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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

許耀桐 包雅鈞

2016年08月15日09:41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摘要]當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在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推進政務公開、推進政府重大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實行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評估和社會評價、建立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清單制度、公車制度改革、貫徹中央八項規定推進政府反腐倡廉深入開展等七個方面取得顯著進展。行政體制改革的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國務院非凡的改革勇氣和責任擔當,一系列舉措更加強化了監管和服務,力圖實現放、管、服三者的協調。但也存在不足和問題,需要加以認真的分析評價,並從中探求原因,為今后提供有益的借鑒。“十三五”期間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重點主要有,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向縱深發展,大力推行“互聯網 + 政務服務”、推進政府信息化建設,推進大部制改革、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設“四個政府”,推進政府廉潔履職和反腐敗斗爭,堅決處理為官不為、克服庸政懶政怠政,促進各項行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等七個方面。

[關鍵詞] 行政體制改革、政府自身建設、簡政放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作者簡介] 許耀桐,福建省福州市人,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包雅鈞,湖北省安陸市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博士。專業領域及研究方向為,政治學與行政管理、中國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

一個國家的行政體制,是為履行行政事務、實現行政目標而建立起的一套行政機構和規章制度體系,需要適應著國家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建設和改革。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開展了七次行政體制改革,基本上隨政府換屆每五年一次。現今的第七次行政體制改革,是從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新一屆政府組成開始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的目標和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推進簡政放權、繼續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總要求與工作重心。三年多來,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向縱深發展,其顯著特點是:貫穿簡政放權深化審批制度改革的主線,突出調整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總基調,著力強化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高度重視信息化建設,推廣電子政務和網上辦事。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已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著統率引領的作用。本文擬對近期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進展作出論述,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評價,並提出“十三五”時期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若干重點。

一、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近期進展

當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事項改革為重點,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推進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歸結起來,主要在以下七個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一是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是當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點,特別是在經濟處於下行的形勢下,政府希望通過簡政放權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簡政放權的方式手段更為政府所倚重。簡政放權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簡政放權的重要抓手。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該歸還市場、社會與地方的就歸還,促成市場、社會與地方的發育和成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本屆政府在千頭萬緒的行政體制改革議程中,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主要的工作任務和改革的當頭炮,表現的尤為亮眼。李克強總理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把全國仍有的1.8萬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其中,中央層面有1700多項,地方層面有1.7萬項,減掉三分之一的改革任務。經過努力,在2014年年底時,在中央層面上已經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2015年又取消和下放了311項行政審批事項,總共達到了943項,大大超額完成了任務。現在,原來中央層面的1700多項,隻剩下差不多的800多項了。同時,2015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決定》的文件,將一些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調整為政府內部審批事項,並明確表示不再保留“非行政許可審批”這一審批類別,從今后不會再有非行政許可審批了。通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對於遏制經濟下行的態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推進商事制度改革。主要就是關於“三証合一”的改革。各地按照國務院的總體部署,迅速加以落實。例如,四川省工商、編辦、發改委、公安、國稅等9部門聯合行文推行“三証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要求各級登記機關實行“五統一”,即統一編碼規則、統一源頭賦碼、統一登記表格、統一登記流程、統一檔案管理,並由省工商局牽頭負責“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工作,對全省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的主體碼段進行分配 。現在的工商登記,前置審批已精簡了85%。同時,還推行了從“先証后照”到“先照后証”的改革,有力推動了我國商事制度的整體性變革。國務院於2015年10月,專門下發了《關於“先照后証”改革后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意見》的文件。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深化開展証照分離試點,緩解市場主體辦証難問題,而且在上海浦東率先實行。

三是推進政務公開。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即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的“五個公開”,推廣電子政務和網上辦事。政務公開推進了信息化建設在創新政府建設中的突出地位,一方面政府強調要發揮信息化的推動作用,倡導各類信息資源的互聯互通,另一方面也要求適應“互聯網 + 思維”,挖掘政府管理潛力。2015年4月,國辦發布了《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點》,對全年的信息工作作出規劃。6月,又出台了《關於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要求提高行政管理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推動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監管的環境和體制。在國務院許多其他專項文件中,例如綜合執法體制、証照改革等方面,國務院也特別強調了信息化作用。

四是推進政府重大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實現重大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重點。關於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程序問題,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規定了六個流程:一是公眾參與,二是專家論証,三是風險評估,四是合法性審查,五是集體討論決定,六是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以及責任倒查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還要發揮智庫的作用。2015年初,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強各類智庫建設,即“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以及社會智庫”的協調發展,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決策,提供了科學、民主和法治的支撐。此外,中央已經印發了《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將政府協商明確列為一種協商渠道,提出了健全決策咨詢機制、聽証機制、意見征集和反饋機制等要求。

五是實行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評估和社會評價。為什麼要實行第三方評估,因為政府工作做得怎麼樣不能由自己說了算的,必須由第三方對其績效進行評估,得到社會客觀的評價。實行第三方評估,是政府績效管理的創新,理應成為重要的形式。這一將屆政府糾正、克服了以往政府自我評估的不足和缺點,將第三方評估作為創新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突破口,2013年國務院已引用第三方評估來督導政策落實情況,2015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聽取了重點政策落實第三方評估情況。在此推動下,不少中央機構和地方部門紛紛委托第三方進行有關評估。例如,中央編辦委托第三方機構對事業單位登記和驗資改革進行評估,北京市委改革辦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有關科技政策落實情況進行評估。貴州省委托第三方機構貴州省情研究會對35個省直部門、9個市(州)、2個省直管縣(市)和18個縣(市、區)展開政務公開透明的評估﹔湖北省還發布了由省社科院所作的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三方評估報告。

六是建立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清單制度。中辦和國辦在2015年3月,印發了《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各級政府全面梳理現有行政職權並加以清理和調整,在2015年底前基本完成省級政府工作部門和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的權力清單公布工作。目前,全國31個省份已全部公布了省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其中24個省份公布了責任清單,17個省份公布了市縣兩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推行地方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促進了簡政放權,提高了政府運作效率。 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建立,是一項徹底性的改革,推進了對權力的制約,把權力關進了制度的籠子。

七是貫徹中央八項規定推進政府反腐倡廉深入開展。僅在2015年裡,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共36911起,49508人受到處理,33966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從查處的情況分類來看,違規配備和使用公務用車的問題最突出,達到8642起﹔其次是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大辦婚喪喜慶等。從涉及的人員看,有10名省部級干部受到處理,8人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2015年,中央巡視組全面開展了專項巡視,加大對國有企業的巡視力度,探索分行業、分領域開展專項巡視,實現對中管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和金融企業巡視的全覆蓋,還對已經巡視過的地方或部門殺個“回馬槍”,檢查整改落實情況。目前,中央巡視組已具備了每年可以對60多家單位進行專項巡視的能力 。2016年開春后,中央著手展開第一輪巡視,又對32家單位黨組織開展專項巡視,同時,對遼寧、安徽、山東、湖南等4個省組織進行“回頭看”。

二、對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分析評價

毫無疑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和成績,但也存在不足和問題。無論是成績和不足,都需要加以認真的分析評價,並從中探尋原因,以便為今后的進一步改革和建設提供借鑒。

首先,對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所取得成績的分析。一是這幾年行政體制改革的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國務院非凡的改革勇氣和責任擔當,一系列舉措直指要害,特別是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了簡政放權的深入。同時,注意到了以往在放權后的薄弱環節,更加強化了監管和服務,力圖實現放、管、服三者的協調。

二是注重強調改革創新與法治的關系,要求改革要於法有據,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

三是注重發揮信息化的優勢,不斷挖掘信息化對政府管理的潛力。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信息化不僅是推動經濟平衡發展的新引擎,也是政府管理的助推器。

四是行政體制改革出台的政策措施取得了顯著效果,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全國經濟發展速度雖然放緩了,但結構在優化、動力在轉變,這中間政府的改革舉措釋放了大量的市場和社會活力。根據2016年2月4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的介紹,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達1.2萬家。

其次,對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所存在問題的分析。一是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的問題。簡政放權的背后核心是政府職能的調整問題。行政體制的運轉,是以職能為基礎的,具體表現在機構編制上,什麼樣的崗位承擔什麼樣的工作,同時就要有相應的人財物來加以保障。從政府內部來看,上級向下級下放權力,意味著這些本來應由上級承擔的工作改由下級承擔,但下級政府及相應部門的資源配置卻沒有跟上,現有人力資源無論從資質還是數量上都難以應對這些新的職能。本屆政府在機構改革方面設立了紅線,就是編制總量不增加,這就意味著每一個地方隻能進行內部機構的調整和挖潛,但編制調整又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工作,涉及到各個部門、各個方面的調整,地方政府合理調整的范圍、原則或依據等,一時還難以確定和跟上。

二是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十分強調,要使放權和監管要同時轉動起來,政府改革才能順利推進。這幾年雖然政府在放權上舉措不少,但市場、社會和地方各級卻存在接不住、接不好的問題。不少分析已經指出,在行政審批改革方面存在著“放需不匹配”“放責不放權”“放與管錯位”“中基層腸梗阻”“接不住、管不好”等等問題。事實上,能接住、管的好,可能比單純的權力下放難度更大,其緊迫性也愈加突出。

三是在政府監管方面的問題。政府對加強監管的認識和行動還較為滯后。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需要發揮監管職能,其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但具體監管什麼、怎樣監管,就在於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邊界要有一套明確的理論,既要維護社會權利,又要保護公共利益,在公私之間有法律界線。目前,我國的政府監管在市場不太規范、法律不太健全的情況下,政府監管有過度的動機,監管方式方法也比較簡單粗糙,監管的基礎條件還未完全打牢,特別是國家對整個社會相關信息的掌握還不是很完備齊全。此外,在現行行政體制中存在著“五龍治水”、權責錯位,有利則搶、有過則諉的情況,也使得監管打了折扣,缺乏了實效。

四是在建立清單制度方面的問題。推進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是推進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改革的重要一環,也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盡管不少地方已公布了權力清單,但這一改革仍然存在明顯的問題。例如,各地制定權力清單的標准並不統一,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性質不太明確。建立權力清單的實質是使政府權力運行法治化,但已經開列的地方並沒有明確這樣的性質,多以通知的文件形式提出,隻能表明還不具備法律效力。如果不具備法律效力,僅僅是對政府權力和責任的一個清理匯總,在具體的行政行為上就沒有太多規范的意義,清單的編制和公布僅僅是滿足於完成政治任務的需要。又如,清單的編制和公布還不規范,編制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越權、違法現象。兩辦發布的關於制定權力清單的指導意見,需要一個更為具體的規范來落實,必須啟動法律對清單的審查機制等。而具體到對權力事項的清理上,又面臨著於法有據和地方自主創新涉及權力調整的關系問題。此外,權力清單標明權力事項的色彩比較深,對限權這一權力清單的底色反而突出不夠,對行政執法權、審批權等的關注較多,而對行政中的立法權、決策權等關注不夠。

再次,對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以上存在的問題往深層次的原因方面去分析,主要是必須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必須處理好改革創新與法治的關系。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但兩者之間又存在明顯的差異。法治要求改革要於法有據,要求維護法律尊嚴和經濟社會秩序,而改革則要求對現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做出突破,雙方有一定的對立性。由於我國法治建設還在路上行走,並且是剛剛啟程不久,本身遠未完善,這就需要遵循“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法治下推進改革”的基本原則。但在現實中,法治進程本身需要程序時間,從起始的立法環節看,需要論証和通過,需要充分平衡各方面利益需求,而一些改革則較為迫切,如何銜接好,確實考驗著各級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處理好改革創新與法治的關系,需要關注四個重點:第一,要加快法律的修訂或制定進程,對合理的符合發展方向的做法及時予以確認,或對於改革及時地予以授權﹔第二,要充分發揮法律資源的優勢。我國的省級人大、設區的地級市人大、還有經濟特區等,現在都擁有一定的立法權,相關層級的政府就要開動腦筋、敢於擔當,運用好這些立法優勢。此外,推動改革的相關部門還要善於向立法機構請求授權,給改革創造有利的法律環境。第三,要注重強化基層人員的法治思維,提升法治能力。基層政府既是改革主體負有推動改革的重任,又是改革的對象,許多改革舉措需要落實,政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決定了改革的成敗。第四,要以體制改革營造法治氛圍。體制弊端必然是對法治的破壞,要繼續改革人事選任制度,建立一套公平的選人用人機制,使他們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要進一步強化人大的地位和作用,強化人大對政府的監督,真正讓黨委在法律框架內活動。

二是必須處理好行政體制內部的一些關系。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涉及到如何調整與理順政府體制內部自身關系的諸多問題。政府內部關系的理順,包括縱向的上下級關系和橫向的部門間關系。從縱向上看,中央與地方,省對市縣、市縣對鄉鎮、街道對社區的關系,都存在著眾多問題需要解決。當前的簡政放權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又以處理好與下級、基層的關系最為密切、突出,尤其體現為下級和基層能不能接的住和接的好下放的權力。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繼續大力削減行政審批事項,注重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對下放的審批事項,要讓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 目前的情況是,上級政府下放權力時並未與下級進行充分協商,沒有考慮下級的實際,有的審批權力實際行使的可能性小,有的則是將事務下放,由下級承辦,可能加重了下級的負擔。我國行政體制的集中性,決定了放權的單方性,上級佔絕對主導地位,下級往往被動接受。很少有下級向上級還權還事,造成了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效甚微。

三是必須處理好改革向前推進的相關策略的關系。行政體制改革作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要遵循“頂層設計”的原則要求。“頂層設計”是相對於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一個提升。以往的“摸著石頭過河”曾經取得了極大成功,但也存在著在探索過程中因部門利益主導導致改革偏離共同利益,最終強化了社會不公,出現改革的碎片化。因此,現在強調“頂層設計”十分合理。但從哲學思維上看,“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分別體現了不同認識的方面,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不足。“摸石頭”導致的問題在於,它隻對某一方面自身局部利益表示出眼前的關切,而“頂層設計”注重了長遠發展的全局問題,則容易忽略各方對現實利益的需求。因此,必須把推進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很好地結合起來。

三、“十三五”時期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若干重點

從2016年起,中國進入“十三五”時期。“十三五”時期,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大背景是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經濟面臨著下行壓力,為了更好地發展,需要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為其提供新動力。但這也同時表明,經濟要發展,確實離不開搞好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具體說,“十三五”期間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七個方面。

一是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向縱深發展。這項改革任務包含的要點比較多:第一,要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效能。第二,要繼續大力削減行政審批事項,並且注重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對下放的審批事項,要讓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第三,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開展証照分離試點。第四,要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權力和責任清單,在部分地區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第五,對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定價或指導價經營服務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國家職業資格,實行目錄清單管理。深化價格改革,加強價格監管。第六,修改和廢止有礙發展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創新事中事后監管方式,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及時公布查處結果。第七,推進綜合行政執法改革,實施企業信用信息統一歸集、依法公示、聯合懲戒、社會監督 。

二是大力推行“互聯網 + 政務服務”、推進政府信息化建設。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快政務信息化建設,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讓居民和企業少跑腿、好辦事、不添堵。” “互聯網 + 政務服務”說起來是信息化建設,但實質是一種國家能力的建設,對政務公開、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變革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現在,整個互聯網技術也更加發達,以這為基礎的大數據正在深刻影響著經濟社會生活。多年來,政府在信息化建設方面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許多政府部門硬件設備獲得極大改善,但在農村、基層和偏遠地區硬件設備則相對薄弱。加快信息化建設更為重要的問題在於,必須解決部門利益阻撓,使得信息內部掌握而不對外公開,從而造成信息孤島現象。還要調整信息建設機制,克服以部門為中心的信息建設導致不能互聯互通,對軟件開發和系統維護不重視的問題。2015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確立了把政府大數據建設和創造健康發展的大數據作為核心內容,指明了信息化建設的基本方向。

三是推進大部制改革,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大部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是橫向,也包括縱向改革﹔不僅是中央的政府機構的改革,也是包括各個地方政府在內的行政機構改革。大部制改革,不光是整合幾個部門的事情,在地方搞大部制,主要還涉及到國家現行行政層級比較多的問題。現在中國大陸有31個省區市,有的省管上百多個縣,最多的有一百五六十個縣,目前提出的省直接管縣(市),就是想裁掉地級市這一級的行政管理層級,從而減少一個行政層級。但是,按照現有的國家行政區劃設置,省級政府搞了大部制改革后,又怎能管得過來。一個省通常管轄四五十個縣還可以,要是管轄了七八十個甚至一百多個,就不一定能管過來和管得好了。因此,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優化我國的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改革,推進和深化鄉鎮行政體制改革 。

四是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設“四個政府”。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務水平。”要“建設人民滿意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這裡講到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就是“四個政府”建設的問題。首先,要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要做到“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這24個字。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其次,要建設創新政府。創新政府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政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立足點,現在必須放在創新驅動上面,而不能靠過去的資源投入、資金投資,應轉向主要靠創新驅動。當今世界,各國競爭優勢也主要是競爭創新的優勢。其二是政府的自身建設也是這樣,唯有通過創新,才能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能,既要解決政府在創新發展中存在的資源不足、動力不足等瓶頸問題,更要解決政府在創新中存在著體制機制弊端的問題。第三,要建設廉潔政府。廉潔政府就是要求堅持依法用權,尚儉戒奢,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八項規定的精神,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堅持不懈地糾正“四風”,繼續嚴格執行國務院的“約法三章”,對腐敗分子零容忍、嚴查處,無論腐敗行為是出現在領導機關,還是發生在群眾身邊,都要嚴加懲治、絕不留情。第四,要建設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就是堅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千方百計為群眾著想,切實做到勤政為民。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的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各級政府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始終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的責任,始終把現代化建設的使命扛在肩上,始終把群眾的冷暖憂樂放在心頭。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落實,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五是推進政府廉潔履職和反腐敗斗爭。在整個“十三五”時期,反腐敗斗爭仍然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國家不僅要繼續清除腐敗的存量,更重要的是要把遏制腐敗的增量。不讓腐敗產生,這才是根本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堅決走制度反腐的道路。第一,要確定制度反腐的根本措施,即形成和建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制度反腐體系。第二,要落實履行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嚴厲整治各種頂風違紀的行為。全面從嚴治黨要講責任制。現在,新出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或者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嚴重不良影響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 各級政府的負責人,要切實承擔起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凡是失職失責者,必須受到紀律的懲處。第三,要加強行政監察工作,推進審計監督的全覆蓋。以減權、限權、創新監管等舉措,減少尋租空間,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第四,推動黨風廉政建設持續深入發展,特別向基層延伸,糾正侵害群眾利益的各種歪風邪氣,懲治腐敗、除惡務盡。

六是堅決處理為官不為,克服庸政懶政怠政。官員不作為、庸政懶政怠政的問題,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了,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又強調指出,“健全督查問責機制,堅決整肅庸政懶政怠政行為,決不允許佔著位子不干事。” 當前,在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中,治理工作不力、為官不為、庸政懶政怠政,成了一個迫切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政府中確實有不少官員勤奮奉公,追求創新,但也確實有不少的官員思想境界不高、安於現狀、樂於守成,甚至精神萎靡不振、疲疲塌塌、出工不出力。這后面一部分人或者工作不上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感嘆現在當官沒好處,整天得過且過,事情拖著磨著,變相地“不給好處不辦事”﹔或者不敢擔當,怕惹問題,怕遭非議,遇到矛盾躲著來,碰到困難繞道走,不願得罪人,充當老好人。進一步整肅和解決官員庸政懶政怠政的問題,必須採取有力的舉措:第一,要把公務員和干部勤政務實、干事創業的精神動力激發起來,增強公仆意識、責任意識。第二,要把公務員和干部勤政務實、干事創業的物質動力激發起來,重視和解決公務員個人利益問題,切實解決公務員收入過低、干事創業效益與其物質待遇不相稱的問題。第三,要有效激發公務員和干部勤政務實、干事創業的動力,還要讓制度釋放出巨大能量。必須營造良好的從政環境、政治生態和干事創業的寬鬆氛圍,要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凡是在改革中出現失誤的,隻要不是為了私利,就要寬容失誤,為改革創新者撐腰鼓勁,使他們心情愉悅,敢於擔當,願干事、敢干事、干成事。

七是促進各項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巡視時指出:“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按照這樣的時間表,必須在2020年左右完成此項任務。一是要成熟定型行政領導制度。國務院是中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實行總理負責制,在各級地方人民政府機關中,也普遍採取首長負責制。完善這項制度,既體現了集體領導,又利於分清職責、快速高效地實施行政領導。二是成熟定型行政立法制度。行政立法可分為制定行政法規和制定行政規章兩種,完善這一制度有利於在職權范圍內制定的規定、辦法,有力地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三是成熟定型行政執行制度。必須保障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依法懲處各類違法行為,對於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要加大執法力度,完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緊密銜接機制,完善行政裁量權基准制度,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和糾錯問責機制。

(來源:《南海學刊》2016年第2期)                  

(責編:趙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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