴治黨開始了新征程。准則內容豐富全面、表達言簡意賅，其要求是必須做到又能夠做到的。本文著重談談對幾個問題的理解。

強調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 這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 這一原則凝聚了深刻豐富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從歷史看，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歷經艱難而勝利前進，戰勝無數困難，完成三件大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在革命和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鍛造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並享有高度權威。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政治上最先進、組織上最統一、最有戰斗力動員力的政黨，不僅制定正確的路線政策，而且能夠把全部力量、智慧凝聚在一個目標上並團結全體人民共同奮斗﹔從當代世界看，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面臨極大的風險和困難。“現代性孕育著穩定，現代化的過程滋生著動亂”然而，亨廷頓預言的事情沒有在中國發生。中國所以能夠成功地突破發展瓶頸，根本原因就在於有一個強大的、先進的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首先是依靠黨中央的權威體現出來的。有了這個權威，中國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既充分利用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又用有力的宏觀調控限制、縮小了市場的負面效應，較好地處理了效率與公平、動力與平衡的關系﹔在政治方面把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統一起來，把發展民主與保持社會穩定統一起來，既充分實現人民當家做主，又有效地防止了“民主亂象”﹔在對外關系上中國集中資源、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應對復雜國際局勢和激烈的國際競爭。這些都是其它制度和多黨制體制下難以做到的，也是缺乏權威領導核心的政黨所望塵莫及的。離開領導核心，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就難以落實。

這一原則也體現了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的結合。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狀況總體是好的。同時，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主要是：在一些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鬆弛、脫離群眾、獨斷專行、弄虛作假、庸懶無為，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拜金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任人唯親、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現象屢禁不止，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等現象滋生蔓延。特別是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這些問題，嚴重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嚴重破壞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嚴重影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對此，必須強化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通過從嚴治黨加以解決。因此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成為新形勢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關鍵問題，維系著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族的前途命運。

強調”四個意識“與”四個服從“。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呼喚著全黨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政治意識,就是牢記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根本性質,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大局意識,就是自覺維護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局部服從全局,正確處理各種具體的利益關系,這是在改革中攻堅克難的思想前提;核心意識,就是維護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擁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看齊意識,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干部都要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四個意識”概括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政治要求不是抽象、空洞的，它既是黨內全部生活的指導和靈魂，也需要以組織原則去保証和落實。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准則以鮮明的語言強調了民主集中制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四個服從”：必須堅持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核心是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即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四個服從”強調組織高於個人、整體高於局部，能夠正確處理黨內關系，把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組織成為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戰斗集體，實現了工人階級政黨不可缺少的組織化和紀律性要求。“四個服從”的先進性和可行性在於，服從的要求是嚴格的，帶有強制性的，但又是建立在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自願遵守的基礎上。對於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來說，這種服從是對黨的事業發展規律的認同，是對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維護，因而服從是自覺的、主動的，而不是被迫的、勉強的。另一方面，准則又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黨內政治生活積極健康的重要基礎;為此，必須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保障全體黨員平等享有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履行黨章規定的黨員義務。黨員知情權是民主權利的起點和基礎，知情方能有效參與。為落實知情權，使黨員更好地了解黨內事務，准則要求推進黨務公開，發展和用好黨務公開新形式。參與權，就是權暢通黨員參與討論黨內事務的途徑，拓寬黨員表達意見渠道，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的政治氛圍。健全黨內重大決策論証評估和征求意見等制度。黨的各級組織對重大決策和重大問題應該採取多種方式征求黨員意見，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並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黨中央提出。選舉權是黨員民主權利的充分體現和關鍵環節。准則要求黨內選舉必須體現選舉人意志，規范和完善選舉制度規則。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選舉人依照規定自主行使選舉權，堅決反對和防止侵犯黨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現象，堅決防止和查處拉票賄選等行為。選舉是一種授權，被選舉者要對選舉者負責，所以監督權可以視為選舉權的延伸。准則提出，黨員有權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紀違法的事實，提倡實名舉報。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黨組織既要嚴肅處理對舉報者的歧視、刁難、壓制行為特別是打擊報復行為，又要嚴肅追查處理誣告陷害行為。對受到誹謗、誣告、嚴重失實舉報的黨員，黨組織要及時為其澄清和正名。要保障黨員申辯、申訴等權利。保証黨員的知情、參與、選舉和監督權，把尊重黨員主體地位具體化，可以理解為“四個尊重”。“四個服從”與“四個尊重”相結合，體現了兩個統一。一是義務和權利的統一。黨員履行對黨的義務，必須有相應的權利做保証，同樣，行使權利也必須受到義務的約束，因此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權利和義務相輔相成。二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工人階級政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決定的，其科學性和先進性在於，把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既防止否定民主的個人專斷、家長制﹔也克服削弱集中和紀律的無組織無紀律和“民主亂象”，使集中得到民主這個最重要的基礎，也使民主在集中指導下有序開展，落實到提高黨的戰斗力凝聚力上。組織性、紀律性與積極性創造性結合起來,使黨既朝氣勃勃又紀律嚴明。

強調對黨忠誠老實，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准則指出,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對黨忠誠老實、光明磊落，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如實向黨反映和報告情況，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黨章指出,黨員要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反對陽奉陰違的兩面派行為。這次,准則又更加具體地提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在黨的權威文件中提出這個問題，具有振聾發聵之感。顯然,隻有保持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的基本態度,黨內政治生活准則才能落實。隨著從嚴治黨和反腐倡廉的深入，極少數干部尤其是貪官中表現出來的兩面人現象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無論掌握大權、鯨吞巨額國有資產的大老虎，還是把小小的權力運用到極致，不斷蠶食國安然家、集體財產的小蒼蠅，搞腐敗的手段方式有所不同，安有一點是驚人一致的，即都在現實中表現出鮮明而又反差強烈的兩副面孔：表面信仰馬列，背后迷信“大師”﹔表面勤勤懇懇，背后吃喝享樂﹔表面謀劃發展，背后官商勾結﹔表面一心為公，背后“一家兩制”﹔表面是國家干部，背后腳踏兩條船﹔表面中規中矩，背后我行我素﹔表面任人唯賢，背后任人為錢﹔表面五湖四海，背后拉幫結派。“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說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這些“兩面人”、“兩面派”的官員由於善於偽裝，一旦東窗事發，往往輿論嘩然，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中說：人的本性並非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他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綜合。（2）這一經典論述對研究這個問題具有方法論意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可以看出,兩面人特征是在社會大變革的特定環境下形成的，是主客觀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事實上,兩面人特征有一個形成和發展過程。面對轉型期多樣化的價值取向，拒絕、放棄正確思想而接受錯誤思想，同時學會了革命辭藻，是兩面人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礎﹔不能正確認識、對待轉型期社會的消極面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消極體驗，在真善美和假惡丑之間做出錯誤的選擇，是這些人墮落的緣由﹔內心思想意識、貪腐行為與擔任社會角色的沖突，迫使貪官巧妙地加以偽裝，最終形成兩面人特征。中國共產黨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先進政黨，因此理所當然地對黨員干部在政治思想和道德上提出嚴格的要求,並且是按照這些要求考察、提拔干部的。貪官們面臨的一個矛盾是，一方面，他們內心根本不相信這一套﹔另一方面又懂得，要想逃避追查、保住官位並得到提拔， 除了加強貪腐行為的隱蔽性外，還要在外表上善於包裝，在言論上欺騙組織。他們因而學習偽裝，逐步形成了復雜的心理結構，內隱層與外表層完全分離甚至對立，兩面人特征就是這樣形成、發展的。准則強調對黨忠誠老實,克服兩面人現象,提出了改進、完善干部考核、選拔和教育工作的新任務。全面貫徹“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考察、教育干部，既要注重政治思想，也不可忽視道德品質。對於干部來說，“德”永遠居於首位，“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任何干部都有缺點，有缺點的干部不是不能用，但如果在“德”方面有明顯缺陷，就不堪重用甚至不能使用。干部的德，應當包括政治和人品兩方面，既是講理想、信念、宗旨，講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治方向，也包括做人的基本道德，如誠實坦蕩、不講假話，正直善良、有同情心，不阿諛奉迎，不投機取巧、不嫉妒他人、不幸災樂禍、不落井下石等等。離開做人的基本品德去講政治思想覺悟是靠不住的，甚至是難以檢驗的，這樣做隻會使政治思想的考察抽象、模糊，成為人人過關的例行公事，甚至給投機鑽營者以可乘之機。試想，如果一個人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心口不一、見風使舵、心術不正、弄虛作假、極端自私，那麼他高喊的“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堅持原則”、“踐行宗旨”，又有多少含金量呢？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相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干部的“德”，防止失實失真。知人才能善任，用人先要察人。在戰爭年代，考察識別干部相對容易。與戰爭年代相比，在和平建設年代尤其是改革開放條件下，了解、識別干部是有相當難度的。要把握干部“德”的真實情況，防止失實失真，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進行了解。如考察干部，除工作表現、工作業績外，還要了解他對組織是否忠誠，包括重大事項報告、收入申報是否屬實﹔干部在“八小時之外”的表現﹔了解干部對上與對下的態度是否存在巨大差異﹔了解干部經常與哪些人接觸，是否熱衷於編織“關系網”﹔了解干部在關鍵時刻的表現，面對“名、利、權、位”的態度，分析研究，可以對干部“德”的基本面做出比較准確的判斷。需要強調的是，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相結合、黨組織了解與征詢民意相結合，仍然是識別干部的科學方法。黨管干部原則要求，黨組織在了解考察干部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然而，由於人的復雜性和考察者本身的局限性，僅僅組織考察還是不夠的，所謂“聽其言、觀其行”，而干部的“言”和“行”都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干部的廉政表現、個人品德、社會交往方面，可能存在組織看不到的死角和盲點。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恰恰可以彌補單純組織考察的不足。征詢民意也是一種群眾監督。當然，群眾意見可能眾說紛紜，群眾也會有情緒化因素和因信息不對稱產生的誤解。干部考察要在黨的領導下貫徹群眾路線，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我、也不簡單唯下，要唯實，才能對干部作出准確評價。黨內教育尤其干部教育要以達到“知”（知識）“信”（信念）“行”（行動）的統一為目標，防止理論脫離實際和各種形式主義。干部的理論學習、黨性教育不是一般的傳授、吸收知識，而是“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即讓科學理論、黨性原則內化為自己的堅定信念，再變為行為准則。這要經歷艱苦的精神勞動、自我提升和釋疑解惑，要克服頭腦中的思想障礙和外界對理論原則的質疑，對理論的科學和價值產生高度認同。這裡的關鍵是把干部看成學習、思考、實踐的主體而非單純接受灌輸的對象，以各種方法調動干部學習熱情，發揚民主。通過思考、比較、討論去深化對理論的理解，讓干部對理論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切實懂得，理論與實際生活的某種差距並非因為理論過時，恰恰証明在理論指導下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必要性。經驗証明，經過反復思考、消化接受的道理，比囫圇吞棗得到的一知半解更容易入腦入心。心理學表明，信念是知識、感情和意志的“合金”。掌握理論決不能停留在書本上。對理論有了認知，需要在實踐中驗証、鞏固、強化，產生把理論原則付諸實踐的熾熱情感和意志力量。因此，干部下基層、挂職鍛煉、深入調查研究、以各種方式接觸群眾等是干部增強黨性、堅定信念、防止和克服兩面人現象的有效方法。

強調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克服任人唯親。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保証。准則要求，堅決克服又少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的傾向﹔不准任人唯親、搞親親疏疏﹔不准個人為干部提拔使用打招呼﹔不准在黨內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系，培植個人實力，結成利益集團。這些“不准”“不得”對防止、克服任人唯親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任人唯親作為一種錯誤、腐朽的思想和不正之風，與任人唯賢的干部政策是完全對立的，為黨歷來所禁止，然而未能絕跡。前些年還在一些地方有所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有的領導干部喜歡當家長式的人物，希望別人都唯命是從，認為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就是好干部，而對別人、對群眾怎麼樣可以不聞不問，弄得黨內生活很不正常。”（3）所謂“圈子”，是以非分利益為紐帶形成的小團伙，“圈子文化”是在選人用人中熱衷於搞小圈子的理念、做法、作風和潛意識。這種錯誤、腐朽的“圈子”文化在黨內發生影響有多方面的原因。傳統的中國社會不是法治社會而是熟人社會人情社會，血緣、親緣關系在中國人際關系中歷來處於核心地位。個人在社會中的關系好像石子投入水面，圍繞自己形成一個個圈子，最近的血緣親緣，然后是鄉緣地域緣師生緣等，形成大大小小圈子的基礎當然是利益。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決反對、抵制這種腐朽文化，但是，文化是骨子裡的東西，滲透在國人的血液中，至今搞小圈子、任人唯親的思想仍然深藏在一些干部的潛意識中。此外戰爭年代形成的山頭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利益交換以及組織工作中不公開、透明、主要領導權力過於集中而不受制約，也是形成圈子文化的重要因素。圈子文化扭曲黨內關系，破壞選人用人的公正性，直接導致腐敗尤其是家族式腐敗。因此，防止、克服“圈子文化”是貫徹准則要求，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的重要舉措。為此，首先要在思想上樹立“五湖四海”的觀念，干部來自四面八方，為一個目標團結在黨的周圍奮斗，同志關系是以正確原則和共同目標為基礎的黨內最純潔、正確、可靠的關系，每個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一個人的家臣﹔其次要大黨老黨保持青春活力，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

（1）董必武為一大會址題詞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3）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月14日，

（作者為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

原載《新視野》2017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