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球布局的由來與演變【2】

　　事后推敲美國這種經濟布局的真正意圖

　　盡管如此，至於美國真正的意圖，我們要等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后，目睹了國際基金（IMF）既沒有預防這次金融海嘯的發生、又未能幫助全球經濟復蘇，才恍然大悟。原來美國當初創立IMF的真正意圖，並不是任它成為調節全球金融的一個權威的機構，而是企圖要它成為美國管控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工具，以保証全球的金融經濟都會應美國的音樂而起舞。有了這個認識，我們才能將美國戰后一切金融方面安排的布局以及之后發生的種種情況完整地串聯起來。

　　第一，雖然說IMF要充作最終應急貸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但它的總基金額僅有2500億美元（$250 billion）。針對2008年金融海嘯，歐盟提議將之增加一倍，也不過才5千億美元。再看奧巴馬總統於2009年1月對國會提出的為美國經濟“救市”方案，需求之總數是25000億，結果國會通過了8310億（$831 billion）的撥款。相比之下，IMF的總基金額簡直連小巫都算不上。IMF這種先天不足，完全是由於美國對全球金融管制要自己直接參預，決不鬆手。因此，它不認為IMF資金短缺是問題，就不足稀奇了。

　　第二，當初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之時，美其名曰要鞏固全球貨幣穩定，所以各國貨幣統統均與美元挂鉤，兌換率皆以美元作為計算之標准。美元又與黃金挂鉤，1兩黃金定價為35美元。在這個體系裡還設立了史無前例的“加權”投票制度（weighted voting），與其他國際機構的一國一票制完全不同，這裡各會員國擁有的票數多少，是依其在IMF所分攤的認股（quota）多寡而定，而認股多寡又是按每個國家經濟體之大小而決定。因此，美國以其經濟為世界之最，故擁有最多的票數，佔全體票數的16.5%。最小的馬紹爾群島的票數，隻佔0.001%。加權投票制度，也等於是幫助美國確保IMF作為它對全球金融管控工具的一項法則。

　　第三，二戰后之初期，世界各國普遍缺乏美元，美國在1947∼1958年之間積極主導了美元的大量輸出。杜魯門計劃與美元外援（簡稱美援）計劃應聲而起，后來，馬歇爾計劃再撥款170億美元作為援助美國的歐洲盟邦（以后再加日本）經濟復蘇所需。一般人隻認為這是應付冷戰而來，實際上則是美國要借此種種辦法將美元推廣成全球貿易與投資的共同貨幣以及兌換折算的基礎。它成功了④。但是，美國這一成功也是IMF在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無能為力的原因。

　　自1958年開始，其他國家的美元持有率逐漸增高，殆至1970年左右，所有外國持有的美元總數已超過美國所有。尼克鬆總統感到如果這些國家把它們手中持有的美元向美國要求以35元兌換一兩黃金的話，美國將面臨空前危機。因此，1971年，各國在美國主導下簽訂了斯密鬆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美元與黃金以及與其他貨幣兌換均告脫鉤。世界進入了一個自由浮動的時代，意即黃金價值和任何貨幣與美金之間的兌換率，均由國際市場浮動決定，不加人為管制。

　　IMF於1986年開始發行SDR（特別提款權），象征IMF開始有其自己發行的幣制（昵稱“紙金”），其價值由一個包含美金、英鎊在內的一攬子儲備貨幣來決定。1992年歐盟成立后，又開始有了歐元幣制。美金雖是遭遇到競爭，但它在各種幣制中仍佔翹楚地位。美國仍對世界金融系統（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保持以往的管控。真正受到嚴重挑戰，要等到2015年兩個嶄新金融機構的出現：（a）金磚五國NDB（新發展銀行）與（b）由中國推動而擁有57個創始會員國的亞洲基建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至於后者，盡管美國極力反對，仍無法阻擋那與美國最親近的盟邦英國投資加入。繼英國之后，法、德、意諸盟邦也照樣跟進。之后又有澳大利亞以及韓國陸續違背美國意旨而加入了亞投行的行列。

　　時至今日，美國由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憑他的遠見與信心籌劃的戰后美國霸權領導世界的布局，政治與經濟的兩部分均遭遇到種種變換，已面目全非。至於其政、軍構想的部分，在西歐的邊陲，由於蘇聯垮台，北大西洋公約雖是幸存，但沒有了心臟強權蘇聯的威脅，其創設之初衷不復。何況歐盟之崛起已囊括了歐洲27國，西歐往日對美國的亦步亦趨已不復重見。而在東亞核心中國的這塊邊陲，雖經過1949~1979年的一度隔離，自尼克鬆要玩“中國牌”以牽制過分囂張的蘇聯又重返美國的戰略地圖，但歷經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於幾年前登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榮譽榜，中國的地位也隨之劇變。何況高盛公司、座落巴黎而具有34成員國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及很多其他分析家都異口同聲地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即將超過美國，而人民幣也將替代美元作為世界金融制度的基礎。如果屬實，美國將非有其應對21世紀格局的新布局不可。

　　在此，為了深入追蹤探討美國自羅斯福布局以來所遭受未能預期的挫折，我們須分析美國經濟近年來一蹶不振的兩大導因：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二是2008年以前世界石油價格的飆升。

　　二戰后布局給美國帶來優勢，但為何其今日經濟陷入困境

　　羅斯福為戰后而設的戰略布局，一方面讓美國能夠主導全球行為規則的制定（譬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加權投票制度）﹔另一方面是讓美元變成世界金融經濟的共同貨幣，已如上述。還須加一點，那就是二戰后的美國還兼任了自己認為是鼓動民主、自由的一個夙夜匪懈之義勇軍。這一點對美國在金融經濟上的好處，並非顯而易見。有人說，因為美國不遺余力地標榜民主自由，所以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動亂，當地有錢人一定攜帶他們的財富逃來美國。這話乍聽起來似乎是無稽之談，但仔細觀察，也不無實例可佐証它的幾分真實性。不用說太早以前，就算最近20年來東歐與北非的“顏色革命”以及中東（譬如伊拉克與敘利亞）動亂諸例，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當地的有錢人帶了他們的財富跑到美國避亂。不僅如此，自從中國開始富起來之后，一方面有諸多“裸官”將大量不義之財交由家人悄悄挪出國門，最常見的仍是投向美國﹔另一方面有某些暴發戶個人出於莫名的原因不甘藏富於國內，而向國外轉移巨額財富，也多半是以美國為資金歇腳的目的地。（當然也有若干中國有錢人帶了財富來美國並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但發覺美國征稅查稅過於苛嚴，所以為了財富保值寧可放棄公民身份而遠走他鄉或者返回中國。）

　　我們在前面說起，戰后美國認為在它的霸權之下除了標榜民主自由之外，尚須自己充當全世界警察的角色。有鑒於以上動亂地區有錢人紛紛攜帶他們的財富競相來至美國的實例，所以美國標榜民主自由對自己的實質好處是見效了。但是，充當全球警察一角，其所遭遇的結果，尤其是在冷戰終止后，不盡理想。在索馬裡、海地、波斯尼亞與科索沃的事件中，美國的干預雖然沒有具體的成果，但也無傷大雅，但美國插手阿富汗與伊拉克的軍事干涉，卻遭遇到難言之隱。喪兵折將以外，最諷刺的是，美軍要打退堂鼓都找不到體面撤軍的台階下⑤。所以，我們對未來美國的布局是否仍對充作世界警察有同樣的熱心，可以存疑。

　　盡管美國二戰后的布局使自己的國際安全有了保障，但當初布局的構想，從來沒有任何應付恐怖襲擊之心理准備。故“9·11”恐襲將空前動亂帶來美國本土，產生的慘重后果至多。包括嚴重地創傷了美國經濟，令其一時無法轉圜。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防止經濟不斷衰退，採取了連續13次降息措施，最后把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降到1%。孰料這些措施為美國帶來更大的傷害。由於利率大量降低，造成大眾借貸來搶購房地產的異常現象。同時也招來很多國外資本注入美國大炒房地產。房地產泡沫以及次貸危機問題，都是由此衍生而來。回頭來看，我們可以說，由於美國從未遭遇過像“9·11”這樣的事件，所以金融界過分反應，造成銀行過分放寬房屋借貸標准，幾乎對申請貸款者來者不拒。銀行也知道如果太多借款人償還不出他們的貸款的話，銀行自己將面臨資金周轉危機。所以，這些銀行與放貸公司早已將放貸打包，轉賣給了半官方的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兩大公司。沒想到點滴水渠聚集成河，而河川匯集，終成汪洋大災。房利美與房地美兩家公司因累積呆賬高達50億美元之多而被政府接管，成為華爾街崩潰倒閉之先聲。

　　除“9·11”以外，另一使美國經濟癱瘓的變數，則是21世紀初的石油價格飆漲。本來在此以前，石油價格已居高不下，害及很多行業，尤以航空業與旅游業為最。為了縮減成本，很多公司隻好裁員節流，引起失業率上升。到了2008年7月，國際原油價格卻飆漲至每桶147美元。美國經濟因此遭遇莫大的挫折，失業率更直線拉高，銀行呆賬急劇上升。投資銀行本來習慣玩耍杠杆游戲，譬如以1塊錢抵押就可以借貸30塊錢，形同走鋼索，而石油價格飆升的效果，如同將走鋼索人手上的平衡棒打掉了一般。這一切積累效果導致華爾街無法收拾，終於造成2008年的崩潰，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嘯。

　　可是有一件事令人困惑。即自1500年以來，西方國家一直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場定價，為什麼偏偏現在出了問題？要知道此答案，我們必須先知道近代國際法上的一個悄然但重要的演變。因為很少人抓住此中奧秘，所以需要略加解釋。

　　在歷史上，國際法中的主權觀念始終是指一個國家在政治意義上的自主性，並不涵蓋經濟上的自主性。正是因為如此，西方國家才得以控制中東地區石油資源。西方所謂的“七姐妹”⑥才能來此開採這些資源，然后將生產的石油產品賣到世界各地。這“七姐妹”也壟斷了石油定價權。可是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由於現代國際法接受民族自決權，而且將它定為一個“人權”，大量的新興國家在掙脫西方國家的殖民控制后，紛紛參加了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由於他們的鼓動，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天然資源的永久主權》決議案。從此，在本來只是政治意義上的主權之外，又增加了經濟意義的主權，從而在國際法上建立了經濟主權的觀念，因而一個國家對其土地上的天然資源擁有其絕對自主的權利。這表明了一個資源擁有國為了“公共目的”有“國有化、沒收、征收”它擁有之資源的權利。

　　這一發展，對於西方石油公司一向基於“屈讓”（capitulation）老觀念而取得的採油權造成莫大威脅⑦。西方石油公司為圖求存，紛紛與當地國簽訂了共同“參預”協議（譬如與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以及科威特的英國石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某些協議還允許當地國政府擁有51%比率的利潤分享⑧。此后，這種擁有石油的當地國之“參預”權得到延伸，甚至讓它們可以決定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售價。我們熟悉的OPEC，雖然名稱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但實際上是擁有石油當地國的組織。它成立於1960年，自1974年開始，中東石油的賣價就全權由OPEC（而非西方“七姐妹”）絕對掌握。從此，石油市場永無寧日。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能源（石油）危機在1974年爆發的重要原因。

　　從1971年到1973年底，波斯灣的原油從每桶1.8美元漲到每桶11.65美元﹔到了1982年已漲到每桶40美元。而在2000年后，原油價格很少低過每桶60美元。到了2008年7月原油價格居然漲到每桶147美元，這是史無前例的。

　　分析以上（“9·11”恐襲）的突發事件和石油價格失控的兩大變數，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之間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它們幕后的策動者都是中東的某些極端勢力。在炸毀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和促成華爾街崩潰方面，這些勢力均達到了它們的目的。如果可以這樣下結論的話，那麼為什麼這些人會如此痛恨美國乃至要摧毀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紐約世貿大樓與華爾街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最顯著的象征）？如果我們試從某些中東阿拉伯人視角觀之，最可能的解釋是，他們認為美國對中東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政策過於偏頗，以至傷及阿拉伯人權益。如這個揣測屬實，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何奧巴馬總統上任后給予中東問題特別優先關注，甚至不憚重提自1947年以來就被擱置的巴勒斯坦建國這一敏感議案。

　　理解這些演變與復雜背景，我們就會發現，羅斯福為二戰以后制定的戰略布局已無法適合“后冷戰”時代所需。美國對於21世紀應有怎樣的新布局，似乎尚在摸索之中，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已有足夠依據可以基本認定美國未來應該關注的事項，大約可以歸納為四點：控制世界石油的穩定﹔制約國際恐怖主義者之行動﹔參與世界扶貧工程﹔在環保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