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生態轉型的理論借鑒與路徑選擇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打下了堅實基礎。但是中國現代化基本上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工業化模式，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而我國關於現代化的研究，也由於缺乏生態哲學的理論維度和生態思維的有效規范，遮蔽了現代化得以有效運作的生態系統前提和自然承載基礎。因此，隻有實現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一、生態危機：發展帶來沉重的生態代價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原有經濟體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迸發出空前活力，使經濟步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但傳統的工業增長方式、落后的資源利用手段、加速膨脹的城市化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自然資源急劇消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人與自然的關系空前緊張。

1.資源約束趨緊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數量龐大，所以又是人均自然資源佔有量和環境容量都很低的資源貧國，尤其是一些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性資源，我國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首先，水資源緊缺。我國人均水資源量隻有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全國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農村有近3億人口飲水不安全。 其次，耕地不足。我國人均耕地隻有1.38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億畝耕地紅線面臨挑戰。最后，礦產資源缺乏。從現已探明的主導性資源儲量與人均可利用量來看，主要礦產資源人均佔有量佔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別是煤67％、石油6％、鐵礦石50％、銅25％，資源短缺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制約瓶頸。

2.環境污染嚴重

2016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部發布《2015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公報指出，2015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各地區、各部門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深化生態環保領域改革，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是環境狀況總體惡化趨勢沒有根本遏制，形勢依然嚴峻。2015年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73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佔21.6%﹔265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佔78.4%。同時我國的水污染狀況也不容樂觀，全國423條主要河流、62座重點湖泊（水庫）的967個國控地表水監測斷面（點位）開展了水質監測，Ⅰ∼Ⅲ類、Ⅳ∼Ⅴ類、劣Ⅴ類水質斷面分別佔64.5%、26.7%、8.8%﹔全國5118 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水質優良、良好、較好、較差、極差的監測點比例分別為9.1%、25.0%、4.6%、42.5%、18.8%。由此而見，我們距離“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的美好願景相去甚遠。

3.生態系統退化

雖然我國生態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自然生態系統退化、生態布局不平衡、生態承載力低的問題依然十分嚴峻。森林分布碎片化和質量不高、功能不強的問題尤為突出，森林作為陸地生態系統主體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水土流失面積仍達295萬平方公裡，佔國土面積的30.7%。荒漠生態系統問題更加嚴重，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8%，土地沙化已成為我國最大的生態問題。同時生態系統破壞帶來的台風、洪澇、沙塵暴、熱浪等自然災害變得越來越頻繁。

不得不承認，中國現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環境和能源為代價的。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發展，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在西方歷時數百年的發展進程，高度濃縮化地擠壓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對一個后發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現代化境遇，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生態困境的出現不可避免，資源環境的歷史欠賬、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生態意識的嚴重缺失是造成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但是生態危機、精神失落並不是現代化所固有的，現代化的負面效應是由實現它的模式和手段造成的。因此，隻有把發展建立在資源可接續、環境可承載的基礎之上，才能過好今天、不憂明天，在現代化轉型中實現國家的永續發展。

二、生態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生態轉型的理論借鑒

生態危機的現實壓迫促使人們深入反思現代化的內涵和方向。經濟發展不能突破自然生態的界限，人類自我的利益不能損害自然的內在價值，因此，必須實現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即工業現代化轉向生態現代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工業社會向生態社會的轉變、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生態現代化作為西方生態發展研究的一種重要理論，為中國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理論范式。

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嚴重的生態危機制約了各國經濟發展，探索環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已成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學者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等，引發了人們對資源環境問題的極大關注和深切憂慮。70年代西歐國家環境運動出現一種所謂“反現代化、反工業化、反生產力”的思潮，對環境的關注大多表現為一種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的生態主義思維范式，流露著生存危機的悲觀主義情緒。80年代西歐一批學者提出，現代化沒有過時，但經典現代化模式存在缺陷，這些缺陷導致了環境破壞，現代化模式需要生態轉型，這就是生態現代化理論的早期觀點。1985 年德國學者胡伯在“現代化”傳統意義基礎上，正式提出生態現代化理論，指出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是現代化，從工業社會向生態社會的轉變是生態現代化。之后，不同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和立場出發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這一理論。馬丁•耶內克認為，生態現代化是使環境問題的解決措施從補救性策略向預防性策略轉化的過程。阿瑟•摩爾認為，生態現代化是一個處理現代技術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和政府干預機制之間關系的概念。

生態現代化的闡釋雖然觀點各異，但基本上反映了當代生態現代化思想的基本要義：生態現代化是現代化與自然環境的一種互利耦合，是世界現代化的一種生態轉型，即向符合生態學原理發展模式轉變。可以看出，生態現代化理論的提出，源於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反思與變革，反映了西方國家在遭遇工業化發展危機后，就社會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政策和社會思想意識等方面的生態化轉向。這是西方國家尋求解決現代性缺陷問題的必然選擇，並在理解和闡釋現代工業社會如何應對環境問題層面，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主導理論，同時也為中國現代化的生態轉型提供了理論借鑒。

三、中國現代化生態轉型的路徑選擇

發達國家幾百年裡逐步實現的工業化、城鎮化，在我國正加快推進﹔發達國家上百年間逐步出現的資源環境矛盾，在我國也集中顯現。中國“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發展境遇，也決定了當代中國不應當也不可能走西方式的現代化之路，而是要在同一發展進程中化解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的內在沖突，並進式地實現工業現代化和生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因此，借鑒國際經驗，汲取失敗教訓，發揮后發優勢，我們可以探索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生態現代化之路。

1.堅持綠色發展：現代化生態轉型的核心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實現現代化的生態轉型，必須清楚一個問題：生態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的關鍵分野在於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工業現代化立足於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生態現代化則要求人類尋求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人類依賴自然、順應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的變化。盡管生態系統還在不知疲倦地處理人類活動造成的環境破壞，但是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是有限的，而人類活動卻在不斷擴大。人類正是因為自身的無知、貪婪抑或無能，無意或有意地損毀自己生存的自然基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就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為我國現代化的生態轉型指明了方向。

綠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一生態理念的確立，是我們黨在認真反思和深刻總結過去發展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傳統粗放式發展方式的有力反撥，對工業文明種種弊端的堅決揚棄，對未來中國發展路徑的明確校正。堅持綠色發展，要求我們在發展理念上，牢固樹立人與自然對等互惠的思想﹔在發展決策上，堅決恪守遵循和順應自然規律的方針﹔在發展實踐上，堅定秉持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准則。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平衡”生態智慧的承繼和發展，更是執政理念的創新與升華，昭示著我們黨力求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全面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2.以人民為本：現代化生態轉型的價值取向

推進生態現代化建設，首先要解決為什麼人、由誰享有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反映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內在要求，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反映了我國生態現代化建設的制度規定性。

西方生態現代化追求的是“物本”目標取向，而我國生態現代化追求的是“民本”價值緯度。隻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民群眾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的“唯經濟增長主義”的追求是錯誤的﹔隻關注生態環境而不顧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生活水平的“唯生態中心主義”的考量更是不可取的。我們的生態現代化要求不是簡單的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安全，而是把這些要求視為發展的基本要素，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環境等全方位需求。因此，中國現代化要順利實現生態轉型，必須堅持“以人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否則就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習近平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護生態環境，關系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中華民族發展的長遠利益，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生態與民生的關系，既是對生態產品的准確定位，又是對民生內涵的豐富發展，體現了我們黨深厚的民生情懷和強烈的責任擔當。

3.轉變發展方式：現代化生態轉型的實現途徑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造成資源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成功轉變是實現工業現代化向生態現代化轉型的關鍵因素。習近平指出：“必須加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加快發展綠色產業，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轉變發展方式，就是堅持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這是現代化生態轉型的基本途徑和方式，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任務和重要內涵。

綠色發展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將環境保護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一種新型發展模式，要求把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綠色發展的目標，把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生態化”作為綠色發展的主要內容和途徑。循環發展是將自然界生態良性循環的規律引入整個經濟運行、社會運行的大系統中，把“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運用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從污染治理、資源節約、生態修復入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共贏。低碳發展是一種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為特征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要求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時提高效益或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動力在於創新，通過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4.完善制度體系：現代化生態轉型的根本保障

習近平指出：“隻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共同形成了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和制度架構，確立了“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制度體系，為我國現代化生態轉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源頭嚴防，就是在源頭上防止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這是現代化生態轉型的治本之策。如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過程嚴管，就是在發展和開發過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約束地方和企業行為，這是現代化生態轉型的關鍵之舉。如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后果嚴懲，就是對環境資源造成損害和破壞的行為追究責任，是現代化生態轉型的重要措施。如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這八項制度構成了產權清晰、多元參與、激勵約束並重、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我國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提供了根本保障。

（作者系南開大學濱海學院馬列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