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喜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推出了一批經典之作，培養了一批領軍人才，形成了實事求是的學風，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新紀元。延安時期的歷史經驗，為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提供了有益借鑒。
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地位
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這是區別當代中國新舊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根本標志。朱德曾講：“馬列主義乃是一切科學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觀，它的方法，當然也適用於一切科學。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學得到新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一經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實踐相結合，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面貌便為之一新，其價值取向與發展方向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堅持哲學社會科學為人民服務，就是堅持以延安時期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重大成果——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為發展方向，即堅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發展方向，堅持中華民族獨立與尊嚴的特性，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堅持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創作出更多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產品，服務於人民大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要求。
堅持團結尊重教育並重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是如此，領導哲學社會科學也是如此。哲學社會科學是彰顯靈感與智慧的事業，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離不開輕鬆和諧、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與學術空氣。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尊重教育並重的知識分子政策，尊重知識、獎勵研究，建立並鞏固文化統一戰線，努力營造生動活潑的學術空氣。毛澤東曾多次強調要建立文化的統一戰線，因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為了改造，先要團結。隻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為此，中央頒布《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調“在長期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
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切知識分子，隻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在政策實踐層面，邊區政府施政綱領中規定，要“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允許在學學生以民主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各級黨委和政府也能夠在政治上關心知識分子，工作上大膽使用知識分子，生活上優待照顧知識分子，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
堅持組織領導和榜樣示范作用
延安時期，黨堅持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組織領導和榜樣示范，為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強大的外在推力和內生動力。
一是成立專門研究機構，有計劃、有組織地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例如，為了推動全黨盡快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1941年先后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及相關內設研究機構，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的著作共32種數百萬字，開展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方面研究，涌現出《中國通史簡編（上冊）》《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中國新文學史綱》等重要研究成果。
二是成立相關學術團體，激發科學研究和學術交流的活力。僅延安一地就成立了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社會科學研究團體，積極開展科學研究和學術交流活動，推動《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概論》《回回民族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等重要學術成果問世。
三是發揮共產黨人的榜樣示范作用，催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內生動力。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毛澤東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並且親自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召集郭化若、莫文驊、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人舉行哲學座談會，指導成立新哲學會，相繼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名著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富有哲學思想的論著，極大地帶動了延安的哲學學習運動和熱潮。
堅持實事求是和使命擔當要求
哲學社會科學是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鄧小平所講的，“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因此，對待哲學社會科學就要有科學的態度。毛澤東強調，“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延安時期，黨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堅持實事求是和使命擔當的要求，反對“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等作風，形成了良好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生態。
其一，善於理論聯系實際，將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應用到對中國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
其二，注重密切聯系群眾，以文藝界為例，提出了“到農村去、工廠去、部隊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的行動口號，陝甘寧邊區的許多文藝工作者如蕭三、艾青、劉白羽、丁玲、柳青等，紛紛打起背包走進鄉村、工廠、部隊、田間地頭，走上街頭，熟悉人民的生活，學習人民的語言，強化了為人民立言立德的使命擔當。
其三，倡導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主張力戒空疏與膚淺，頒布《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置調查研究機關，組織調查研究團隊，開展調查研究活動，形成調查研究風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