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培育上層市場組織 促進新經濟快速發展

我國的新經濟是一個與我國發展階段有關的概念，不能純粹地從技術上定義，而要更加突出中國特色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既包括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加快發展，也包括經濟發展按一般規律所呈現的重大的結構、方式和體制等變化。阻礙我國新經濟發展和創新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礙是體制機制障礙，更具體來講，就是上層市場組織的發育嚴重滯后，阻礙了我國向創新型經濟轉變。發展新經濟，最重要的是要促進市場經濟的升級，形成大量的上層組織，從而使創新成為一種內生性的發展機制。

一、新經濟就是創新型經濟

從發展方式變化來看，中國的新經濟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完成版”，就是實現創新驅動型的經濟。我國傳統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展方式粗放，過於依賴要素投入和投資驅動的外延式發展，而技術進步或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長期偏低。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開始步入新常態，在主動選擇和倒逼機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經濟從總體上正在從外延式增長向內涵式增長轉變，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驅動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轉變，發展更多地依靠人力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從發展方式來看，是不是新經濟，其重要標志就是創新驅動是否成為發展的第一推進力，全要素生產率是否呈現長期性“跨升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明顯提高是所有的新經濟模式形成的重要標志。20世紀，美國在50—60年代繁榮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到70年代下降到1.5%，而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美國新經濟發展，使其迅速回升到3%，再在新經濟大發展時期的90年代，提高到4%~5%。中國的新經濟也必須發生這樣的重大變化，從經濟增長表現來講，就是經濟增長速度出現階段性下降的同時，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質量和效益的顯著提高完全抵消或超過了因增速下降所產生的影響。最近幾年盡管我國經濟增長減速，而就業、消費、收入等都比較穩定就體現了這一變化，但由於新舊動能轉換遠沒有完成，整體產業效率仍呈下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拐點”還沒有來臨。在我國經濟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我國將完成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便是我國的新經濟，它的內涵比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更為寬廣。從“歷史關口”的突破看，我們還可以把中國的新經濟理解為使中國能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而創新驅動型經濟最需要的是制度創新和升級，即從制度變遷和市場的作用看，中國的新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版”。推動新舊發展動能快速有序轉換和發展方式轉變，必須要靠結構改革的有力推動，而結構改革的作用既是形成新發展動能的源泉，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途徑。最近幾年，我們在推進創新發展上成績顯著，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對鼓勵“雙創”、激發市場活力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連續三年全國新登記注冊企業增長率超過20%，2015年平均每天新增企業1.2萬戶。但進一步發展面臨明顯的體制性和結構性障礙。國際經驗和相關理論都証明，要促進產業升級、發展更高級的經濟模式，必須要有更高級的市場經濟來推動。

按照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發達國家，在步入高收入階段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上層市場組織的發展，如高級的企業組織、貿易方式、金融方式及相關的法律制度安排，這些上層市場組織的充分發育和強大，有力地支持和保護了創新活動。上層市場的特點是壟斷，有人稱之為“反市場”，不是行政性壟斷或自然壟斷，而是市場壟斷，它主要是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而實現的市場壟斷，並獲取超額的利潤，這裡的關鍵是這種市場壟斷競爭主要是創新的競爭，創新的成果（專利）卻被制度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不會亂打價格戰，在這種情況下，模仿型發展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中國經濟達到一定水平后（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在要素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隻有靠創新才能推進增長的根本原因。而下層市場主要是價格競爭，而很少有創新的競爭，因此，惡性價格戰是其最突出的表現形式。

無論用什麼標准看，我國的下層市場（商品競爭市場）發展是比較充分的，但上層市場組織如資本市場、要素市場和現代企業制度等，由於行政壟斷的影響而發育不良，因此，不能對創新這種高級的經濟活動提供有效的激勵和保護。總之，無論是從為培育新動能提供有效激勵和保障的角度，還是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重要目標看，都必須加快發展更高級的市場經濟，這也是我國新經濟的重要內涵。

二、我國上層市場發展嚴重不足，面臨諸多體制機制性障礙

上層市場組織，就企業來講，就是在一國或一地出現為數較多的創新型的大企業，其典型代表就是跨國公司，它們創造並壟斷先進技術，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顯著，在市場上獲得跨國境的壟斷利潤。而就市場來講，就是金融市場的高度發達，特別是直接融資發達，發達的直接融資方式（資本市場）為企業發展和創新活動提高最廉價的資本，並使高風險分散化，形成有效的高風險市場（如納斯達克及各種風投）。很顯然，這兩種上層市場組織我們都嚴重缺乏。

（一）行政干預過多，內在地抑制新經濟發展

行政干預過多的結果是，行政性壟斷大量泛濫，市場壟斷被嚴重壓抑。2016年世界500強中，中國有110家，似乎中國企業很強大，但仔細分析，這裡面的屬於制造業的很少，多是行政壟斷型公司，如石油、電信、電力、銀行和建筑企業，極少有市場壟斷型企業，像華為這種符合上層市場組織的公司極少。這是中國上層市場發育不足的重要証據。行政壟斷的大量存在必然導致創新動能和創新能力不足。在我國的許多所謂戰略性競爭行業中，由於存在廣泛的行政壟斷，導致競爭不充分，存在大量的政策性利潤，結果社會（地方政府和企業）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套利上，而嚴重忽視創新活動，致使市場性利潤嚴重偏低。充分的競爭和對產權的有效保護，是培育上層組織和上層市場的根本。上層組織和上層市場發育不好，必然導致供給質量不高、創新能力不足。近幾年，簡政放權、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鼓勵“雙創”政策的推進，使創業創新的環境明顯改善，有效地激發了社會和市場的熱情，但僅放鬆企業准入是不夠的，要全面放鬆行業的市場准入，徹底打破行政壟斷，才能真正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重大的改革目標，為創新活動和新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二）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后成為發展新經濟的最大瓶頸

對創新活動的激勵不僅要有寬鬆的宏觀發展環境，即“允許干”，有許多政策鼓勵新經濟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是，根據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要提高創新活動的收益率，使創新者願意投資、加大投資，從發展新經濟中獲得高額回報。這裡最重要的機制就是發揮資本市場的平台或杠杆作用。

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分析為什麼高科技革命發生在美國，而不是日本、歐洲，答案是美國的資本市場特別是創新版市場——納斯達克，發揮著關鍵作用。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為高風險的創新活動提供了充足的廉價資本，同時，更重要的是，創新的成果通過資本市場的溢價而實現，資本投資者和實業投資者都得到了高額的回報，即使這是一個泡沫化的過程，卻是技術型泡沫，而不是純粹的資產型泡沫，因而，可形成一種良性的發展機制。直接融資佔比高、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創新驅動力便強，相反，間接融資比重高、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國家，創新驅動力則會相對不足。這正是一種上層市場組織對另一種上層組織的支持問題，資本市場鼓勵企業創新，才能使創新活動具有持續的動力。但很遺憾，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嚴重不充分，不僅直接融資比重偏低，更重要的資本市場沒有活力。長期受熊市的困擾，二十四年來從沒有形成過超過兩年的牛市，致使投資回報率偏低，虧損面過大，結果投資者信心嚴重受挫，特別是2015年下半年以來，股市出現了“雪崩”式持續下跌，投資者的信心幾近“崩潰”，這大大地影響了資本市場的重要功能：提供大量的廉價資本，並使其成為產業升級和資產重組的關鍵平台。我國的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在最需要資本市場為其提供資金和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發揮“重大轉換器”作用的時候，資本市場卻基本“停運”了，這將對新經濟發展形成重大“路障”。比如，現在許多企業將大量資金、人力投資到新技術、新產業上，如果沒有“資本轉換器”，使其在融資上和收益上提供更長久的支持，那麼，這些創新活動成果就可能“半途而廢”，結果會嚴重挫傷創新者的積極性。

（三）信用缺失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新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越來越明顯

新經濟的基礎是信用經濟，對新經濟發展起最有效激勵作用的是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新經濟對應的是更高級的市場經濟，其對信用的要求也更高。但長期以來，我國信用制度缺失比較明顯，假冒偽劣、市場欺詐層出不窮。信用的嚴重不足將對新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約束。信用缺失會造成交易方式的退化，如更多地轉向現金交易，並增加抵押品的數量，一方面，降低新經濟發展的資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則提高了交易成本，增加了融資成本。信用的缺失還損壞了市場經濟的聲譽，人們互不信任、互存戒心，認為市場經濟處處是陷阱，處處怕上當，這對高層次的市場經濟形成構成明顯的阻力，使風險投資的風險明顯提高。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我國還存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健全，企業對申報機構不夠信任以及打假成本過高等問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將使創新主體得不到合理的市場回報，從而嚴重挫傷創新的積極性。就創新和新經濟發展而言，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壟斷競爭的收益，這是推進創新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政策建議

（一）徹底打破行政性壟斷，使市場機制在新經濟發展中起關鍵性用

首先，繼續深化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主要抓手的政府行政改革。要進一步繼續減少和下放政府審批權，探索和完善“互聯網+政務服務”新的管理方式，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讓創業創新活動更加便利。減少政策性利潤，提高市場性利潤，讓新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體現為優化宏觀發展環境和健全法制上。其次，要著力深化國企改革這一最關鍵的供給側改革。一方面，要加快國企在一些戰略性競爭性行業的退出，破除行政性壟斷，降低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的市場准入門檻，特別是大幅降低服務業門檻，促進產權多元化，完善現代產權制度，促進產業集中化、技術密集化和品牌化。另一方面，要完善破產制度，穩妥處置“僵尸企業”，讓企業“能生能死”，能自主選擇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在減產減員、優化資產上有真正自主權。三是深化要素價格改革，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發揮市場機制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關鍵性作用。主要是通過放鬆或取消價格管制，優化競爭環境，加快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源品價格改革和公共產品定價機制改革等，最大化地減少市場的價格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四是要進一步鼓勵“雙創發展”，重點是破除制約高素質人才流動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

（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把資本市場作為促進新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

資本市場是金融借貸市場的升級版，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上層市場組織。必須高度重視資本市場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高層化和促進新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關鍵性作用。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重點是：盡快完善退市機制，首先在中小板和創業板推行退市機制﹔放鬆准入（實施注冊制），改前置監管為市場過程監管﹔要從源頭上加強市場過程監管，而不是事后“被動監管”。另外，還可以考慮整合中小板、創業板和新三板等，建立類似於納斯達克式的中國科技板。

（三）加快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信用體系，促進新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要繼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和信用制度，這是促進以提質增效為特征的新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建立健全的社會信用制度上，讓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有力有效。首先，立、改、廢多管齊下，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盡快制定全國統一的信用法，修改現行有關法法律，使其對信用建設更具有針對性，如完善破產制度，維護債權人利益﹔完善代理制度，預防各種欺詐行為的發生﹔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交易透明度﹔對我國現行法律、規章進行清理，凡是與市場經濟規則相抵觸，與現行基本法律相沖突以及對相關領域信用建設不利的，要堅決廢止。其次，嚴格執法，維護法制的權威和尊嚴。對失信者予以重罰，讓一次失信，處處受限，通過提高違法者和失信者的成本來促進信用經濟發展。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