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互鑒而多彩

　　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一種文化通過交流可以吸收其他文化的優秀成分，讓原來的文化得到啟發，繼而產生新內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世界各國的文化要實現共贏互通，就需要各國在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特點的基礎上，對文化進行創造性詮釋，增強對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包容，開展對話溝通，最終形成全球文化共同繁榮的局面。

　　中華文化提倡和而不同

　　中華文化歷來提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諧融合才能產生、發展萬物。如和六律才有悅耳動聽的音樂、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個音符便不成曲調﹔都是同一個味道飯菜就不好吃。因此，把一樣的東西簡單加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發展，更不是創新。和而不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

　　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末年，一位偉大的中國思想家，太史伯陽父，首先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和”是萬物構成的規律，是事物多樣性的統一。“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使相異的事物協調並進，達到“和”的境地，從而“年豐物富”。而“同”是無差別的單一事物的疊加，“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無差別、無競爭的結果隻能是生機蕩然。所以他說：“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他進言鄭桓公，凡從政務到事務，都應貫徹和而不同的原則，並預言西周行將滅亡，因為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進諫的正人，而信與自己苟同的小人”。伯陽父第一次區別了“和”與“同”的概念。他又進一步解釋說，“以他平他謂之和”。“以他平他”，就是不同事物互相比評、互相超越而達到新的境界。“平”意謂辨別、品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互識、互動。而無差別的簡單相加，結果隻能是衰敗滅亡。

　　伯陽父的真知灼見后來被西方學者所認知。意大利理論家恩貝托·埃科1993年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時提出：“了解別人並非意味著去証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他們與我們的不同”。他強調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馬可·波羅那樣，要在中國尋找西方的“獨角獸”，而是要來了解中國的龍。1999年他在講演中又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相互理解的氛圍之中。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正好相通。

　　世界呼喚文化互通共存

　　我們發展中華文化，提高自身文化影響力，尋求的並非中華文化的單邊統治，而是世界各種文化互通共存。

　　今天，文化互通共存已成為21世紀的主旋律。這首先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促進了殖民體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國際社會環境。原殖民地國家取得了獨立地位后，面臨著從各方面確認自己獨立身份的任務，而本民族的獨特文化正是確認身份的重要因素。例如二戰以來，馬來西亞為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為國語﹔以色列決定將長期以來僅僅用於宗教儀式的希伯萊文恢復為日常通用語言﹔等等。這說明當今文化並未因世界經濟和科技全球化而趨同，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和反殖民主義大大促進了各種“統一中心論”的解體。世界各個角落都是聯成整體的地球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過去得到認可的邏各斯中心論、普遍規律論和大敘述模式都面臨著挑戰，后殖民時代顯然為文化多樣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其次，20世紀以來，人類正經歷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轉型，即從邏輯學范式過渡到現象學范式。邏輯學范式用濃縮的方法將具體內容抽空，概括為簡約的共同形式，最后歸結為形而上的某種絕對原則。許多這樣的敘述結構結合成一個大敘述或大文本，體現著一定的規律、本質和必然。現象學范式研究的對象則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體的本體。世界上存在的是一個個活生生、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個體，這些個體周圍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現象學研究的是一個不斷因主體激情、欲望、意志的變動而變動的開放空間。過去，認知的開始是公式、定義、區分和推論，它敘述的是一個可信賴的主體如何去認識一個相對確定的客體，從而將它定義、劃分、歸類到我們認識論的框架之中。現象學范式的思維方式強調主體和他者在認知過程中都有所改變並帶來新的進展。它與主體原則相對，強調了他者原則﹔與確定性普適原則相對，強調了不確定的互動原則。這種研究方法應用到文化上，就是強調從他者視角觀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於自我的、以差別為基礎的對象。

　　此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豐富也為原來貧困地區的人們發展自身精神文化提供了條件。正是受益於經濟和科技發達，人類的相互交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頻繁，一些偏僻地區、不為人知的少數族群文化也日益廣為人知、得以發展。這吸引著更多人去關注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文化的特色和未來。加之，兩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人類所遭受的種種巨大精神創傷，使人類的文化自覺普遍提高，人們普遍期待一個文明開化、多元發展的世界，這就呼喚全球的多極均衡、多元共存。

　　在平等對話中共同發展

　　當然，文化上的差別共存並不是靜態的、被動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豐長”的“和”，首先是一種能產生新的理解和認識從而帶來新發展的“生成性對話”。這種對話不是各說各話，也不是統一思想，它要求對話者各有其主體性。所謂主體性，就是文化自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特色和發展趨向。有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然后才有條件在這個多元文化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由此可見，對話的目的不是融為一體，而是進一步發揮各自特長，也就是協調各種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一。

　　在人類尋求差別共存、互相尊重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重要核心價值“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必然大放異彩，為人類文明進步與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貢獻。中華文化面對世界的根本態度，應是對自己文化的自覺熱愛，對他人文化的同情了解。唯有各種文化都這樣做，才能產生互動和共鳴。在經濟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貢獻，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長處並弘揚自我。

　　（作者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原會長）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18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