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與長征精神

一、關於長征的幾個基本概念

長征是“3+1”的長征，紅一方面軍歷時一年，轉戰11個省，路程二萬五千裡﹔紅二方面軍歷時11個月，轉戰8個省，路程二萬余裡﹔紅四方面軍歷時19個月，轉戰4個省，路程一萬余裡﹔紅二十五軍歷時10個月，轉戰4個省，路程近萬裡。共歷時兩年，轉戰14個省，路程六萬五千裡。

長征途中的實力變化。紅一方面軍出發時八萬六千余人，到了陝北隻剩下七千余人﹔紅二方面軍出發時一萬七千余人，到達陝北一萬三千三百余人﹔紅四方面軍出發時八萬余人，到了陝北隻剩下三萬三千余人﹔紅二十五軍出發時2980余人，他們最早到達陝北，完成長征，兵力3400余人。

長征的出發地是多元的，紅一方面軍在江西於都出發，紅二方面軍在湖南桑植出發，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蒼溪出發，紅二十五軍在河南何家沖出發。

長征的落腳點是動態的，中共中央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以及獲得的敵軍最新情報，不斷改變最初設立根據地的計劃，一步一步確立的。據統計，長征的目的地或者說落腳點，先后做出了八次設想。

最初設想，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遵義會議，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落腳﹔扎西會議，建立川黔滇根據地﹔會理會議，會合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和川西北落腳﹔兩河口會議，創建川陝甘根據地﹔俄界會議，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榜羅鎮會議，最終決定把落腳點放在陝北。

長征經過了較為充分的准備。事先多次向上級共產國際請示，經過了批准才決定長征。在兵員上擴紅八萬余人，物資上籌措了大量軍糧和武器、彈藥。軍事上命令部隊節約使用兵力，確立主力集結的地區，選擇突圍行軍的路線。派紅六軍團西征，起到了探路的作用﹔紅七軍團北上，起到調敵的作用。

組織上成立“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執行，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確立走留干部名單。

輿論上進行宣傳和動員。張聞天在出發前，《紅色中華》報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地放棄某些蘇區城市。”這就是一個公開的信號。

長征也有一定的失誤，陳雲在向國產國際的一份報告中提到：“沒有向廣大群眾，我們的戰士，甚至我們黨內講清楚，這次西征的意義，這一問題甚至政治局也沒有討論過。”也就是長征的准備各項工作是保密的，隻有幾個人才知道，這樣不僅騙過了蔣介石，也騙過了咱們自己人。

同時，“把我們黨主要的寶貴干部，那些在民政機關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裡，后來被捕遇害了，這對我們黨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很多干部雖然負傷了，但帶走是沒問題的，但由於“左”傾領導人的宗派意識，把一些他們不大喜歡的人留了下來，危險就留給了他們。

長征的基本內涵：第一，它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搏斗，以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最為驚心動魄。第二，尖銳的黨內斗爭。與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在遵義會議召開前尤為激烈﹔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黨中央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第三，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的生死博弈，以爬雪山、過草地最為艱難。

二、長征的影響與意義

1935年6月上旬，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之后不久，黨中央委派陳雲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以獲取共產國際的追認及各種援助。

陳雲來到莫斯科，把紅軍長征后的一些情況做了如實匯報，同時寫了一本《隨軍西行見聞錄》。主人翁叫“廉臣”，是以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身份，介紹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這是最早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作品。

紅軍長征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長征結束之后，國民黨依舊對紅軍進行妖魔化，封鎖消息。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有很多外國的友人、新聞工作者突破重重阻力來到陝北。首先來的是著名的埃德加•斯諾，他在延安待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採訪了很多中共領導人、中共高級軍事將領，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這是一批可敬、可親、可愛的人。斯諾等人對長征、對紅軍的宣傳，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形象的重新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長征勝利的原因

有主觀與客觀很多原因，筆者認為，主觀更重要一些。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毛澤東講，“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

第二點，廣大紅軍將士的無限忠誠與浴血拼搏。據統計，長征期間共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跨過了近百條江河，翻過了約40座高山。下面談一下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

1935年5月，中央紅軍來到了大渡河。前鋒紅一團日行160裡，抵達了大渡河，奇跡般地通過一隻船強渡大渡河，控制了河兩岸。后經研究決定，兵分兩路，過河的在河的右岸沿江而上，沒有過河的在江的左岸沿江而上，共同目標就是上游的瀘定橋。安順場離瀘定橋340裡，河左邊的紅四團是先鋒團，用兩天的時間抵達了瀘定橋，橋還在，非常的幸運。

紅四團組織了一個22人的突擊隊員，當然並不是這22個人在戰斗，對面不遠處有咱們的增援部隊，每匍匐前進一寸，身后戰友就鋪一寸的板子。戰友將所有的炮彈都傾瀉到對面的陣地上，還把全團的司號員集中在一起吹沖鋒號。

紅軍不怕犧牲，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這種氣勢，在精神上壓跨了對面的國民黨守軍。隻犧牲四個，18個人沖了過去。可能有人會懷疑戰斗激烈的真實性，當時有一份隨軍報紙叫《戰士報》，強渡大渡河之后便發布的捷報。飛奪瀘定橋之后再次發布捷報，刊登了強渡大渡河的十七位英雄的名字，將這兩次戰斗的戰斗經過都做了介紹。

第三個原因，蘇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長征出發前，原中央蘇區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紛紛參軍，提供了大量軍需物資。同樣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紅軍經過了十多個少數民族，比如我們前面說的阿壩地區，三大紅軍主力在這裡，由於種種原因，停留了16個月之久。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之下，為紅軍征服雪山、草地提供了基本的物資基礎。

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廣大群眾，他們的生活是那麼的苦。但為什麼要節省一粒糧食一寸布來幫助紅軍呢？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原因很簡單，是共產黨的群眾政策好、民族政策好、宗教政策好，紅軍紀律嚴明，有著優良的作風，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他們信服了共產黨救中國、救民族的主張。他們也認清了紅軍是人民自己的軍隊，紅軍長征勝利的基本因素就是群眾竭力的擁護。

第四個原因，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之間真誠有力的戰略配合。主要兩個方面，一個是戰場上的這些配合，比如紅二方面軍為此牽制了大量的敵人，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另一個方面是物質上的幫助，比如爬過雪山的紅一方面軍的戰士，面黃肌瘦，極度疲憊，迎接他們的紅四方面軍帶來了大量的糧食、鹽巴、炊具、蔬菜等物資進行慰勞，這讓紅一方面軍得到了物資補給和休養生息。

長征期間三大紅軍主力相繼會師，紅一、四方面軍於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1935年10月19日，在陝西吳起紅一方面軍與紅十五軍團會師，紅十五軍團后來並入了紅一方面軍。1936年7月1日，在四川甘孜二、四方面軍會師。還有兩次著名的會師，1936年10月9日，在甘肅會寧紅一、四方面軍會師，10月22日在寧夏的將台堡紅一、二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結束。

第五個原因，蔣介石策略的失誤和國民黨營壘內部的派系斗爭。蔣介石絕對不會放過朱毛，不會放過一個紅軍將士。然而他太精明了，他算盤打得太多，希望借刀殺人，在追繳紅軍的同時，順便解決不聽話的地方軍閥。蔣石的指揮失靈，經常越級指揮。這些都為紅軍突破提供了機會。

最開始破裂的是國民黨廣東軍閥“南天王”陳濟棠。第五次反“圍剿”后期，蔣介石把軍隊從北、西、東都往南壓，在陳濟棠看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主動與紅軍進行談判，伸出了橄欖枝，當然紅軍是求之不得。何長工等人與陳濟棠部下達成五項協議，其中一條“相互借道40華裡”。桂系提出，不攔頭、不斬腰、隻擊尾，當時各派軍閥心照不宣，他們的政策是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

第六個原因也是深層次的原因，就是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領導體制的構建及其卓越領導。

（1）實現了黎平轉兵，紅軍長征進入一個新的起點。出發時，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行軍，爭取到了兩人的支持。1934年12月12日，紅軍抵達湖南通道召開會議，毛澤東打破了自中央蘇區后期被剝奪軍權的靠邊站的這種沉默，提出不能再按原定計劃到湘西去與二、六軍團會合了，要到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李德非常生氣，憤然立場，最后周恩來主持會議，並支持的毛澤東的主張。

1934年12月18日，部隊來到了黎平，在這途中一直在爭吵，這次會議李德由於生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上仍然爭論很激烈。據周恩來回憶，他說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渡烏江北上。后來周恩來把會議決議給李德，李德非常生氣，怎麼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擅自改變行軍的方向。兩人為此爭吵起來，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這次發了脾氣，此后對李德徹底喪失信任。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的猴場召開會議，這次會議的決議中有這麼一句話，“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實際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以后的行軍作戰要集體領導。

可以說，沒有長征初期的這三次會議的勝利，遵義會議的召開是絕對不可能的。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在遵義城呆了十二天時間，有了安定的環境，這樣遵義會議召開水到渠成。

（2）召開遵義會議開始了長征勝利和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參加遵義會議的有20人，毛澤東等六位政治局委員，王稼祥等四位候補委員，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經過毛澤東爭取參會的劉伯承等各軍團負責人，還有李德及他的秘書伍修權。

陳雲在一次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提綱中這樣說到，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和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也就是毛澤東這邊有四票，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李德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也就是這邊有三票，博古、凱豐和李德。是簡單的4：3嗎？不是，真實的情況是毛澤東這邊以絕對性的票數壓倒博古這邊。

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進入了中央領導層。這時黨的負責人是張聞天，軍內的負責人周恩來，毛澤東進入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的軍事。毛澤東在這時還不是負主要責任的領導，但是它在黨內軍內的崇高威望，實際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已經使它在實際上處於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地位。

（3）粉碎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陰謀，維護了主力紅軍的團結統一。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張國燾問周恩來，中央紅軍現在有多少人呢？周恩來說三萬多人。后來周恩來回憶，說留了一個心眼兒，事實上不到兩萬人。但張國燾還是非常吃驚，認為中央紅軍應該有十萬人。這時的張國燾心態發生了變化，伸手向中央要權，分明是想槍指揮黨。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他並不滿足，他列了一個名單，即四方面軍進入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名單。后經商量，周恩來讓出了自己紅軍總政委職務給張國燾，張勉強滿足。

這時紅一、四方面軍進行了混編，朱德等人和四方面軍張國燾部隊是左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等人和毛澤東的中央紅軍主力在一起右路軍，同時北上。這時張國燾領導的左路軍以種種理由堅持南下，同時向北上右路軍的陳昌浩發電，這份電報就是著名的1935年9月9日的密電。這份密電的內容后來毛澤東回憶，“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晚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撤離，右路軍又一分為二。原四方面軍的部隊第二次過草地，與張國燾的部隊會合。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桌木雕召開會議，另立“中央”，自任“臨時中央”主席，並宣布開除毛、張、朱的黨籍。這是中共、紅軍歷史上的一次嚴重事件，此前黨內也有過矛盾和糾紛，但主要是口誅筆伐，在報紙上發發爭論，寫寫文章而已。這一次很嚴重，張國燾不僅掌握了武裝，而且他的武裝要遠遠大於中央紅軍。假如處理不好的話，有可能會亡黨、亡軍。

張國燾堅持南下，因為他開始取得了一些小勝利，所以才如此囂張。然而百丈關一仗，四方面軍損失一萬余人，此后南下由進攻轉為防御。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南下根本沒有前途。后在共產國際代表張浩等人的努力下，張國燾在1936年6月6日，他被迫取消另立中央。

（4）確立了紅軍長征落腳陝北的決策，召開了瓦窯堡會議。1935年9月18日，紅軍到哈達鋪，從國民黨的份報紙中，獲得一個重要消息，陝北有咱們的紅軍。在榜羅鎮召開會議，落腳陝北。1935年12月，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期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密切合作，共同領導紅軍渡過一個個難關。

四、長征精神永放光芒

習總書記在2013年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可見，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等，正是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光輝體現，是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

長征精神的基本內涵有五個方面：第一，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第二，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是什麼讓廣大紅軍將士堅持到最后呢？答案就是信仰的力量，正所謂革命理想高於天。長征結束之后，毛澤東說了一句話，“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有不少人還不是黨員，或者由於種種原因脫黨，被開除出黨。但是經過了長征，他們用行動証明了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經過長征的這些紅軍將士不是一般人，他們有鐵一般的信仰、鐵一般的信念、鐵一般的紀律、鐵一般的擔當。第三，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第四，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顧全大局在長征期間非常的明顯。紅軍以民族大義為重，長征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紅軍既要對付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既要求生存，又要不斷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抗日這份民族大義，這份大旗扛在自己的肩上。以黨內大義為重，面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毛澤東、朱德、賀龍、張浩等人，都對他耐心勸說，對他極力爭取，沒有把他逼得無路可退，這才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才有了三大紅軍主力在陝北的勝利會師。第五，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是具有原創意義的民族精神，是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是我們黨之魂、軍之魂、民族之魂，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積澱和凸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長征的不竭動力，是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資源。

2016年7月18日，習總書記在寧夏考察時指出，“偉大的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我們要不斷結合新的實際，傳承好、弘揚好，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的確，每代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使命，新長征永遠在路上，長征精神永放光芒！（作者系中國井崗山干部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