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
哲學社會科學的成就與經驗

【摘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導主要靠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領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黨員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感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形成了一支精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隊伍，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開辟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新道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創造了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政治前提，積累了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初步經驗。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哲學社會科學

哲學社會科學是文化的基礎和重要內容。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和優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洗禮中誕生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領導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文化生力軍，把對社會的認識提高到科學的階段，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呈現出新的面貌。總結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成就與歷史經驗，對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對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一、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歷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導主要靠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領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黨員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感召。

1.黨成立初期

這一階段，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圍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行了研究，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瞿秋白、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惲代英等人親自傳播、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並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有力地批駁了各種錯誤思潮，廣泛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

19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發出通告，對黨的組織、宣傳工作進行了部署，其中要求中央宣傳部門在1922年7月以前，必須出版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的書籍20種以上。

1922年1月1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發刊詞中指出，必須把“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時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當作“第一要務”[①]。

1923年5月，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在《新青年》改為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時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瞿秋白指出：“研究社會科學，當嚴格的以科學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學以至於文學，作根本上考察，綜觀社會現象之公律，而求結論。”“《新青年》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新青年》當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觀感。”“《新青年》當開廣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的社會現象。”“《新青年》當注意與社會科學之世界范圍中的材料，研究各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過去與現在，使中國得有所借鑒。從最反動的日本至赤色的蘇維埃俄國，都應當研究。”“《新青年》當為改造社會的真理而與各種社會思想的流派辯論。”[②]

瞿秋白的上述意見雖然是對《新青年》的要求，但因為《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所以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注重批判各種錯誤社會思潮。五四運動后，與資產階級思潮進行了四次大論戰：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

1919年針對胡適挑起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批駁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1920年針對張東蓀、梁啟超發動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等刊物發表了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社會革命底商榷》，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及他編輯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等文章，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李大釗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等。

從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批判。《新青年》發表了陳獨秀的《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討論無政府主義》，李達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文章。

1923年底，中國共產黨人參加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發表了陳獨秀的《科學與人生觀序》和瞿秋白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1日）發表了陳獨秀的《答張君勱及梁任公》和瞿秋白的《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等文章。另外陳獨秀還發表了《答適之》一文。陳獨秀、瞿秋白的文章不僅批駁了玄學鬼張君勱的唯意志論、梁啟超的二元論，而且還著重批判了胡適的實用主義、唯心史觀和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論”，駁斥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污蔑與攻擊，宣傳了唯物史觀。

這一時期出版的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社會哲學概論》（瞿秋白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第一本教科書《現代社會學》（瞿秋白著）、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史學要論》（李大釗著），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重要成就。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在十年革命內戰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通過廣大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工作者的不屈不撓的斗爭，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和實際應用。

1929年秋，中央宣傳部為了加強和統一領導革命文化工作，成立了專門機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成立后，立即著手籌建統一領導中國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發展，團結黨內外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戰斗的統一戰線的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1930年5月20日，“社聯”在上海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黨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士開展了以下工作。

大量翻譯和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的著作達113種之多。《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問世的。

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真探討中國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種問題。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在研究、宣傳和斗爭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論水平。這種提高主要表現在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社會科學的實際逐漸結合上。盡管這種結合還是初步的，但是已經使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新的面貌。20世紀30年代初，郭沫若寫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第一步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此外，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諸學科也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論著，成長起像李達、艾思奇、王亞南、郭大力等一批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

不妥協地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進行論戰。黨中央通過“文委”領導了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論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調查和收集大量資料，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分析，有力地論証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肯定中國實行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論戰中的這些理論工作，從理論上為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學依據。使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逐漸擴大影響，逐漸佔據領導地位。

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但

總的來說，它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發展進程中所作出的歷史功績，特別是推動國民黨統治區人民中傳播進步思想、促進抗日救亡運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左翼文化運動不僅取得輝煌的成就，而且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隊伍，許多人后來成為黨在思想理論界和文藝界的領導骨干﹔還為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養料和素材。

3．抗日戰爭時期

適應黨的中心任務的轉變，黨根據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敵佔區的不同環境，採取了不同的政策，組織了文化統一戰線，領導和團結廣大進步知識分子，圍繞抗日戰爭展開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得到發展。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並在院內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這個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共32種，達幾百萬字。1941年編譯部撤銷后，又於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編譯局。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愈益廣泛深入的傳播。

進行廣泛的研究。馬列學院作為一所專門從事馬列學習、研究和宣傳的干部學校，設有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為了加強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的研究，9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務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我、友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1941年12月17日，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規定“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④]經過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就涌現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歷史研究室范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教育研究室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論述，文藝研究室的《中國新文學史綱》，等等。

成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延安的社會科學研究團體主要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各研究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並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問世。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會科學概論》，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回回民族問題》，歷史研究會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的時事問題叢書《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等。

在國統區，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得到大力發展。

中共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抗日民主宣傳，領導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團結進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在國民黨當局嚴格的禁錮和封鎖下，號召文化界人士坐下來研究社會科學，並用研究的成果宣傳、教育群眾，佔領文化陣地。支持文化界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舉辦各種講座、講演會和報告會等，推動抗日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的發展。不僅保存和發展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科學組織和力量，在黨的周圍團結了更多的進步力量，而且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國統區出版的鄧初民出版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這一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時期。在這個階段，新民主主義理論得到系統闡述，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在黨的七大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4.解放戰爭時期

這一時期，適應革命即將勝利的新形勢，黨一方面領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從思想文化戰線上配合革命武裝斗爭，成為第二條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促進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大團結，保護大量進步知識分子，為新中國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准備了寶貴的力量。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集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熱烈地期待著文化界共同起來為新文化的建設而努力。”[⑤]

1946年6月20日，郭沫若、茅盾、馬寅初、馬敘論、陶行知、葉聖陶、鄭振鐸、翦伯贊、胡繩、杜國庠等在上海組織“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

1949年7月6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指出：“慶賀從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來逐漸被迫分離在兩個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在今天的大會師。從五四運動以后，我們的新文藝大軍在跟敵人作戰上，曾經取得很多的勝利。我們打敗過封建文藝，二十年來我們又打敗過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文藝和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漢奸文藝。在新民主義的文藝方向下，我們建立了廣泛的文藝戰線。”[⑥]

1949年7月14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發起人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把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起來。”“必須擴大組織，動員更多的力量來參加，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與合作。所以，在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面前，擺著一個統一戰線的任務、團結的任務。”[⑦]

1949年7月17日，董必武代表黨中央在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上所作的閉幕詞《團結起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出：“在這次會議中，表現著團結的精神。毋庸諱言，這個會議的參加者，在以前並不是都能在學術思想上同聲相應的。但現在我們都能團結在一起了，而且我們將通過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的召開而形成更廣泛的團結。這是極好的事情。”[⑧]

這一時期，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許滌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論》等，是這一階段重要的成果。

二、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成就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形成了一支精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隊伍，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開辟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新道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新紀元。

1．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旗幟和靈魂。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播和發展，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探索，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這個重要成果，這是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最重大成就。

2．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變革提供了學理依據。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是黨領導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屬和服務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革命斗爭。

對哲學社會科學對於革命的貢獻，周恩來1940年8月9日在《抗戰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運動》中指出，“大革命失敗后，上海、北平的文化運動及由此而起的一二九運動、救國會運動等，也起了與武裝斗爭配合的作用。所以，文化運動對中國革命是有特別意義的。”[⑨]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論証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論証了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為解決中國革命對象、任務、動力等基本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成為認識和改造舊中國的“偉大認識工具”。

3．為構建中華新文化開辟了新道路。

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一直重視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先進文化的建設。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黨領導黨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團結進步知識分子，從服務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出發，不僅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而且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在各方面取得豐碩的成果。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產生的中國新文化、新的哲學社會科學，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舊文化，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流，為構建中華新文化開辟了新道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發起文化書社》中就指出：“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11]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12]

4．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新紀元。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從此奠定了我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開辟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的歷史起點。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領導左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就社會性質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長時期激烈論戰，從理論上為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學依據，培養和造就了一支黨領導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隊伍，對於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抗戰開始后，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大力開展文化教育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獲得長足發展，推出了一批奠基之作，培養了一批人才，在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深刻改變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命運，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新紀元。

總之，新民主義革命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為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奠立准備了思想材料，並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思想前提。黨創造了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政治前提，積累了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初步經驗。

三、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揭開了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篇章，積累了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初步經驗。這些經驗主要包括：

1.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把哲學社會科學作為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曾經指出，“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13]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提出加強“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和“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問題”研究[14]。

1940年2月5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學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卻被阻礙了它的發展，所以要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15]

1940年9月10日，張聞天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發展文化運動》中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這項工作的意義在目前有頭等重要性，因為它不但是當前抗戰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備未來變化與推動未來變化的武器。”“要把一個印刷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幾萬軍隊還重要。要注意組織報紙、刊物、書籍的發行工作，要有專門的運輸機關與運輸掩護部隊，要把運輸文化糧食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16]

1941年8月3日朱德在《把科學與抗戰結合起來》中指出：“現在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抗戰建國過程中，不論是要取得抗戰勝利，或者建國的成功，都有賴於科學，有賴於社會科學，也有賴於自然科學。”[17]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18]

2.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創造條件

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不僅不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而且憑借政權，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實行思想文化統制，加強對文化思想領域全面控制，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在國民黨的文化專制統治下，造成了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環境的困難，“要說的話不能直說，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別的字代替，要舉的例子也隻好不舉。”[19]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缺乏應有的條件。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在內的中國社會發展創造政治前提。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盡可能地注意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創造條件。

周恩來1940年8月9日在《抗戰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運動》中指出，“既要開展新文化運動就須加強對它的領導。”“我們應當從各方面重視文化運動，具體地加以幫助，使軍事與文化兩條戰線並進。”[20]

1941年5月1日毛澤東起草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保証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允許在學學生以民主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21]

1941年8月3日朱德在《把科學與抗戰結合起來》一文中指出：“另一方面，也隻有抗戰勝利，民主成功，中國的科學才能得到繁榮滋長的園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會有科學的順利發展。殖民地是科學的墳墓而不是溫室。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獨裁專制之下，科學會有前途。在黑暗的獨裁專制之下，科學受到最嚴重的摧殘壓制，科學家成為大資本家簡單的佣仆。”“獎勵我們的成就，獎勵在科學與工藝方面已有成就的科學工作者。”[22]

1949年7月13日，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新民主政治在於使科學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所支配、所管轄，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科學，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走向無階級社會，脫離政治。”[23]

3.加強政治領導。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時，注意從政治上引導哲學社會科學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展研究，堅持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正確政治方向和學術方向，為爭取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服務。

1918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學會就“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惲代英指出：“我要正式申明的，我並不反對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學術乃至任何東西。世界上必須有種種色色的人，乃能成一個世界﹔這種事情誰能反對呢？我的意思，不過我們今天第一件事，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國﹔因此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國的學術。”[24]

1930年，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綱領規定：“1，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2，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予一般﹔3，嚴厲地駁斥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及機會主義﹔4，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5，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限於理論的研究，無疑地應該努力參加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實際斗爭。”[25]

1934年毛澤東在“二蘇大”報告中指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光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6]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27]

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中指出：“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情，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這裡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裡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28]

4.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的吸引和指導作用。

黨在領導哲學科學工作時，注意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認識社會的科學。誠如毛澤東所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隻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29]馬克思主義使對人類社會的認識變為科學。因為以往的歷史觀，如列寧所言，存在兩個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研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探索社會關系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把物質生產的發展程度看作這些關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論從來忽視居民群眾的活動，隻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30]馬克思主義的創立，為全部科學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觀和先進的方法論，使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變革，使社會科學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為科學，開創了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紀元。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不是由某種政治權力所賦予的，而是在人類社會科學的發展中，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經過斗爭樹立起來的，並深深扎根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實踐之中。

馬克思主義自傳入中國以后，特別是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后，在中國不可遏制地傳播開來。連當時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一年以后，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雲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這裡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裡是敘述勞動運動的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今日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32]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那馬克思主義也就不靈了。其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沒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33]“我們的前人沒有預料到這些，也不能怪他們，他們那時還沒有革命的社會科學、還沒有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我們是用科學社會主義武裝頭腦的人，看清楚社會前途的人，我們比他們進步，請偶們要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業。”[34]

5.尊重、團結知識分子。

要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黨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時，非常尊重、團結知識分子。

1932年10月31日，張聞天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1932年11月3日發表於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第30期）一文中指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所以一直到今天沒有發展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在文化運動中一些做領導工作同志的右傾消極與‘左’傾空談。”[35]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指出：“在長期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36]

1940年10月10日張聞天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的黨內指示《正確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問題》中指出：“為了發展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化運動，正確的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問題，實為當前的重要關鍵。”[37]

1941年5月7日，周恩來在給當時在香港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的廖承志的電報中指出，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黨與非黨干部，“我們必須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眼光、態度和尺度，才能幫助和提拔這班文化人前進。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重視這支文化戰線上的力量，因為他們正是革命精神的宣傳者和歌頌者。”[38]

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中指出：“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為了進行這個斗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線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採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隻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39]

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中指出：“為著戰勝日本侵略者，於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濟之外，還要注意文教工作。我們解放區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好人。他們的缺點甚至錯誤，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們是人民事業的可貴資本，他們應該被重視。”[40]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識分子，隻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41]

1946年7月25日，周恩來就陶行知因腦出血突然去世給中共中央發電報，提出“今后，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在救濟方面多給以經濟和物資的幫助，在政治方面亦須時時關照。”[42]

6.依靠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感召，黨的領導人垂范和黨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士的榜樣作用。

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時，還依靠黨的事業的感召，黨的領導人的垂范，發揮廣大黨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士的榜樣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承認和接受黨的領導，體現了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服務社會的崇高覺悟和使命感。黨從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作為一個正義的事業，吸引了無數進步哲學社會科學人士投入到黨的事業中來，以他們從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來服務於黨領導的革命事業。

黨的領導人不僅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且親自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這對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毛澤東就是黨的領導人親自研究和指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代表。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認為，“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於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43]。

1938年2月1日，毛澤東在寫的“讀書日記”中開頭這樣寫著：“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44]

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號召：“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45]

1940年9月5日，毛澤東在致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信中說：“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46]”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后，毛澤東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21日，他給郭沫若寫信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大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隻嫌其少，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47]

1948年11月24日，毛澤東鼓勵明史專家吳晗，在致吳晗的信中說：“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48]

黨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士，在國民黨的文化專制壓迫下，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正確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表裡如一，具有強烈的奉獻精神，在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中發揮出了榜樣作用。

黨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在艱苦的條件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取得的經驗今天對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繁榮仍有重大的歷史借鑒價值。

[①] 轉引自吳漢全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概論》（1919-1949），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2頁。

[②]《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7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頁。

[④]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頁。

[⑤]《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頁。

[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44頁。

[⑦]《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頁。

[⑧]《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37頁。

[⑨]《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11]《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98頁。

[1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頁.

[1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

[14]《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5頁。

[15]《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9頁。

[16]《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8-289頁。

[17]《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6頁。

[1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頁。

[19] 艾思奇：《關於〈哲學講話〉》（四版代序），見艾思奇《大眾哲學》，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7頁。

[20]《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4頁。

[2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35-336頁。

[22]《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7頁。

[23]《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頁。

[24]《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頁。

[25]《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綱領》，《世界文化》創刊號，1930年9月10日。

[26]《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頁。

[2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頁。

[2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1013頁。

[2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頁。

[30]《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頁。

[31] 潘公展：《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轉引自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頁，

[3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頁。

[33]《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頁。

[34]《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頁。

[35]《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7頁。

[3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

[37]《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0頁。

[38]《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55頁。

[3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頁。

[4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1頁。

[4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頁。

[42]《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38頁。

[43]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5頁。

[44] 轉引自程敏：《光輝的榜樣 深刻的啟示》，《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6期。

[4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頁。

[46]《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頁。

[47]《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頁。

[48]《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