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生：加強對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研究

亞洲各國各地區人民，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在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生產與生活、物質與精神、個體與集體、自主與他助、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國家與國家、現實與未來等等的關系中，創造和積累了許多蘊含寶貴價值與智慧的思想理念。這些蘊含寶貴價值與智慧的思想理念，在亞洲各國各地區雖然在語言概念的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道理上卻往往是相同、相通或者相近的。因此，可以把它們稱之為亞洲各國各地區人民所共有的亞洲價值、東方智慧。這些價值與智慧具有鮮明的亞洲和東方的特色與風格，無不向世人展示出它們的強勁生命和無窮魅力。它們是亞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財富，也是世界價值、世界智慧大花園中的絢麗奇葩，是完全可以同歐洲文明、西方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地區文明的價值與智慧相互會通、相得益彰的。

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內涵豐富，擇其要者，我提出以下幾個方面，並嘗試用中國的語言概念加以表述。

和而不同、和合一體。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事物之間的異同關系，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張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要和諧相處。在中國歷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體的思想是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它包括“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多元一體，主輔相成”“天人合一，知行統一”“中庸中和，不走極端”“協商對話，求同存異”等理念。在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他們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異”的“和諍”之說、“人與自然親和”之說，也是闡述了“求同存異”“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亞和東南亞，從印度《奧義書》中的“梵我同一”和勝論學派的“和合是一種關系”，到詩人泰戈爾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偉大的事實”，到蘇加諾將“潘查希拉”作為哲學思想基礎統籌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東盟共同體將協商、和諧、合作作為核心價值以形成“不同國家的和諧體”，也都是體現了“天人合一”“多元一體”“和合一體”思想。而阿拉伯哲學家安薩裡提出的“萬事中為上”之說，則是闡述了不走極端的“中道”“中和”思想，它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條。

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系，主張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必須相符合相統一的一種思想智慧。在中國歷史上，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是源遠流長和深入人心的。歷代中國學者所倡導的“事務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務實，不尚空談”“言行一致，躬行實踐”“因時達變，與時偕行”“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等等，都體現了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朝鮮半島的集實學思想之大成的丁茶山，也曾鮮明地提出“貴在務實，不在虛文”。阿拉伯諺語所倡導的必須求得真實知識的“正知”之說，也是與實事求是的思想相通的。印度的“東西方比較哲學大師”拉達克裡希南所提出的“變化是存在的本質”，以及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所說的“一切現代哲學必須解答今天的問題”的觀點，則是同與時俱進的思想相通的，都是強調人們的認識要隨著事物的變化而變化，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克勤克儉、自立自強。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生產與生活、積累與消費以及自主與他助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中華民族的祖先們很早就懂得人要生存就必須勤奮勞作的道理。像“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成由勤儉敗由奢”“業精於勤荒於嬉”“儉約自守，儉以養德”“儉財禁侈，為國之急”“節儉為榮，奢靡為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等論語，激勵著人們和當政者勤儉持家、勤儉立國，獨立自主、奮斗不息。而這種思想在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古往今來也是受到推崇的。越南原國家主席胡志明在青年時代就倡導人們要勤儉、忍耐，富於自強和犧牲精神。印度的大乘佛教把“精進”思想規定為信條，教育人們要為大眾謀造福祉而勤奮工作。阿拉伯學者安薩裡勸導人們從小就應養成飲食起居簡朴的習慣，避免沾染好逸惡勞的不良習氣。近代以來，亞洲各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以及勝利后建設國家的艱苦奮斗歷程，也生動地說明克勤克儉、自立自強是亞洲人民所共有的寶貴精神品格。

重視集體、克己奉公。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個人與集體是相互依存的辯証統一關系。人是社會的動物，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集體之中，任何時候都離不開集體，離不開家庭、族群和國家。從遠古時期起，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先人們從農業生產實踐中，就認識到集體力量的巨大，認識到隻有相互協作才能戰勝來自自然界和社會的風險所造成的各種困難與挑戰，因此，很早就形成了重視集體的觀念。在中國歷史典籍中所闡述的“民齊者強”“人心齊，泰山移”“集眾思，廣忠益”“以民為本，天下為公”“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當政者應以安民富民樂民為功”，中世紀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人們必須群體生活與合作，才能生存和自衛”，哈薩克斯坦諺語中所說的“一片土地的歷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歷史”，印度的《奧義書》所勸誡人們的“拋棄各種私欲，跳出個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導人們要樹立重視集體、克己奉公的思想。而在有些亞洲國家中還將“以民為本”“富民為先”奉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這種民本主義原則也是重視集體這一思想觀念的鮮明體現。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說：“個人主義是歐洲價值觀的核心。而在亞洲特別是東亞文化中，集體認同比個人認同更重要。這種價值觀的差異決定了二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總之，重視集體並把集體為重的思想作為價值觀的一個核心理念，是亞洲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和鮮明優勢。

德法並用、標本兼治。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治國理政手段中的德治與法治以及治本與治標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德治與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德治的保障﹔法治是治標之舉，德治是治本之策，二者相輔相成。這樣的觀點在亞洲國家中是比較普遍的一種認識。中國歷史上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一直強調“德法並治，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原則。今天，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仍然是一條重要原則。古代西亞希伯來的法律思想認為，法律實際上“是執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罰的禮”﹔在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中，一方面規定了詳細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又強調要“確立仁政於國內”，可見他們也是主張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

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是認識和處理國家與國家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幾千年來，亞洲各國各地區之間雖然也發生過不同范圍、不同情況、不同性質的沖突和戰爭，但是，廣大亞洲國家和人民對“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一處理國家關系的原則，一直是向往和珍視的，而且這也是歷史上亞洲國家之間關系發展的主流。中國在遠古時期就有了“協和萬邦”“合和萬國”的理念。當然，那時的所謂“萬邦”“萬國”都是中國境內的方國或諸侯國。到了秦漢以后的歷代當政者，將“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奉為指南，將“國雖大，好戰必亡”引為鑒戒，主張按照“以德為鄰”“以和為貴”的原則，來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長期實行的所謂“朝貢體系”，即“進貢”與“回貢”、進貢使團與貿易商隊相結合的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方式，雖然在禮儀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國家關系。歷史上日本的聖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條憲法”時將“和為貴”列為第一條，朝鮮半島學者提出“義命相敬”，阿拉伯學者主張“城邦(國家)合作”，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倡導過“世界一家”，烏茲別克斯坦詩人納沃伊也稱“沒有比生活在友誼之中更美好的事情”，這些都體現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紀50年代，亞洲國家之所以能夠率先提出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將其作為處理世界各國相互關系的准則，這絕不是偶然的。

誠敬為本、互尊互信。這主要是關於認識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行為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中國自古就有“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禮樂文化，中國民間則普遍流行鄉約家規，社會上下都是將誠敬互信作為基本的道德原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促進彼此之間加強團結、和諧相處。中國古語中的“敬天法祖，敬重百姓”“誠實守信，互諒互讓”“患難相扶，休戚與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體現著這一道德原則。誠敬與互信，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普遍加以倡導的。印度人吟誦千年的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就是教導人們要尊敬師長、尊敬他人，自己則要自制誠正。伊斯蘭教教義中也把誠信作為一個基本規定，並把是否履行這一規定作為衡量每一個穆斯林行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誠的重要標准。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人們還深知，誠敬為本、互尊互信，不僅應該成為個人之間交往的重要規范，也應該成為民族之間、國家之間交往的重要原則。

義利結合、互惠互贏。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個人之間、社會之間、國家之間不同利益上的道義原則與物質利益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主張明義正利、義利兼顧，倡導互利互助、合作共贏，是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個人交往、社會交往、國家交往中所踐行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亞洲價值與東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古語中宣傳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格言，印度《摩訶婆羅多》史詩中所高揚的利他主義思想旗幟，就是亞洲人民倡導義利結合、互惠互贏的鮮明寫照。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這是關於認識和處理不同民族、國家、地區的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世間萬事萬物總是千差萬別、異彩紛呈的，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它產生於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開放的，這是文明傳播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彼此之間互學互鑒、取長補短，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進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隻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歷史反復証明，凡是搞所謂“隻此一家，別無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文化霸權主義的，無不以失敗告終，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亞洲人民歷來主張不同民族、國家、地區的文明應該相互融通、互學互鑒，所以亞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斷進步的歷史局面。中國典籍中闡述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倡導的“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教義中主張的“阿拉伯人不優於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優於阿拉伯人”，都閃爍著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明的互學互鑒的一次集中體現和杰出產物。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

（摘自《紅旗文稿》2016年第19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