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道理還要“說得出”“傳得開”（當今聚焦）

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必定是理論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當今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最為深刻的社會大發展大變革。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創新，為中國理論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論的關注度不斷上升，而且很多國際人士認為，中國GDP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時間不會太久。在這個大背景下，認真梳理和准確把握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論的評價，有助於我們科學制定中國理論國際傳播政策與舉措，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有助於我們從這些評價和建議中汲取真知灼見，進一步豐富中國理論、完善中國制度、拓展中國道路。

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論的評價總體上趨於正面

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論的評價，廣泛涉及中國理論的各個層面，如中國理論在改革開放前后30年之間的邏輯聯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性質與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特點與優勢、中國軟實力的國際地位等。從總體上說，這些評價是善意和正面的。

熱烈討論習近平同志關於“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論斷。俄羅斯學者弗拉基米爾·波波夫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成功的先決條件，絕大部分是在1949年至1976年間創造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政權打下的基礎，1979年以來的市場改革不會取得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美國學者莫裡斯·邁斯納在《毛澤東和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書中指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而這正是改革開放的必要起點。

重視並稱贊中國治國理政理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外文版出版后，國際社會非常重視，大都認為從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就與未來走向，並認為該書是解碼當代中國理論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國著名學者庫恩認為，該書是中國理論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意義。

探析中國理論的構成和特色。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伊藤誠認為，中國理論的構成主要包括土地國有、生產手段的公有制為主體與經營管理的多樣化、協商型的勞資關系等，強調中國理論未來發展的經濟基礎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將市場經濟作為補充。法國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提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理由有四條：一是中國當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至少要延續半個世紀﹔二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特點是公有制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發揮著主導作用，如中國的土地仍然實行國家所有制﹔三是中國仍然保留了國家計劃和政府的宏觀調控，隻不過通過間接手段進行，但其作用十分強大﹔四是中國必須考慮本國的特殊國情，其社會主義的發展需具有中國的特點。

贊同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及其理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歷史是開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個開放體系。民主政治具有多種形式﹔同樣，發展民主政治的途徑也應是多樣化的。中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積極發展民主政治，中國民主理論強調走自己的路，也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的價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理論預設。他還認為，中國不拒絕西式民主的有益成分，但也不簡單輸入西式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煥發出來的巨大活力，正是中國民主不斷進步的生動寫照。

認可中國軟實力及其理論的提升。國際學界一般認為，影響他國或他人意志、行為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強制方式，以“大棒”脅迫﹔二是誘惑收買，以“胡蘿卜”為誘餌﹔三是吸引或說服，也就是軟實力感召。一個國家、政黨、公司或個人，都應有自己的軟實力。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軟實力理論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雖然對中國軟實力建設路徑有過批評，但他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都已經有了強大的軟實力。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是這個政黨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黨員和群眾自願跟隨的能力﹔把軟實力與硬實力結合好就是巧實力，中國共產黨運用巧實力的能力也在不斷增強。

肯定中國理論的世界意義。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著名左翼學者阿裡夫·德裡克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一種內在超越資本主義的視界，並具有尋求避免回到資本主義的特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價值，不僅在於它目前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而且在於它正努力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提供一種替代經驗。

進一步加強中國理論研究和國際傳播

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論給予積極評價，緣於中國的發展成就，也緣於中國理論的國際傳播。然而也應看到，一些國外學者對中國理論的評價和肯定，主要是基於其自身的興趣和研究，對中國媒體報道和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引用較少。這表明，與中國理論的國際影響相比，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研究和國際傳播還需要大力加強。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進一步加強中國理論的研究和國際傳播，可以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發力。

突出中國理論研究成果的實效性和話語體系的親和力。客觀地說，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關於中國理論研究闡釋的專著與論文並不少，但其中從理論到理論、脫離中國和世界發展實際的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這個問題上，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科斯的建議值得重視。他對中國發展提出了10條建議，其中大多是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不足為訓。但有一條建議可謂切中時弊，即中國經濟學者要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哪怕隻有一小部分人去關心真實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就一定會改變經濟學。這啟示我們：要增強中國理論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相關研究就要密切聯系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的實際需求、實際狀況，講清楚中國理論對這“兩大實際”的價值與意義。同時，還應著重思考中國理論的話語體系如何才能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認同。中國理論的話語體系既要有別於西方話語體系、體現自身特色，又要把握好“中國話語”與“國際話語”的共性、把握好國外受眾的接受習慣和興奮點，從而增強自身的親和力。

創新中國理論國際傳播的方式方法。在這個問題上，有4個環節需要進一步加強：一是大膽任用國外翻譯人才，鼓勵國內學術翻譯人員與國外譯者合作，不斷提高學術翻譯質量。二是完善學術評價機制，推動高質量的學術成果走向世界。三是加強國際學術出版信息收集與分析，探索國際學術出版規律，積極搶佔國際主流傳媒渠道，大力打造高端學術交流平台，不斷拓展國際傳播渠道。四是將實施中國理論國際傳播戰略與實施經濟、政治和外交戰略相結合，深刻把握我國改革開放和外交的新格局，將學術外交與經濟開放和外交戰略緊密結合起來，強化學術為經濟、政治、外交服務的功能。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20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