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應隨著時代更新

　　對於政治倫理這一問題，古今中外許多學者都作出過論述。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幸福的生活屬於那些品性和思想方面有修養卻隻適中享用外在諸善的人。”他所表達的政治倫理含義，包括內在的道德修養與外在行為的善。我國古代政治的倫理味道更為濃厚，政治行為在很多場合中都要求符合倫理。《史記·禮書》載“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所表達的也是政治倫理的內在“仁義”與外在“刑罰”相結合，體現出內在道德要求與外在行為約束並用。

　　從宏觀上看，我國古代社會政治倫理所體現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秩序，上下有別而不能僭越。為了維護秩序，除了各種制度或程序化的儀式，還需要圍繞秩序產生各種道德約束。比如，古代傳統觀念認為，東周天下大亂進入“大爭之世”的原因就在於禮崩樂壞，實際上就是維系周代政治架構的政治倫理出現了問題。這種倫理以“周禮”為代表，“周禮”被破壞表現為在其指導下的社會秩序和治理體系崩壞，從而引發天下大亂。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確立新的政治架構，重新構建國家社會所需要的政治倫理。關於怎樣構建政治倫理，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主張，直至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構建起了封建時代家國天下的政治倫理體系，維系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達兩千多年。在西方文化中，對政治倫理的探討也是多方面的。成熟的政治架構必然要有成熟的政治倫理相配套。

　　現代意義上，以政治倫理為基礎的政治倫理學也是圍繞道德性與秩序性開展研究的。道德性嚴格講也是秩序性，是修身養性的要求﹔而秩序性實際上也是一種規范，是通過一整套制度構建起約束機制。道德性與秩序性二者是政治倫理中緊密相連的整體，其核心是一整套穩定、成熟的政治架構及其內在機理。研究這種政治架構和內在機理，可以為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提供理論依據。

　　近百余年來，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我國傳統政治倫理面臨西方文明的沖擊。對於國家而言，政治架構的穩定、成熟需要與之伴生的政治倫理。政治倫理不能舶來但可以借鑒。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政治倫理應符合其政治體制、植根本國文化，這樣的道德性和秩序性才能存在且持久。

　　當今時代，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政治制度需要更加成熟定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要求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新時代的政治倫理必然要求在道德性與秩序性上進行更新，形成與制度相匹配的成熟定型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倫理。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倫理構建過程中發揮著重要核心作用。對於黨員來說，首先要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是黨員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身為黨員必須堅持的秩序性要求。應特別強調黨員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黨員必須堅守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私利。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造福，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倫理，是我們黨的初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以更高道德要求完成“趕考”的歷史答卷，這是每一個黨員的責任和擔當。時代在變、觀念在變，但是從革命、建設到改革開放一以貫之的黨的根本宗旨不變。這是中國特色政治倫理的內在要求。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17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