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西方選舉理論受到挑戰

　　對於那些關心選舉和投票現象的人而言，即將過去的2016年無疑是具有許多興奮點的一年。根據相關統計，2016年是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選舉年。令人印象深刻的選舉和投票事件包括英國的脫歐公投、日本參議院選舉、澳大利亞議會選舉、美國大選、意大利修憲公投等。

　　從國際范圍看，過去的30多年裡關於選舉的理論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在此期間，有關選舉制度設計和競選技術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西方國家一些學者不但更加深入地闡明了多數決制和比例代表制背后的原理，而且還根據選舉制度所內含的各種標准，設計出具有參照性的各種公式。一些選舉理論的研究者還比較自信地認為，結合一國的社會結構、政府形式和選舉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選舉結果。在競選技術研究方面，隨著選舉顧問在一些國家成為專門職業，競選技術的開發也在多個維度上展開。比如在西方國家，民意調查技術向精深發展，電視競選的出現也為“政治化妝師”和媒體經理們提供了大展拳腳的機會。各種手持“長刀短劍”的謀略師們從幕后走向前台，運用各種抹黑和漂白伎倆，在選舉戰場上把技術手段發揮得淋漓盡致。

　　不過，在各種選舉事實面前越來越膽戰心驚的，或許正是這些研究選舉的專家們。2015年的英國大選，民調和最終結果之間的落差讓人大跌眼鏡。在隨后進行的各種“診斷”清單中，都或多或少把英國的情況當作個案處理。讓人沒想到的是，這一現象隨后在美國大選中重演。這就使得一些西方學者承認，不能簡單將這一現象看作個案。但是如果僅僅把原因歸結為民調操縱競選失效，可能並不令人信服。在眾多解釋中，主流媒體和網絡媒體之間的裂隙，倒是目前認可度比較高的原因。至少部分國家的現實表明，主流媒體提供的民調結果與部分網絡媒體表達的意向之間存在差異，一些網絡媒體上不被看好的預測，反而與投票結果更為接近。

　　一個可能的技術層面的解釋是，在網絡媒體興起引發巨量信息的時代，傳統的民調技術已難以全面捕捉選民多樣且變動的偏好分布。在大數據處理技術與傳統抽樣方法還沒有實現創造性結合的情況下，傳統民調失真難以避免，新的民調手段一時也難以讓人信服。不過，已經有一些西方學者分析指出，原因很可能是主流媒體所提供的信息體現的主要是所謂精英階層的價值，以民調形式出現的數據更大程度上體現的是上層社會的偏好﹔而以數量計算的選票，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大眾的傾向。

　　這一現象反映出的是，西方國家的不少民眾對國家內部的分化問題已經有所感知。這種分化不僅指財富分配的分化，也包含價值層面的多元化。在選舉理論研究者看來，西方社會深入發展導致的不平等加劇和價值觀沖突，可能剛剛露頭。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西方選舉理論在今天確實遇到了新危機。

　　面對這一新危機，近年來在傳統選舉理論之外發展出新的理論，這就是協商民主理論。對於傳統代議民主理論所圍繞的選舉這個核心，協商民主理論試圖提供替代模式：民眾直接協商和非選舉型代表協商。一些研究者甚至認為，可以嘗試用上述方式來替代傳統選舉手段。實際上，在選舉理論和投票技術研究中可以發現，票決本應是決策過程中最后使用的一種手段。票決是在各種討論、協商、爭辯、反思之后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且各方都不願意以強制作為決策手段的情況下，不得以才採用的手段。因此在理論上，我們即將進入一個由傳統選舉理論獨霸到新的協商理論和非選舉型代表理論多元發展的時代。或許正是在這個選舉亂象頻發、傳統選舉理論受到挑戰的時代，才需要我們更為精深地研究協商民主理論。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