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文化品牌的形成

關於中國特色文化品牌的形成，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文化在國際競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它的現實意義何在？二、我國多年來在文化“走出去”過程當中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績，並分析一下我國文化不能成功“走出去”的理由。三、如何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品牌？我們還會舉幾個個案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文化在國際競爭中到底起到什麼重要作用

我們知道，文化與經濟和政治一樣，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維度，一個國家的強盛不僅僅是經濟的繁榮與富強，政治上的如政治體制的健全，同時，更要有文化的高度、文化的豐富，幫我們來建構我們的國際形象，來積極地參與到國際的競爭當中。而且，中華文明與世界其它文明不同，它是在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這樣文明的傳統，這就需要我們“返本開新”，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來參與到國際競爭當中。因為我們強調，我們要建構一種具有“新的中國性”的中國文化形象。

為什麼要打造國際文化形象呢？恰恰是由於，從80年代“西化”思潮之后，我們當代中國文化曾經一度“去中國化”，到了90年代，新保守主義興起之后，我們又開始強調找回自身的文化身份。這樣，當代中國在國際上“文化形象”的建設就經歷了一個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的一個過程。

在新的世紀，我們恰恰是要建構一種具有“新的中國性”的中國文化形象來參與到國際的競爭當中，來立足於世界的民族之林，這就需要，我們非常注重文化的重要性，注重文化在推動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互動作用。

我們可以比照一下：美國隻有三百多年的文化，但是如今在國際上形成文化的霸權，這究竟是為什麼？在2005年我曾經主編過一本書叫《文化巨無霸——當代美國文化產業研究》，探究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沒有文化或者文化很年輕的文明，會創造出獲得全球霸權的文化產業模式呢？在那本書當中，我分析了五個原因：第一，“自由經濟與跨國資本的運作”，第二，“開放戰略與政治權力運作”，第三，“電子時代與全球媒介的播撒”，第四，“價值融合和文化資本的輸出”，第五，“話語霸權與多民族的認同”。

美國文化的全球化，恰恰給中華文化在國際上重新獲得它非常應有的地位，給我們很多重要的啟示，也就是說，在我們推動塑造“中國國際文化形象”的時候，我們也要以“他山之石”來給我們一些借鑒，中國的文化究竟如何走出去？

我們知道，這就需要有兩條路：一是“文化輸出”，二是“文化產業”。“文化輸出”和“文化產業”，恰恰是文化和經濟、和政治形成的一種結果。“文化輸出”可以說是政治對文化的一個直接的推動，“文化產業”則是經濟對文化的一個融入。當代中國要建立它的“中國文化形象”，特別是在國際上樹立這種良好的形象，我們既要進行“文化輸出”，也要進行“文化產業”的建設。

中國文化如何融入到國際的舞台當中，我想我們起碼可以有三步來走，這三步來走可以說是向我們說明了文化交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中外文化的交流到底是如何進行互動的？我想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就是從“比較文化”，到“跨文化”，一直到“文化間性”的轉向。

什麼是“比較文化”呢？“比較文化”就好像兩個平行線一樣，就是中國的和外國的文化進行比較。我們尋求文化之間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跨文化”就好像一座橋梁來接通兩種或幾種不同的文化。如果說“比較文化”不強調相交的話，“跨文化”恰恰強調是溝通。但是，“跨文化”還不夠，在文化溝通之后，還需要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互動，這就要進入到最高級的層面，就是“文化間性”的一個互動。“文化間性”的互動特別強調文化之間進行相互的整合。

總之，從“比較文化”，從“到跨文化”，到“文化間性”的轉向，他們分別代表了文化交流的三個不同的重要任務。在“比較文化”階段，重要的是“分殊”，就是文化與文化之間是不同的。在“跨文化”階段，重要的是“互動”，就是文化之間可以相互作用。最高的“文化間性”轉向階段，最重要的則是“整合”。從“比較”、“跨越”，再到“間性”，如此這樣，遵循這樣三個步驟，中國文化才能非常好的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格局當中。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問題及其所取得的成績

大家非常關注這個話題，就是為什麼我國的文化不能成功的“走出去”，像歐美文化一樣得以全球化的播撒？我們知道，文化“走出去”還是以政治輸出的方式來進行的，而非以經濟為底蘊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強調在政治推動的同時，還要繼續推動“文化產業”，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這些年，中國文化的“走出去”可以說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績，但是也面臨了很多經驗和教訓。首先我們要探討一下，為什麼中國文化不能走出去？我想主要有三點理由：

第一，在世界文化格局當中，“歐美中心主義”是佔據絕對主導的，盡管這種全球“文化格局”在受到挑戰，但是它的慣性仍然存在。

我們知道，歐洲文化是以古希臘文化作為家園的，它從那個時候就開始特別強調“理性中心主義”，那是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西方講“邏各斯”，中國講“道”。這種“男性中心主義”、“歐美中心主義”，就是地域性的“西方中心主義”，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一直是個主導性的思潮。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逐漸的發展，我們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相應地對中國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種世界格局的變動，不同於冷戰時代俄蘇爭霸的格局，是一種在多元情況下的多元文化共存下的一種“和而不同”的新狀態。這種狀態我們可以叫它“多元共生”。中國文化在崛起的時候的確面臨了歐洲、美國中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挑戰，這就需要中國文化對此加以“應戰”，讓世界舞台上更多充滿了中國文化的聲音。

第二，語言上的問題，就帶來了文化上的一個相互的阻隔。

我們知道，漢語是世界上運用人最多的一種語言，但是，當今國際上英語卻成為了唯一主流的“世界語言”。在此，語言上的阻隔，也使得中國文化的輸出變得頗為困難。以學術為例，現今的現狀就是歐美的學術佔據了全球的霸權，中國學術盡管在全球范圍內剛剛興起，但是我們還是被卡在一個“中心和邊緣”的結構當中。這種以歐美為中心，以非歐美世界為邊緣的“等差結構”，就決定了中心是不用看到邊緣的，但是邊緣卻始終看著中心。

比如漢學，漢學在西學當中仍是一個邊緣的學科，漢學家們形成這樣一個情況，就是在國外的時候是很冷清的，但是在國內卻很熱鬧。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家是研究你的，你的漢學並不是歐美學問的核心學問，但是作為邊緣的文化存在，卻時時刻刻看著中心。就像中國這150多年來一樣，我們始終在“向外看”，並且潛意識地把中心作為標准，所以，很多“文化本位者”就呼吁現在是拋棄西方的時候了。

在漢學當中，無論是“由外譯中”，把外文文獻翻譯成中文，還是以中學為主的“由中譯外”，就是把中國古典的、現代文獻譯成外文，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貿易逆差，也就是我們翻譯外國的東西要遠遠多於把中國的東西翻出去。

第三，如果要把中國的價值、本土的價值得以全球化、天下化，還要假以時日。

我們知道，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始終有一種“東風要壓倒西風”的說法，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民族主義式的，也就是曾經你壓到我，未來我會壓倒你！其實我們應該用一種和而不同的話語來形容這種關系。即使是東西方真正形成了勢均力敵的關系，也還是要假以時日。

東方文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化，恐怕還要等上百年的時間。但是，如今我們卻到了一個“東方既白”的時代了。季羨林先生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他認為西方的傳統，他說是“分析傳統”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再過三十年，就是要東方這種“綜合性”的傳統來獨領風騷。但是，無論這種東西方比較是否合理，說西方是分析的，中國是綜合的，其實這個歷史周期，我們都要劃得更長一些。我認為，起碼要等個甲子年，等個六十年，中國才能從國際上、從西方手裡獲得應有的“話語權”，現在是我們來共同努力的一個時代。

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能徹底拋開西方來說事嗎？我們知道，80年代中國文化界是“西化”的思潮勁吹，從90年代開始保守主義、文化本位論開始回潮，從而形成了一種更混雜的歷史局面。我們的確經過了150多年所謂的“西學東漸”的過程，有人說，現在整個西方文化在中國受挫，但是這只是一個表面上的判斷，其實我們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學術，都是建基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基礎上，也就是我們始終是介於中西之間的。

中國文化要“返本開新”的話，它恰恰要吸納國外，建基於本土。過去張之洞講“中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的老同事李澤厚先生就講，要“西體中用”，也就是我們的器物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來自西方的，但是中國的精神文化仍然可以是本土的，在這兩方面，在“體”和“用”方面，至今我們可以進行更好的融合、更好的結合。

過去，我們常說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話也未必對，在很多時候越是民族的越是難以世界化，隻有被納入到全球視野當中，被納入到世界化視野當中的民族性才是世界性的民族性，才是全球化的民族性。

三、如何打造中國文化品牌的問題

如何打造中國文化品牌，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踐性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當然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更有道、釋，有各種各樣的文化，我們還有中原和邊疆文化。中國文化其實一個“多元共生”的非常復雜的結構，但是，今天我們隻講儒家文化，我們如何在國際上打造中國儒家文化的品牌呢？因為儒家是中國思想的核心，我們說東亞文化圈也是以儒家文化為基本的思想基礎，這就牽扯到一個儒家如何世界化的問題。

目前，中國思想和文化界正在爭論，儒家能否回歸到政教的核心，其實我們的“政治儒學”變得非常熱，大家也眾說紛紜。但是我們起碼可以給出事實和價值的兩類判斷。

首先，事實上儒家尚未回歸到一個政教的中心，盡管儒家在價值上做回歸的努力，但是事實和價值是兩碼事。這是以一個判斷。

第二個可以給出的判斷，儒家當然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從漢代獨尊儒術一直到晚清，它整個的主導情況基本上是如此。即使是儒家為主導，我們還要去追問，這個“道統”、“政統”和“學統”之間，到底形成一個如何的重要關聯？其實，儒家更重要的一個傳統，我們認為就是“生活論”的傳統，就是回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的傳統。儒家之所以沒有斷裂，就是因為它的各種原則、各種理念都已經浸漬到當今中國民眾的生活當中。其實，我們恰恰要恢復這種儒家的“生活論”的傳統，而不是“政治論”的傳統。

第三，最后一個判斷，即使儒家要成為一統，這個一統也不是“大一統”。比如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儒道之間就是相互補充的。儒家往往和道家形成一個內外的結構，儒家強調積極的入世，道家強調消極的出世，同時，我們也吸納了很多的佛禪的要素，並兼濟墨法等智慧，這樣才是中國文化完整的、健康的譜系，我們向全球輸出的恰恰應是這樣一個譜系。

目前，在全球的文化價值觀當中，儒家起到了哪些作用呢？換句話說，儒家的哪些文化原則，是可以全球話語世界化呢？我們來看，起碼有這樣幾種：

第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這個原則被稱為“道德金律”的原則，這是儒家和世界其它宗教文化特別相通的一個部分。

第二，“和而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相處原則，按照這種原則的反面來說——“同則不繼”，不同文化之間是要有差異的，它們之間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和”。

第三，儒家文化所講的對內的“仁政”和對外的“王道”，這也構成了中國式的民族主義。

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建構中國式的、中國化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們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要融入到世界主義的格局當中，如何既不失本民族的特色，又融入到世界的格局？

在此基礎上，我們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式的文化民族主義呢？我認為是可能的，這種文化民族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外的節制”，第二“對內的節制”。

“對外的節制”表現為適度的融入世界主義的“度”，其實完全融入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不存在的，但是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不拒絕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它是試圖融入全球體系，並做出本民族該做的事情的這樣一種新的形態，從而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格局當中，這是“對外的節制”。

“對內的節制”，也表現為它掌握並適度收斂民族性的“度”，表現為“民生”和“民權”所限制的這種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應該是以“民生”和“民權”作為基礎的：如果沒有“民生”作為根基，民族主義往往會犧牲“民生”，比如為不必要的戰爭而消耗經濟﹔如果沒有“民權”作為根基，民族主義往往會傷害民主，比如以虛假的民族大義來犧牲個體的自由。

我們想，如果來構建中國式的文化民族主義，對內就應該實行“仁政之治”，對外則實施“王道之治”，所謂“仁政”就不是苛政，所謂“王道”就不是霸道。如此以來，這種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溫和形態就可以既警惕內部獨裁的“大一統”的觀念和實施，同時也對外部反對那種“天下帝國”的發散性的觀念和餞行，難道這樣的文化民族主義不足取嗎？這恰恰是未來中國文化的一個很堅實的、我們要走的一條道路。

這樣就回歸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要得以世界化、全球化的話，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進行文化的“自我創新”的問題，其實問題的關鍵點還是在於“文化的創造”。如果大家還記得，1934年魯迅先生就曾提問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如今的我們顯然不乏自信力，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失去了創造能力。我們還要追問，中國文化難道失去“創造力”了嗎？我們知道歐美文化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它一波一波有不斷創新的意識。其實沒有創造性的文化隻能成為我們“自身文化”的重復者，或者成為“外來文化”單純的模仿者。就像手機文化一樣，我們很多都是對外來品牌的一種模仿，但如今則出現了變局。

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的創造，我覺得這才是問題核心中的核心。我們知道，林毓生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創造性轉化”的問題，李澤厚先生把他這個話反轉出來叫“轉化性創造”的，林毓生注重轉化，而李澤厚注重創造。其實都是要追求我們不以西方現成的模式作為我們模仿追求和轉化的對象，而是根據中國自己的歷史，以及中國現在的現狀，來創造出一種新的范式、新的模式。所以說，這種“創造性的轉化”和“轉化的創造”就變得非常重要。很簡單地說，有了創造才有轉化，轉化成功才是創造。

隻要我們中國文化有了這種自創性，有了這種創造性，我們的文化才是一種“自我創造”，才是一種“創造自我”。這就使得我們對當今中國文化的創新性和創造性提出了一個非常高的要求。隻有通過創造才能繼續在世界之林當中形成一種領跑的趨勢，中國文化也會在未來迎來自己非常光輝的未來。

最后總結一下。當今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如何打造出它的文化品牌呢？中國文化如何參與到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當中呢？中國文化如何以新的面貌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呢？我想在這裡面，文化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的確參與到了中華民族新的身份的重構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其實可以採取“文化輸出”和“文化產業”兩條腿走路的道路，一方面我們注重政治對文化的推動，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注重經濟對文化的融入。

一個核心的方面，就是如何重新尋找到中國文化的創造力，在這種創造基礎上，我們可以建構一種具有“新的中國性”的文化品牌或者文化的形態。這種文化品牌的建構既不是隔絕於世界的，往往是參與到全球的格局當中的。這種文化它是可以被全世界文化所認知、所認同、所理解。同時，它也表達了中國文化本身的特質、特色。如何我們創造一種既是全球的又是本土化的中國的文化形態，將是擺在我們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相信，中國未來的文化品牌一定會在國際上獲得它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也是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的地位是極其相稱的。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文化的品牌必然會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