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治統與現代轉型之艱

　　清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皇帝在祭告黃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剛剛入主中原的滿族皇帝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內涵卻非常豐富，可以說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探析中國現代轉型之艱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

　　何謂“道統”與“治統”？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簡單來說，“道統”主要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這些聖人的思想傳統，也就是后來的儒家思想傳統。“治統”主要指政治統治的傳統，體現為政治統治的繼承性。歷代帝王廟裡的一個個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勾勒出這種治統。

　　作為“道統”的儒家思想傳統，雖然在歷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戰，但在幾千年的傳統社會裡基本上屬於“天下所極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閃光點和恆久的魅力，但歷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揚的仁義道德等對封建專制統治合法性的詮釋，倚重的是它所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封建專制統治秩序的鞏固，從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識。因此，歷代帝王都把“繼道統”作為鞏固自己統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對“道統”比較陌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統”事關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固性。順治皇帝曰“繼道統而新治統”，康熙皇帝更是強調“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

　　幾千年來，一個個封建王朝依據“道統”不斷更迭，但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一直繼承著，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統”。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統”，每個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為鑒不斷改進治理之術也是一種“新治統”。不過，以“繼道統”為基礎的“新治統”，其“新”是極其有限的。一個新王朝替代前朝，不會去否定其封建專制制度，而是認為前朝統治失德離道，所以天命轉移。不去否定封建專制制度的“新治統”，隻能表現為對治理之術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實踐中則是封建專制統治在總體上不斷強化。

　　中國歷史上，“道統”與“治統”相互交織、相互強化，決定著傳統社會的基本面，也使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極為頑固。這種根深蒂固的“道統”與“治統”是如此強大，強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都納入到自己的發展軌道上來，強大到可以使中國在西方列強接連不斷的侵略下始終沒有分崩離析。從這個意義上說，“道統”與“治統”對於保持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是，“道統”與“治統”的深厚積澱也使中國天然地缺乏走出傳統社會的思想資源和體制基礎。當中國要向現代社會轉型時，“道統”與“治統”就成為沉重的歷史包袱，讓我們步履蹣跚、跌跌撞撞走了近百年。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經歷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艱難歷程，但像中國這樣歷經百年、遍嘗其間艱辛與苦澀的卻很少，這與我們的“道統”和“治統”不無關系。譬如，日本在19世紀中葉也曾面臨與中國相似的境遇，但通過明治維新就開始向現代轉型。日本能順利轉型，不應忽略的一點就是它沒有中國這樣的“道統”與“治統”，歷史底蘊的缺乏在轉型時反而成為一種優勢，使其更容易放棄“原來的自己”。而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后，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有識之士也希望通過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統”與“治統”卻阻礙著中國的現代轉型。近代歷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韜說：“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蓋萬事而不變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這是當時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體西用”思潮和洋務運動，與其說是向現代轉型的一種努力，不如說是對“道統”與“治統”的竭力維護。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響了封建專制喪鐘后，依然有袁世凱稱帝的鬧劇。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種名目的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中國、實現中國的現代轉型。

　　隻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帶領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才真正終結了維護封建專制的“道統”與“治統”，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國也由此開始真正向現代轉型，向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邁進。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14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