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日本深陷債務泥潭的美國因素

　　日本政府的債務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最高，政府債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240%。主要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對日本國債的評級，對其評定的等級甚至不及意大利。這與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很不相稱。二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三次波動，每一次都與美國政府債務及其應對策略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正是這些波動導致日本政府陷入債務泥潭。

　　二戰后的日本政府債務原本受1947年《財政法》的嚴格制約。該法律明確規定，“國家的歲出，必須以公債和國家借款以外的歲入為財源”，否定了通過發行公債、發起國家借款等方式搞赤字財政。正是在這一法律的限制下，日本政府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在發達國家中屬於較低水平。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尼克鬆總統執政后，為了改變美國貿易收支赤字結構、讓西方世界分擔戰爭給美國帶來的高額負債以及利用匯率變動懲治競爭對手，終止了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兌換比率，結束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劇烈動蕩。這也打破了1949年以來美國設定的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貿易立國的優勢被美國政府直接瓦解。不僅如此，美國認為高速增長后的日本儲蓄過剩、投資不足，造成了美國經常收支赤字化結構，於是不再允許日本搭便車，日元匯率制度被迫走“獨立的自由浮動制”道路，從此日元步入漫長的升值軌道。與此同時，石油危機導致日本資源進口成本陡升，與西方國家一道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滯脹危機。日本政府為了確保制造業出口的競爭力，繞過《財政法》推出“例外措施”，發行“特例公債”，從此走上了債務擴張的道路。但由於那時日本並沒有全盤採用與美歐國家類似的擴張型政策組合，其財政仍能維持健全結構。

　　日本政府債務膨脹始於上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其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逐步升級，出現了兩個標志性的時間節點。一是1984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赤字國﹔二是1985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對外淨債權國，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淨債務國。於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美國強迫日元超常升值，並直接要求日本擴大內需，實施結構改革，全面構建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然而，日本的結構改革並未成功，同時擴大內需又成為政府推行財政赤字政策的借口，公共投資擴大、政府債務膨脹，擴張性財政引發了日本國內物價和資產價格飛漲，最終形成泡沫經濟，將日本經濟帶入了長期停滯期。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日美匯率博弈上升為爭奪國際貨幣主導權的競爭。日本政府大力打造強勢日元，推動日元急劇升值，最高時曾達到1美元兌換79.75日元的歷史記錄。然而，日元的走強最終還是在1995年被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所反轉。日元匯率一升一降的過程不僅刺破了日本經濟泡沫，還釀成了罕見的日本金融危機。在此期間，日本經濟表現出實體經濟“三過”——債務過剩、設備過剩、雇佣過剩，以及金融領域“三低”——日元匯率跌入谷底、日經股指連破新低、國債收益率疲軟不堪。泡沫經濟的崩潰引發日本政局不穩，政黨政治迎來走馬燈般的“十年九相”。頻繁輪換的政府使財政紀律失去了約束，再加上日本人口結構老化、家庭儲蓄率下降、社保規模擴大、國債償還費用侵蝕財政預算等問題凸顯，進一步加大了政府債務負擔。

　　自此以后，日本政府債務有增無減。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日本產業外移、資金外逃、人才外流，國內投資不足、儲蓄難以積累，政府債務更是無從削減。安倍政府在安倍經濟學名義下給“擴張財政”冠以漂亮的學術名稱——靈活機動的財政政策，按照其政治意願隨意擱置國會通過的財稅一體化改革方案，將最后一段的消費稅率提高任務推遲至2019年10月。這意味著日本政府作出的到2020年實現基礎財政收支盈余的國際承諾將無法兌現，日本徹底陷入債務泥潭。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日本經濟很可能因此受到拖累。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日本國債市場出現異常變動，日本央行搞“指定價格購買”，確保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零的政策目標。這必將導致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僵化，國債市場進一步扭曲，風險上升。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決定退回政府配發的承銷國債資格和配額，意味著大型商業銀行存在拋售國債的可能性。

　　未來，日本恐怕會重蹈美國覆轍，採取開放國債市場、擴大海外購買、對外轉嫁債務危機的政策。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