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關系裡的國家話語權

國家話語權是話語權力與話語權利的統一體，既強調向內的主體性確立，也追求向外的影響力與支配權。從中西關系上來講，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無一時不處於中西方關系的不斷調試與定位之中。在這樣的語境下，如今我們對國家話語權的強調，可以從如下幾個環節中得到體現。

速度驚人的中國崛起。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7.67萬億元人民幣，增速6.9%，世界上經濟總量超10萬億美元的國家不再只是美國一家。同時，除經濟力、軍事力、科技力等有形力量外，政治力、戰略力、國際影響力等無形力量的增長亦使世界矚目。這表明中國正在改變中西硬實力的對比情況，用日漸繁榮富強的國家實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為國家話語權建構基礎性的第一步。

多元話語的主客轉換。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現實上的“中國模式”論証，還是學術討論中的“中國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西方話語體系。為改變這一狀況，國內學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近年廣泛提倡的“本土化”概念。王思斌認為：“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種變化和過程，它指的是外來的東西進入另一社會文化區域並適應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發揮作用的過程。本土化不但強調外來者對它所進入的社會文化區域的適應性變遷，而且特別強調后者的主體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的。”這表明，中國學者對於吸收外來東西和確立自身主體性的追求﹔然而，“本土化”本身也是在西方范式與中國經驗的二元對立中論述問題，這在一定時間段內幾乎是必經的過程。但是，反思不能就此止步。

為此，一些學者提出主客轉換的相關理念。陳曙光認為：“中國如果能夠以自己的話語體系沖破西方的話語霸權，能夠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給出一個中國的思路，那麼，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終將消失，西強我弱的話語格局終將終結，國際學術話語的中國時代也終將來臨。”王銘銘追求一種華夏范式與西方經驗的融合，從中國的文化出發，出征海外，扭轉東方的他者身份，變西方為他者，發人深省。更進一步地，周曉虹提倡的“中國研究中主客體的並置，以及不同主體之間獲得某種共通性的可能”，也能夠為當代中國研究的范式重構提供某種新的路徑。這些主客轉換的探討與嘗試，表明學者們開始探討“誰作為表述主體”的問題，也意味著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中國話語權主體性的崛起，此為國家話語權建設的第二步。

勢在必行的話語自覺。這種理念來自費孝通1997年開始提倡的“文化自覺”。費孝通以他在80歲生日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在此基礎上，鄭杭生提出“理論自覺”，認為理論自覺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由邊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改變話語權狀況的必要條件、是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增強自主創新力的必具前提。這些關於自覺性的探討對於如今的國家話語權建構，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沿著這一線性思路，話語自覺也是勢在必行的，與上述第二點相比，這種話語自覺已經超越了主客轉換階段，進入與各種話語“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新階段，此為第三步。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

(摘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