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中華法系傳統

　　今天，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轉型時期。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階級專政工具論的革命法學向實現良法善治的治理法學轉型﹔從百多年來移植歐美以及一度仿照蘇聯的移植法學、法治向具有現代民主法治精神和中國特色的法學、法治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法律傳統，深刻認識中華民族祖先創制的傳統法律文化，從傳統良法善治智慧中汲取營養。

　　中華法系是禮與法的結合

　　長期以來，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法系屬於律令法系，許多中國法律史教材也按律令法系模式編寫。所謂律令法系，是指國家主要法律由律和令兩種形式組成。這種觀點深化了諸多方面的微觀研究，但也容易造成對中華法系的片面理解，因為它不能完整表達中華法系的豐富內涵及特質。

　　實際上，禮法法系可能更適合概括中華法系的特征。資料顯示，我國早在殷周時代就有禮與刑的規范形式。經過長期演化，中國古代形成了復雜的禮法法律規范體系，內含三個子體系。

　　禮典子體系。禮典是由朝廷編纂、頒布的禮儀大典。在禮法體系中，禮典的地位最高。現存儒家經典“三禮”中的“儀禮”，堪稱禮典之祖。唐代的“開元禮”集禮典之大成，成為禮典的典范。除了成文禮典，禮典系統還包括儒家經典以及記載於其中的古代制度、事例﹔還有祖宗之法、故事、舊典，也就是在王朝運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禮儀慣例或行政慣例。禮典首先要解決的是一代王朝“受命於天”的政治統治的正統性、合法性問題。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確定王朝內部、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王朝和藩邦屬國的權力與責任，規范君臣、百官、百姓的尊卑秩序。現代法理學認為，法律規范須具備假定、指示和制裁三個要素。禮典具備假定和指示兩個要素，但缺乏制裁要素。其實，對違禮行為的制裁是由刑律來承擔的。這正是禮法法系的特色。

　　律典子體系。即以成文律典為主干的律令體系。律典是由朝廷編纂、頒布的刑律大典，是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剛性規范。現存《唐律疏義》是律典代表。不過，律典必須以禮典為依歸，即所謂“一准乎禮”，不得違反禮典的精神原則與具體規范。換言之，中國古代法中的律典體系是禮法統攝下的法律規范。

　　習慣法子體系。就是以禮義為宗旨、以禮俗為基礎的鄉規民約、家法族規等民間習慣法。習慣法規范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們無處不在、無人不曉。正是這些民間“活法”，使得禮法精神扎根社會土壤、滲入百姓心田。古代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人口稠密、業態繁富，在民商事關系上卻沒有制定出成千上萬條成文法條，然而社會生活基本上井然有序，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民間習慣法發揮了重要規范作用。

　　禮法體系有獨特治理智慧

　　禮法體系是中華法系的特質，是一個成文法和非成文法共生共榮、和諧一體的法律體系，成文刑事律典僅是其中一部分，諸法並非合於律典，民法自有獨立體系。這種法律規范體系在維護國家運行和調整社會關系中展現出獨特智慧。

　　有自己的對待權利義務方式。在禮法體系中，天道、天理、經義等都具有高於律令、高於實在法的理想法、正義法特色。禮法也並非簡單的義務本位法。以古代家產制為例，戶也即家庭是社會和經濟基本單位，是適格的民事行為主體和行政相對人﹔戶主也即家長則是它的代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統一於戶而不是戶內的成員個體。不能簡單以西方近現代法律中以單個人為權利人的模式來斷言中國傳統法系中的個人只是義務人。

　　法律糾紛的解決並非隻有審判一種渠道。數量巨大、情由復雜的民商事和輕微刑事案件之類的“細故”，基本上由民間調處化解。那些刑事重案，首先由州縣審理，實行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少數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交由大臣依據“經義”等定讞，並最后呈報皇帝裁決。尊重社會上歷史積澱的禮俗規則和習慣法等在調整民事秩序中的價值和作用，鼓勵民商事糾紛多渠道解決，有助於疏解司法審判壓力。

　　不存在法治和人治非此即彼的格局。古代中國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法律實務上均不存在法治與人治對立斗爭那樣一條主線。崇尚法、勢、術的法家並非法治論者。而儒家賢人政治所追求的是德禮政刑綜合運用的良法善治，名曰禮法之治，不可以人治一言蔽之。比如，將應天理、順民心作為政治統治合法性和法律、政策合理性的依據， 就是這一觀念的體現。

　　保持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的理論和實務上，“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孝為本，認可“親屬相容隱”，維護孝道和孝行的親屬權利，避免以法律的名義撕裂人性和人之為人的基本倫理。

　　禮法體系及禮法之治固然存在時代性缺陷，但它維系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社會秩序，其中可供我們今天借鑒的智慧和經驗仍然不少。深刻認識中華法系的法律傳統，認真對待這一傳統，讓現代中國法治得到傳統文化的滋養，是學者應有的擔當。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