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的當前表現與克服路徑

功利主義是一種規范倫理，其實質在於將行為的后果或遵循行為規則的后果能否有助於所有當事人功利（快樂、安康、利益、益處、效用、偏好與幸福）總量的最大化視為其是否合乎道德的標准。

功利主義在我國當前有存在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利益主體和分配差距，為功利主義存在提供土壤。同時，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說到底是一種利益經濟，這就為市場主體的行為提供了功利性基礎。因此市場經濟與功利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價值同構性。另外從倫理道德層面來看，市場經濟又是道德經濟，要求市場主體必須遵循市場規則，理性地進入市場，並規范自己的求利行為，以保証市場的有序化運行。如果離開市場規則的制約，市場行為主體違規和失范，非理性地不擇手段地逐利，就會使市場運行偏離正確的軌道，出現紊亂和失序。

功利主義的當前表現

在漫長的歷史中，功利主義呈現著不同的表現形態。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功利主義現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別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存在功利主義傾向，盲目追求政績和短期利益。由於功利主義在研判某一行為或規則的正當性時，不是依據其自身的性質，而是基於其所導致的預期或事實上出現的后果（即對普遍福利的貢獻度），所以功利主義也被稱為后果論。有些政績是容易看得見、摸得著的，也就是“顯績”，比如GDP增速、招商引資數量、園區開發規模等﹔有些政績是短期難見效、不好量化的，也就是“潛績”，比如交通治理、環境保護、為群眾解決難題等。“顯績”與“潛績”作為政績的兩種表現形式，缺一不可。但是，“顯績”顯然對干部升遷的影響來得更為直接，因此一些干部功利主義地主動追求GDP增長。有的領導干部看似敢做敢為，實則不守規矩、不循規律，甚至為了個人升遷而大搞不切實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人民日報針對這種現象曾指出，“一些干部慣於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爛賬，最后官照當照升，不負任何責任”。

有學者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我國一些中小城市官員的升遷概率與GDP增長關系密切，GDP增速比前任提高0.3％，官員升職概率就高於8％。如果官員任期內長期把錢花在民生和環保上，其升遷概率是負值。盡管這位學者的結論不一定科學，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方的領導干部的功利主義傾向。重政績、重表面的官場文化還使一些地方把投資更多地放在了看得見的高樓大廈、機場公路，而沒有相應地投入到理應與地面發展規模配套的、看不見的地下排水排污工程，以至於某些城市免不了“下雨必澇”的命運。

習近平總書記還批判過某些領導干部在處理抓黨建和抓發展關系上存在的功利主義傾向。他說：“在一些領導干部眼中，抓黨建同抓發展相比要虛一些，不容易出顯績，一年開幾次會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麼上心用勁。也有一些人認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嚴治黨面臨兩難選擇：過寬沒有威懾力，會導致越來越多人闖‘紅線’，最終法不責眾﹔過嚴會束縛人手腳，影響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還會影響自己的選票。這些認識都是不對的。”“如果我們黨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績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次，我國教育和人才培養上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功利主義傾向。我國人才規模目前位居世界第一，但高層次人才，特別是一流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相對匱乏，能躋身國際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世界級大師更為稀缺，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出現這種狀況與我國人才培養上的功利主義傾向不無關系。由於高校和科研機構大多以科研成果數量對研究者評價，導致一些學者為發表文章疲於應付，不願意從事基礎原創性、應用基礎及應用技術等費時、費力，又不易出文章的研究工作，而傾向於“短平快”的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說：“科學發現是有規律的，要容忍在科學問題上的‘異端學說’。不要以出成果的名義干涉科學家的研究，不要動輒用行政化的‘參公管理’約束科學家。很多科學研究要著眼長遠，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還可能引發學術不端。有的科研人員戲言，現在‘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組織科學家們參加國家重大專項、計劃、基金項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這些東西把科學家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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