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巔之城今安在

　　1630年，新教牧師溫思羅普在開往北美的“阿貝拉”號輪船上向英國移民布道時，引用了聖經中的一個典故，要求那些新移民們把自己即將定居的新社區建成“山巔之城”，用光芒四射的“基督教美德”去照亮世界，成為世界的典范。從此，“山巔之城”成為后來美國的政治信條，表達了美國人自認為是佔有道義高地的“上帝的選民”，負有引領世界的宏大使命。

　　不過，美國真正能稱得上山巔之城而令相當一部分世人仰望、追隨，還是晚近的歷史。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抗擊並戰勝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領袖和中堅力量之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自由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憑借其強大無比的經濟、軍事實力稱霸世界，並高舉所謂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旗幟佔領了國際政治的道義高地。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由於深陷越南戰爭等緣故，美國經歷了經濟嚴重衰退和國內社會分裂，其國際政治威望急劇下降。直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才又爬上它的第二次高峰。由於冷戰也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美國便儼然以勝利者的姿態大肆宣揚美國價值的優越性。特別是1991年海灣戰爭中，美國統帥聯軍擊潰伊拉克、解放科威特，號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集體安全”的理想。一時間，美國的國際威望如日中天，重新佔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1/4世紀過后，美國便大量消耗了長期積累的國際政治資本，導致其國際威望大幅下降。這一困境加上國內政治、經濟的種種弊端，在美國引發了不少有關“美國世紀是否終結”的質疑。那麼，美國的國際政治資本是如何被耗費的呢？

　　對美國國際地位最具破壞力的當屬冷戰后美國在海外用兵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尤以伊拉克戰爭為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際體系中對美國強權的有力制衡不復存在，美國單極獨大，為所欲為。從巴拿馬到索馬裡，從海地到科索沃，美國以捍衛民主、人權和世界秩序為由進行了一系列征伐，把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准則踐踏無遺。進入21世紀，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義幕僚踐行單邊主義的強權政治，以“9·11”遭受恐怖襲擊為契機，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如果說清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對伊拉克動武則完全是一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鬧劇。美國佔領伊拉克后，在其全境掘地三尺也沒能找出一件作為其入侵借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出了大丑。美國一意孤行發動戰爭的結果是上百萬伊拉克平民的死傷，是日復一日的恐怖襲擊和無休止的內亂。美國花費數萬億美元的代價，贏得的卻是一個滋生恐怖組織的溫床，這些恐怖組織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國家安全的心頭大患。這場既瓦解美國外交的道義基礎、又有損美國戰略利益的愚蠢戰爭，令小布什執政后期美國在世界多國民調中的威望降至戰后最低。

　　奧巴馬上台后，吸取小布什的教訓，採取了相對低調、收斂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國在戰略慣性的支配下，仍然不放過策動“顏色革命”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美國已經不滿足於組織、訓練、裝備那些國家的國內反對勢力，而不惜動用美國及其盟國的軍力對政府軍發動直接打擊。其結果是，卡扎菲政權垮台了，利比亞陷於混亂和內戰之中﹔阿薩德政府在俄國、伊朗幫助下還在苦苦支撐，但人民生靈涂炭，國家已成一片廢墟。更嚴重的是，在這些內戰肆虐的國家出現了大量管制真空地帶，成為宗教極端組織如“伊斯蘭國”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據地，給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乃至世界帶來無窮后患。

　　除了在外交戰略方面連連失誤，美國人本來引以為傲的國內經濟、政治、社會安排也不斷出現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對美國制度的優越性產生懷疑。最初的沉重一擊來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與美國經濟周期性出現的調整性衰退不同，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美國人原以為他們自羅斯福新政以降的種種凱恩斯主義政策已經基本解決了貧富差距懸殊、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根本矛盾，但作為金融危機觸媒的次級房貸危機卻雄辯地証明這一矛盾並未得到有效化解，最多只是得到拖延而已，而欠債總有要還的一天。一向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的美國公眾以及把美國經濟作為成功典范的世界陷入了迷惘。同時，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金融高管的貪婪與腐敗、金融監管的失效以及美國政府對金融巨頭的偏袒庇護，都令普通美國人感到震驚、絕望和憤怒。隨之而來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情緒的激烈表達，它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引起全球范圍對美國經濟體制及其價值的質疑。

　　在國內政治方面，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早就遭人詬病。這不僅因其為金錢政治所左右，而且由於多數州“勝者全得”的選舉人制度，使得兩黨之外的新生力量已經無法勝出。而最近二三十年來，更多的問題相繼出現，令美國乃至世界公眾開始懷疑美國式民主的效能，也就是通過它選出最佳領導人的有效性。問題的症結在於，選舉過程越來越趨向單純技術性博弈。候選人一般都有一支由民調專家和戰略顧問組成的競選智囊團隊，密切關注有關民調並根據專業分析結果制定競選策略，精細到競選演說應該在什麼場合、對什麼聽眾、強調什麼主題，甚至連某個關鍵詞或詞組必須在演說中重復多少次才能提高支持率幾個百分點，都可以根據統計原理推算出來。候選人關心的重點不再是政治理念、治國方略，而是贏得選票的技術細節。這樣一來，兩黨的競選綱領就漸漸趨同化，而競選也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候選人之間的個人攻擊，降低了競選的意義和層次。

　　美國總統選舉之路越走越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缺乏領異標新、獨樹一幟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二是缺少真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出來參選。前者是因為在缺乏重大危機刺激的條件下，社會思潮往往流於平庸守舊，再加上美國所謂“政治正確”的主流思潮相當強勢，很難產生易於讓公眾接受的新思想。這體現了一個成熟社會的惰性。后者則是因為一些有思想有抱負的政治家不願把自己降低到人氣大賽的水准去參政，也不願把自己和家人的隱私奉獻給媒體和網民去炒作與嘲笑。於是，全世界就見識了當下美國兩大政黨拿不出像樣候選人、口無遮攔互相攻擊的競選鬧劇。不客氣地說，這出鬧劇已經成為美國的尷尬和世界的笑料。

　　衡量美國在全世界的政治威望，可以有兩個維度。一個是縱向比較，我們已經看到了明顯的今不如昔，昔日的山巔之城如今已經光芒不再。另一個是橫向比較，那就是與世界上其他大國相比，比的是相對實力。目前的情況是，盡管美國的威望與自身歷史相比有明顯下降，但因為在橫向維度上仍缺乏強有力的競爭者，美國衰落還不那麼明顯。這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進程，其對世界格局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作者為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