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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與分歧

傅 瑩

2016年10月27日14:49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於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2013年以來的第八次會晤,這是奧巴馬八年任期內對中國的最后一次訪問,人們關注這會對中美關系發展和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帶來什麼樣的總結和具有哪些指向意義。

三個層面協調值得關注

在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變革之際,中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在三個層面上的協調值得關注。

首先,中美能否釋放更加明確的信號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增長?

G20機制的創建本身就與中美共同意願和主動協調息息相關,兩國的緊密合作為機制的健全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勢頭並不穩固,新興國家也相繼遭遇困難。各國對拉動增長的手段有不同認識,有的主張有空間的國家運用財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強調財政紀律和供給側改革,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勢呼喚新共識,人們期待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杭州峰會上商定採取什麼樣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中美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兩國的政策協調對全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美能否為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多邊共識確定基調,引人注目。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釋放引領全球治理改革的信號?

近年中美關系的一個亮點是,雙方協調合作的觸角加快向全球層面延展。但中國作用的上升在美國受到一些猜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代表著21世紀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產品。美方對此不大適應,視之為二戰后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遭遇的最大挑戰,採取了懷疑和抵觸的態度,甚至游說盟友抵制。但隨著中方努力展現積極效應,美國智庫較快調整看法,批評政府短視,未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觀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習慣,雙方越來越認識到,雖然中美合作解決不了所有全球問題,但沒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問題都難以獲得好的解決。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釋放管控戰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號?

奧巴馬執政八年間,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協調合作的主流。兩國在經濟和人文領域的交往更加全面,兩軍之間規范性對話得到完善,確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准則》等規范。尤其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將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要外交遺產。奧巴馬政府也給中美關系留下一些負面資產,“亞太再平衡”戰略突出軍事部署和強化同盟體系,給中美之間帶來新的戰略互疑。高調介入南海問題,決定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縱容日本推行旨在擺脫戰后束縛的“軍事正常化”措施。這些重大信號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人對美國戰略意圖的判斷,加深了許多人對美欲對華遏制圍堵的懷疑,推動中方考慮必要的戰略應對。 中美元首杭州會晤將再次把正方向,實現管控矛盾和促進合作的作用,為中美關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礎。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美國介入南海事務最常用的說辭是維護航行自由。但實際上美方關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艦隻的“航行自由”,中美對這方面的規則存在認識上的差異,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對在別國專屬經濟區內可以從事什麼樣的軍事活動分歧較大。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珍視國家主權和安全,認為《公約》要求外國軍艦和飛機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國的安全,他國艦機在己方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活動應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國作為海洋強國,歷來主張弱化沿海國的主權,強調自己的軍隊可以在他國專屬經濟區進行與公海相同的各種軍事活動,包括進行各種軍事檢測活動和軍事演習。

美國自重返亞洲、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似乎就預設了中國崛起后會擴張的前景,不斷強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為美國實施亞太戰略的抓手。在預設的地緣戰略競爭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舉動都容易被解讀成削弱美國戰略優勢的行動﹔而美方的針對性言論和動作也必然引發中方反彈。在這種“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對抗升級甚至引發沖突的風險增加,國際社會對中美陷入地緣競爭的擔憂加大。這個趨勢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約的。

中國作為南海最大的沿岸國和對南沙島礁擁有主權的國家,應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權益,美方應予尊重,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解決分歧的努力不應受到干擾。同時,中美應在保持安寧和維護國際通道暢通方面尋求對話和理解。至於中美在海洋規則上的分歧,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對話與溝通,目前雙方都已表達了支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爭議的態度,在海上的行動亦是克制和有底線的,可見在保持和平穩定的大局上中美願望是接近的,關鍵是在對具體利益分歧的處置上,需要有效溝通和防止誤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維

美國一個揮之不去的擔憂是中國要與之爭奪秩序主導權。問題是中美對世界/國際秩序的認識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體分歧是什麼、如何解扣。美國試圖維護的是“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價值觀、軍事同盟體系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機制共同支撐。但中國至少在兩個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壓制的﹔二是美國領導的集體防務安排並不涵蓋中國安全利益,且與中國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轅北轍。中國認同的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是其創建者之一,也是其獲益者和貢獻者。中美秩序觀並非完全對立,對世界總體和平與發展的需求和對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的需求是雙方的交疊面。長遠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國為爭奪秩序主導權而直接對撞的歷史覆轍,就需要在共識基礎上最終搭建一個能見容於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頂。

經濟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人類財富的增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從中獲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監管缺失等,廣受詬病,助長了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

可以認為這一輪全球化是現代意義上的“1.0版”,處於初級階段和缺乏管理。一段時間以來,逆全球化和逆區域化的趨勢有較多表現,例如東亞一體化進程受到國家間矛盾的困擾,勢頭減緩﹔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缺乏包容性引發質疑﹔英國脫歐也給歐洲一體化提出挑戰。從趨勢上看,世界不可能從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須摒棄,向全球化“2.0版”的升級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礪引領,追求共贏而不是單贏,這樣方能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努力。

對於中國而言,讓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圖更加緊迫。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相比,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就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是一種“壓縮型”的成長,但思維的進步和話語的更新難以簡化或者壓縮。我們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維,構建更廣闊的國際視野、更有效的行為方式和話語系統,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認識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贏為目標的外交主張。

(作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摘自2016年8月31日《參考消息》)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責編:沈王一、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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