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結構性減速的原因

結構性減速的原因，一個是資源配置的效率下降，我們都是用結構因素解釋它的成長和它的成長速度的下降。資源配置的結構可以用一產、二產、三產的比重及其相對變化來刻劃。我們看到過去所謂高成長這個結構性怎麼變的呢？一產比重下降，二產比重迅速提高，然后三產緩緩上升。這個過程對應中國工業化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這個事實，這個事實背后有一個經濟學的道理，就是二產，特別是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是非常高的，在中國尤其高，我們的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中國的農業和種植業的勞動生產率10倍以上，也就意味著當一個農民從農村到工廠打工的時候他從1變成了10，這個結構變化太大了。這個結構規模一年一千多萬，時間多長？二十多年。這樣一個結構變化一定會造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一定造就中國經濟奇跡。隨著經濟的減速以及產能過剩，我們把人口、資源轉移到服務業，因此服務業連續幾年的GDP超過了制造業，但是經濟學分析又出現了問題，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中國制造業。

我們在上海做過研究，上海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上海地區制造業的70%，這是經濟服務化的必然結果。放眼世界發現原來我們走的是發達經濟體走過的路，世界各國的服務業的生產率都是低於制造業的，當制造業過了一個階段一定走服務化的道路，於是經濟GDP就下降。美國的增長速度曾經也有過很高的時候，但是當服務業的比重佔這麼高的時候，不可能再繼續轉移了。經濟更加人性化了，更加服務化了，更加以人為本了，中國正走在這個路上。所以，不必為因此而導致的經濟下行擔憂，這在有些地區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個是要素供給效率下降。改革開放初期勞動投入不斷增加，資本投入不斷增加，我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年均26%，有這麼多的資本投入才能吸收這麼多的勞動，一結合就是經濟增長，這個過程在我們面前也是好幾十年。今天不行了，背后是因為投資的收益率下降了。所以，現在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9%，其中民營的是0%，到這種程度了。從哪兒去吸收人？哪兒還有這個增長速度？沒了。背后又是這樣一個很深的實體經濟面的經濟學問題。我們過去因此而得益，今天因此而下滑也無可厚非，響應習總書記號召，創新創新再創新，克強總理雙創，把創新放在第一位。技術進步的速度仍然有待提高。這個結構是不可違逆的，從這個結構幾十年看下來那時候的好和今天的不好都是一個因素。

第三是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非常之快，別看對我們引進外資多有責難，但是它使得中國整個勞動生產率提高，技術水平提高這是功不可沒的，以至於現在很多跨國公司把研發中心放在中國，但是現在到了一個瓶頸，要自主創新。我們從上世紀開始鼓勵自主創新，而且見效果了。主要效果就是論文、專利，我讀書的時候知道我的論文、專利根本就沒法看的，那時候開始鼓勵，結果現在論文第一，申請專利大概也是第一，但是現在新的問題出來了，論文發了之后不見產值，專利到手了不見轉移，現在習總書記明察秋毫，強調創新不是發表論文、申請專利就大功告成了，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深圳比北京做的好多了，深圳哪有什麼科學創新？但是它有技術創新，有產業的發展，大家都在那兒創業，在北京形成一個雛形，到那邊變成一個企業，這個是我們現在需要做這些的事情。目前國內有好幾個地方在這方面做的很好，安徽、合肥、武漢、杭州、成都都做的非常好。

第四個原因，環境資源約束增強。過去環境資源對我們來說可以無視，那時候資源的問題，國際環境讓我們覺得可以無窮盡的取得，但是現在到了這個階段就有問題了。

當我們考慮到資源約束問題，並著手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時，中國經濟增長函數中就會內生地增添了環境資源約束的負要素。是內生的，原來外在的東西，怎麼會變成內生的呢？北京市說空氣紅色預警、橙黃預警、黃色預警到紅色預警的時候多少廠子關了多少個GDP就消滅了，這種情況很多，現在他們都有閾值，每個城市對於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有它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對於生產函數來說成為內生因素，而且形成負的要素。通過對各類生態環境指標設定閾值，事實上就是在增長和生態優化之間確定了負相關關系。

總結一下，“十三五”時期的增長速度呈L型，經濟結構、技術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條件下，資源安全供給、環境質量、溫室氣體減排等約束強化將進一步壓縮經濟增長的空間。

一些風險凸顯，如杠杆率高企、經濟風險上升等，都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制約。

講到這個時候，應當有一個比較大的跨度的歷史觀，中國正在穩步的通過落實中央的舉措，穩步的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發達國家。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即使有下降，但也依然比大多數國家還要高出很多。有幾句話集中體現了習總書記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宏觀經濟不調控也不會弱到哪兒去。再下行在大國裡也是最好的。他對整個形勢是這種判斷。所以，L型也是他認可的。

在這個過程中，速度下來我們一定要換回環保，換回更加友好的環境，腳步放慢了我們得換回一個健康的身體。所以，要增加定力。《人民日報》權威人士說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轉變。

兩個結語，一個是對目前形勢的判斷，這個形勢用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這個概念非常適合中國當下的情況。你要看到什麼叫過剩？什麼叫僵尸企業？一定要破壞，但是這個破壞是在創造。金融機構應當看得很清楚，特別像銀行，現在這種貸款結構很難支持高科技企業，三兩天他就可能變成一個落后企業，必須是風險投資才能支持。所以，這個我們要清楚。

面對創造性破壞我們整個政策的基調就有了這五句話，這五句話有新話，也有老話。宏觀政策要穩是一句老話，產業政策要准是新話，針對過去我們產業政策通常不能真正的落實，我們產業政策確定的產業沒發展起來，沒確定的發展起來這種情況，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十八大以來改革政策落實得相對不盡如人意。社會政策托底這是新話，因為考慮到在“破壞”，雖然在創造，但“破壞”就一定會有人下崗，有人失業，於是要織就一個社會的安全網來保証這個巨大的轉型能夠順利的進行。這個轉型可能要一二十年。所以，社會政策必須要托底。

日前政治局開會重申了這五句話。放眼全球，新常態意味著全球進入改革競爭，新常態是全球現象，世界各國都沒有逃脫它的規律，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必須改革，因為原來的東西不合適，有好多基本理論都得重新審視。要改革，我們制度也需要改革。所以，可以說現在進入了一個改革競爭期。我們可以欣慰的是中國在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上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這些方案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周全的方案，這些方案隻要落到實處中國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作者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本文為作者2016年7月30日在南開金融北京論壇上演講的部分內容，摘自解局北京微信公眾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