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發展新經濟的政策著力點

當今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輪科技革命拓展期，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產業化進程加速推進，新的產業組織形態和商業模式層出不窮，由此而產生的經濟增長的新要素、新動力和新模式不斷壯大，“新經濟”浮出水面，所謂“新經濟”，其本質是由於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帶動新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活動，這些活動表現為人類生產方式進步和經濟結構變遷、新經濟模式對舊經濟模式的替代。在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產業結構分化、經濟增長動能亟待轉換的背景下，大力發展新經濟既是積極應對新產業革命挑戰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資源配置的戰略要求。

一、對新經濟的基本認識

“新經濟”這個詞本身並不新，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美國一直在提“新經濟”。當時對“新經濟”理解不同，甚至一種美好的觀點認為新經濟是在信息技術和全球化驅動下呈現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低財政赤字等特征的經濟。但到2000年下半年以后，以互聯網技術和金融主導的“新經濟”泡沫最終破滅。其根本原因是沒有把互聯網這種技術和制造業結合在一起。離開制造業，僅僅停留在科技發明和金融追逐而衍生出來的經濟大多都會成為泡沫。如果說在20世紀末美國提“新經濟”還為時過早，現在由於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信息技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術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並廣泛地應用改變著社會經濟生活，現在提“新經濟”則是水到渠成。

現在新經濟已不再是主要指美國的經濟現象，而是指世界范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驅動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形態，其技術革命基礎雖然還是以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術為主，但還包括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無人駕駛汽車等智能制造技術，以及以納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術，氫能、燃料電池等清潔能源技術，基因組、干細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術。新經濟既表現為基於這些新技術產生的各類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還表現為傳統產業與新技術融合發展。具體而言，新經濟具備以下四方面特征。[1]

第一，以信息技術突破應用為主導形成的物理技術、數字技術、生物技術相互滲透的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構成了支持新經濟發展的技術和產業基礎。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驅動下，整個工業系統將逐步發生內涵豐富、多層次巨大變革。現在看來，這種變革表現為四個層面：一是以高效能運算、超級寬帶、激光粘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通用技術層面。二是在通用技術基礎之上的以人工智能、數字制造、機器人、3D打印等為代表的制造技術層面。三是以柔性制造系統和可重構的生產系統為代表的各種集成技術系統層面。四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統層面。而信息物理融合系統正是德國工業4.0的目標和要求。與德國工業4.0相對應，美國提出的工業互聯網，就是把互聯網和制造業深度融合，形成一個以智能制造為核心，能夠實現個性化定制、智能化生產、網絡化協同、服務化轉型的工業生產體系。

第二，信息（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流動性日益增強，逐步成為獨立的生產投入，成為新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人類的社會活動與信息（數據）的產生、採集、傳輸、分析和利用直接相關，但以前這些信息或數據獨立性和流動性弱。現在隨著信息技術的突破發展，現在信息（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獨立流動性日益增強，可以獨立出來作為新生產要素。信息（數據）不僅逐步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獨立投入產出要素，而且還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統（CPS）等大幅度提升邊際效率貢獻。正是信息（數據）作為新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拉動了信息基礎設施的進一步發展，包括大數據、雲技術、互聯網、物聯網、智能終端、APP等這些基礎設施的進一步發展，必然帶來的大量投資會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供給要素的信息（數據）流動性和可獲得性的大幅度提高，進一步引發大規模社會分工協作方式變化，協作的方式、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協作方式變了，於是出現了共享經濟、網絡協同和眾包合作等等，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第三，不斷創新的社會分工形態和商業模式更適應了消費者個性化需求，進一步拓展了范圍經濟的優勢，進而成為新經濟的效率源泉。以數據為核心要素、“以雲網”為基礎設施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大大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了企業組織生產協作的成本，促進生產組織和社會分工方式更傾向於社會化、網絡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大規模定制生產和個性化定制生產日益成為主流制造范式，不僅適應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而且企業組織邊界日益模糊，基於平台的共享經濟和個體創新創業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而促進了新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本質上說，新經濟的發展實際是發揮了范圍經濟的作用，范圍經濟成為新經濟的主要效率源泉。

第四，以智能制造為先導、一二三產業逐步融合，是新經濟的產業體系特征。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次產業邊界日趨模糊，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現代產業體系的內涵正在發生變化，現代產業體系正沿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主線不斷演進，現代產業體系的最終方向是智能化，並進一步支持了整個社會向智能化方向轉型。

二、新經濟給我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發展新經濟意味著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對發達國家則是“再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新經濟對於我國工業化進程而言，是一次重大歷史性機遇。進入“十二五”以后，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構成新經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為我國產業從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術經濟基礎和指明了發展方向，為我國科學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加快轉型升級、增強發展主動權提供了重要機遇。與以前積貧積弱國情不同，我國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制造基礎，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工業大國，具有了抓住新經濟發展的產業基礎條件。同時，我國具有規模超大、需求多樣的國內市場，也為新經濟提供了廣闊的需求空間。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取得快速發展，增速遠遠超越其他發達國家，就得益於這樣的市場優勢。因此，面對新經濟大潮，我國可以乘勢而上，搶抓機遇，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實現跨越式發展。

經兩年的經濟運行實踐也表明了這一點。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十二五”期間，我國GDP增速從高速逐年下降到中高速，2015年GDP增速為6.9%，2016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為6.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2015年為6.1%，已是23年的最低。在整體經濟下行壓力下，新經濟增長迅速，雖然現在還沒有針對新經濟的統計，但是，與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等相關的經濟都增長迅速，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相關產品迅猛發展。2015年制造業中的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2%，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1個百分點，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1.8%，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2016年上半年，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同比分別增長11.0%、10.2%和8.1%，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5.0、4.2和2.1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為12.1%和32.6%，分別比上年同期提高0.7和1.2個百分點。[2]這表明我國正在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動能轉換，通過搶抓新經濟的發展機遇來實現向經濟新常態的平穩過渡。

但是，新經濟的大潮對我國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一方面，我國發展新經濟的整體基礎要相對薄弱，我國雖然是經濟大國，但不是一個經濟強國。這主要表現在我國的經濟結構亟待轉型升級，我國產業主要還處於國際產業分工鏈條的低端，我國能夠在規模和技術水平方面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還較少，我國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研究開發能力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勞動生產率還較低，在出口產品構成中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低，我國產品質量亟待提高等等。另一方面，發展新經濟，關鍵在於創新能力，而我國創新能力與發達工業國的差距巨大，這主要表現在：傳統產業中的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據統計，我國95%的高檔數控系統、85%的集成電路依賴進口，高端傳感器、工業應用軟件基本被國外壟斷。2015 年，我國集成電路芯片進口總額達到 23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6%，遠超原油成為第一大進口商品﹔[3]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夠，支撐產業升級的技術儲備明顯不足。例如，我國雖然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機器人產品市場，但工業機器人所需的伺服電機、減速器等基本被歐美和日本企業壟斷，國產核心部件在穩定性、壽命、精度、噪聲控制等方面仍與國外先進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創新資源協同運作不暢，技術創新鏈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斷裂脫節問題﹔企業創新能力不足，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有待提高。在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15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 50 強”中，我國僅有3家公司入榜，而入選的美國企業達 29 家。[4]從國際看，新經濟正在重塑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和競爭格局，發達工業國積極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利用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先發優勢，不斷強化其在全球競爭優勢和價值鏈的高端位置，逐步形成對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替代和產業轉型升級高端下壓的“雙端擠壓”態勢，不利於我國經濟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三、發展新經濟的政策著力點

在新經濟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和挑戰下， 2015年我國推出了“中國制造2025”戰略和“互聯網＋”行動計劃，這成為我國努力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機遇、大力發展新經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核心戰略。“中國制造2025”戰略旨在通過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手段、實施國家制造業創新建設、智能制造、工業強基、綠色發展、高端裝備五大工程，以及加快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十大領域來實現建設制造強國的目標，“互聯網+”行動計劃是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創新創業、協同制造、電子商務等11個經濟社會領域深度融合，以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如何通過更好地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和“互聯網＋”行動計劃，是未來發展新經濟的關鍵。

一是加大力量推進制造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中國制造2025”戰略是為新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源泉和裝備基礎，而“互聯網+”計劃則展示了基於互聯網技術的各種新經濟形態的發展前景。兩大戰略中重合的部分是制造業與互聯網的融合，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既是“中國制造2025”戰略所規劃的制造業發展方向，也是“互聯網+”行動的主戰場。互聯網未來發展的方向是工業互聯網，或者稱為工業物聯網、物理信息系統（CPS）。通過工業互聯網的發展可以實現工業的個性化定制、智能化生產、網絡化協同和服務化制造，而這也正是未來制造業信息化發展的方向和制造強國的標志，無論是德國工業4.0，還是美國先進制造業振興規劃，以及“中國制造2025”戰略，都將此作為戰略方向積極推進。因此，推進制造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不僅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制造強國建設的內在需要，也是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趨勢，未來決定新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制造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我國工業投資明顯放緩，尤其是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1個百分點。這無疑不利於未來經濟增長新動能培育和新經濟的發展。新經濟發展的關鍵不是電子商務，而是制造業和互聯網的深度融合，現在應該是制造業沿此方向升級的大好時機，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回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這方面推進力度不夠。

二是完善技術創新生態，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發展新經濟的核心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首先要注意修補制造業創新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破科研事業單位體制機制約束，圍繞行業需求整合現有創新載體和資源，構建新型制造業創新平台，開展行業前沿和競爭前共性關鍵技術、先進制造基礎工藝等方面研發和產業化推進等方面工作，彌補技術研發與產業化之間的創新鏈缺失。其次要注意構建制造業創新網絡，提高創新生態系統開放協同性。按照市場化原則，強化政府、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創新主體充分互動，促進信息、人才和資金在各類組織之間有效流動，形成開放合作的創新網絡和形式多樣的創新共同體。最后要注意改善中小企業創新的“生態位”，提高中小企業制造創新能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完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從而為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是構建科學的政策機制，避免強選擇性產業政策。發展新經濟，要避免急功近利將工作重心放在大力扶持發展某些具體產業上，而應有長期戰略視野，把工作重點放在完善培育制造業創新生態系統和基礎性創新環境建設上，具體包括促進人力資源培育，發展多種形式的應用型職業教育﹔實行普惠政策，廣泛減輕企業負擔，特別注重改善小微企業經營環境﹔加強對企業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針對切實的前沿技術、新興技術和中小企業的創新領域，而非市場本身能夠較好解決的成熟技術或者具體產業，可以採用補貼、稅收優惠、貼息等形式的扶持性政策。

四是加強制度創新和人力資本培育，加大“雲網端”基礎設施投資。面對新工業革命日新月異的發展，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人才結構，無論是管理制度，還是基礎設施，我國都存在全面不適應的問題。一方面，逐步引導培育 “工匠精神”的行為准則和價值觀念，完善人才激勵制度，優化人才結構，大力實施知識產權和標准戰略，強化無形資產保護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軟實力”。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大數據、雲技術、超級寬帶、能源互聯網、智能電網、工業互聯網等各種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彌補我國智能基礎設施發展的“短板”，提升我國順應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硬實力”。

五是以智能制造為先導積極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調整產業發展的指導思想，由強調增長導向的規模比例關系向強調效率導向的產業融合和產業質量能力提升轉變。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門界限，突破隻站在本部門角度思考產業發展的思維定式，鼓勵生產要素和資源部門流動，以智能制造發展和打造智能制造體系為先導，促進農業向智慧農業轉型和向服務業延伸，以服務智慧城市建設和智能制造發展為目標推動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培育城鄉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新業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