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等重要舉措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諸多亮點。當前，我們應如何充分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如何把握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帶著這些人們關心問題，理論網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劉余莉。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記者：《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您怎麼看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劉余莉：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歷久彌新，孕育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雖歷經滄桑，但百折不撓，至今仍屹立於世界東方。因而深受世界各國思想家和政治家，乃至科學家、企業家們的推崇。

20世紀70年代，英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先生與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21世紀》的對話錄中就曾深刻指出：“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隻有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獨有偶，1988年，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開會，面對世界性的道德危機、生態危機、恐怖主義，提出了共同呼吁：“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

在日本，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企業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則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証。而被譽為“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之所以在短短的70多天拯救了瀕臨破產的日航，並創下了兩個世界500強的企業，也就是把孟子上的一句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運用到企業管理之中，實現了高於“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所以，當他接受中央電視台的採訪時說：“孔子、孟子這些聖賢人的教誨，很多人認為在現代已經過時了，但是實踐証明，越是在困難的時刻，這些聖賢人的話越管用，正是因為在年輕時我讀了這些聖賢人的著作，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正是因為中華文化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中，都為世界著名人士所理解、認可並踐行，所以，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道路應當說是暢通的。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與中國的交流日趨頻繁，世界了解中華文化的願望也更加迫切。所以，可以預見，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必然遠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顯然是順應了時代要求所做出的正確抉擇，同時也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

記者：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您認為有哪些具體可行的路徑呢?

劉余莉：我認為途徑有兩條：一種途徑是我們主動送出去，在這方面的途徑有很多，例如：在世界各國建立或支持建立“孔子學院”或“漢學院”，以此為媒介傳播漢語和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經典翻譯成外語;建立一些多語種的傳播中華文化的網站;拍攝一些諸如《花木蘭》這樣體現中華傳統美德、蘊含中華文化元素的影視作品;使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地方戲劇、民族歌舞音樂、民族文藝表演走出國門;以及加強與國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文化或學術交流等等。這些都是推動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形式。但是，這些並不是使外國人真正認可並希望深入學習中華文化的關鍵所在。

另外一種途徑是外國人主動來學習，再把中華文化帶回去，這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大學》上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古人認為：“湯以七十裡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裡之壤而臣諸侯”，原因是他們以德義治國，把國家治理得井然有序，令人羨慕，都願意向他學習。例如，在周文王還是在做諸侯時，有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畔產生爭執，去向周文王請求裁斷，結果他們一進入周文王治理的國境，看到全國上下無不謙讓，兩國的國君看到以后，慚愧得不好意思再爭執了。天下人聽到這件事后，歸附周的有四十多個諸侯國。這些諸侯國臣服於周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為周的治理所折服。因而願意主動向周學習以德義為核心的文化。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對鄰邦乃至世界各國產生深遠影響，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外國人來中國參觀考察后，看到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彬彬有禮，人倫關系非常和諧，社會安定，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而非常羨慕，所以把中國譽為“華夏之族”、“禮義之邦”，把中國當時的皇帝尊稱為“天可汗”，即天下公認的領導者。他們是心甘情願地願意來學習，接受中國人的領導。所以中華文化推崇的是“王天下”而不是美國所奉行的“霸天下”的傳統。美國四處充當世界警察、干涉別國內政的結果，導致的是“恐怖主義”的打擊報復。而中國人自童蒙教育時期，就明白“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的道理。所以，中國即使在最強盛的時期，也沒有像美國那樣搞霸權主義。例如，明朝鄭和下西洋，率領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隊，經過了眾多國家和地區，但是每到一地，鄭和帶給當地人們的是茶葉、絲綢、陶瓷和先進的造船術和造紙術，並沒有侵佔別的國家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鄭和仍然受到東南亞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崇敬和紀念。

在2004年，安徽省湯池鎮成立了“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也致力於通過弘揚中華文化來建設和諧湯池，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就取得了顯著效果。2006年10月，湯池鎮“廬江文化教育中心”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巴黎總部，結合湯池鎮構建“和諧社會示范鎮”的活動，匯報了他們在傳統文化教學過程中的經驗和成效，結果受到了來自192個國家駐法使節、專家學者的共同關注和一致好評。因為湯池構建“和諧社會示范鎮”的經驗，為世界各國展示了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的價值和魅力，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通過道德教育改善社會風氣的成功案例。同時，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主要內容的中華傳統文化，也讓那些致力於解決世界沖突、恢復世界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因此他們非常積極主動地要來學習。

總結歷史和當代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經驗，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要樹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首先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在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推動道德教育，重塑禮義之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曲阜后的講話中所強調的：“隻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一個充滿希望、生機、祥和之氣的民族自然會引來眾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國的人們前來學習她的文化，並把這樣一種追求和諧、愛好和平的文化帶回自己的國家。這種意義上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才真正能夠影響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體現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記者：《決定》鼓勵社會組織、中資機構等參與孔子學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設，承擔人文交流項目。這對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有哪些促進作用?

劉余莉：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曲阜后的講話中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而要推動中華文化的興盛和發展繁榮，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特別是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使他們積極投身於對外文化交流的事業中。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社會組織和民間文化團體在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中產生了積極影響。近幾年我參加的全國各省市舉辦的中華傳統文化公益論壇，包括到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斯裡蘭卡、中國香港等地宣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論壇和交流，大都是由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發起，由地方政府積極配合而舉辦成功的。

《決定》鼓勵社會組織、中資機構等參與孔子學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設，承擔人文交流項目，正是看到了社會組織、中資機構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必將擴大對外文化交流的范圍，並推動對外文化交流向縱深方向發展，使得我國的對外文化交流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能有所突破。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記者：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您一直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有何當代價值?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有何重要意義?

劉余莉：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可以概括為安身立命、經世致用兩個方面。所謂的安身立命，就是習總書記說強調的"人無德不立"。傳統文化教導我們修養自己的身心而達到身心和諧，做到 “君子坦蕩蕩”。所以培養坦蕩蕩的心胸開闊、仁民愛物的君子就成為實現社會和諧、天人和諧的基礎。因此，儒家的經典《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強調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認為每個社會成員的身心和諧才是家庭和諧、社會和諧的基礎。

在身心和諧的基礎上，才能達到人際關系的和諧。孟子提出，要實現和諧的人倫關系必須遵循“五倫”大道，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之道應當循著自然親情的方向發展，因此儒家提出了“父慈子孝”的道德要求;君臣(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以“義”相處，因而提出了“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意思是說隻有領導者對被領導者有仁愛之心，被領導者才會盡心盡力地完成領導者交待的任務;“夫婦有別”是指夫妻對於家庭的職責有區別，即丈夫主要負責家庭的經濟收入，而妻子主要承擔著教育子女的職責，因而提出了“夫義婦德”的道德要求;“長幼有序”是指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個自然的次序，根據這種次序而提出了“兄友弟恭”的要求;“朋友有信”講的是人在社會上與平等的主體相交往時，應當以誠信相交。隻有把這五種倫理關系處理好了，這個社會的人倫秩序才可能是井然有序的，才不會出現當今社會所出現的父子相殘、兄弟相爭、夫妻同床異夢、朋友無信等人倫關系的紊亂。

在經世致用方面，用習總書記的話總結就是“國無德不興”。中華文化特別強調政令和諧。例如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苛政猛於虎”的論點，孟子更是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念，要求國家政令必須與天道、人道和歷史文化傳統相符合。

此外，中華文化還特別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建立在“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宇宙觀的基礎上。中國很早就認為，人是大自然運行的一分子，人應當順應宇宙發展變化的規律和秩序。這集中表現在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大自然)的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性，人的活動也應有一定的規律性，必須在不違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爭取最好的結果，以保持人與大自然的協調一致、和諧統一。隻有順應以和諧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發展規律，保護大自然和生態環境，才會減少或避免天災人禍，最終有益於人類自身。反之，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如天災頻發、瘟疫流行等。因此，在關於天、人關系的思想中，強調的是“無逆天數”、“必順其時”，即人事要依自然的變化而行;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應自然，師法自然，取乎自然，與自然相通相依，協調一致，和諧共處，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我們都是一個生命有機體的一部分的生態學思想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因此自然界從來都沒有被認為是應該被人類征服、掌握、使用和控制的對象。例如，中國傳統建筑的最高審美標准就是“巧奪天工”。這就是歷史上的建筑(比如頤和園或蘇州園林)建造得恰到好處並與周圍環境相協調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2000年前修建的水渠和堤壩至今仍在造福當地人民和當地環境時並不感到特別驚訝。正是因為這種對待自然的態度，中國人才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都一直享有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這些思想對於解決當代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讓人類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改變對自然界的態度，無疑具有重要啟示。

在協和萬邦方面，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觀是仁愛。對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對父母的孝與兄弟的友悌的基礎之上，並把這種愛推及到對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因此仁愛之心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互愛，而互愛向上提升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互助，而互愛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和諧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歷史上經過幾次民族大融合，成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存共榮、團結一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即使在當今世界，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像歷史上的中國那樣，把如此復雜的民族關系、宗教關系處理得如此之好。而這種境界的背后是“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它使得中華文化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心量，從而積極促進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這與當今世界上的一些強權國家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旗號，四處推銷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甚至人權和法制模式，完全不考慮其它國家的國情和歷史文化，完全不懂得尊重別國的思維方式和人民意願，隻想以自己一元文化、一極格局來強加別國、統治世界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正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注重“齊之以禮”、重視和諧觀念和仁愛精神的培養，因而形成了舉世無雙的禮義文化。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偉大精神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她雖然飽經憂患，雖然災難深重，但始終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於她的人民受優良傳統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著仁義的精神，在心靈的深處凝結著正確的恥感。

總之，弘揚中華文化對於治療現代社會的某些病症，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一種“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價值。這些都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贏得世界各國對中華文化的尊重與認同奠定了堅實基礎並提供了良好條件。

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記者：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請您結合研究和教學實踐談談對此的理解。

劉余莉：決定提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進行文化體制改革，可以說抓住了文化的本質。要說明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不同之處，就必須從文化的本質談起。

“文化”這個詞在現代漢語中是一個詞，在古代漢語中是由兩個字來構成的。“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禮樂制度、鼓樂、曲調，等等。而“化”就是人受教而變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禮樂等文藝形式變化人的氣質，使人達到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的目的。所以說文化的本質是“以文化人”，通過文化建設可以提升人的素質、變化人的氣質，等等。

古人說 “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讀書志在聖賢”，因為古人所讀的書都是教導人如何做個好人、做個善人。用古人的話，就是教人如何成為君子，進而成為賢人、成為聖人。文化作品也都是真善美的統一。在古人看來，如果文學、歌舞還有詩詞等隻有真、隻有美、沒有善，那就不是完美的文化作品。因此，詩詞、歌舞、戲劇、小說，乃至於建筑、雕塑、美術等等文化作品都秉持了孔老夫子“思無邪”的理念，不能引起人們“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為，都以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要內容。所謂的“俗文化”，並不是內容的低級趣味，而是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講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例如，以快板、相聲、京劇、昆曲等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講我們的道德觀。使人看了這個文學文藝作品、看了這個詩詞歌舞、戲劇小說后，能夠改變自己的氣質，達到轉惡為善的目的，絕不是娛樂至上。比如說，人們聽了這個歌從沒有孝心變得有孝心了，從不知道感恩變得懂得感恩了，從對人處處求全責備、很挑剔，變得很寬恕了。這樣，文學文藝作品“以文化人”的目的才達到了。所以，隻有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進行文化體制改革，使我們的文學文藝作品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這樣的效果，“文化的軟實力”就能夠通過提升人們的道德素質、精神修養來對社會和諧作出真正的貢獻，以文化強國的目的才能夠真正實現，這才是我們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意義所在。

習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古人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古人有這樣的政治抱負、報國情懷、浩然正氣、獻身精神呢?原因就在於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文化熏陶與我們不同。他們從小學習的是四書、五經，所接觸的文學文藝作品也是以忠孝節義為主要內容。而我們現在的很多影視作品、網絡小說等等受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娛樂至上，以享樂為目的，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所熏陶出的人格怎麼能與古人相提並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也是國家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文化產業與其它產業不同，文化產品影響著人的思想境界、道德修養、精神追求，直接或間接地關系到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價值觀念，關系到民族的榮辱禍福。所以必須在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這才是文化產業朝著健康方向發展的保証，也是文化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來源：理論網）（文章有被採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