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成功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否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非採用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對於一個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像中國的文明古國，成功的關鍵是要處理好三個問題，或者叫三個關系，中國在這方面總體上處理得比較好，所以國家迅速崛起，給整個世界帶來了震撼。
現代化與傳統的關系。中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9世紀中葉，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當時確實被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和軍事力量所震撼了，這導致很多中國人失去了對自己文明傳統的自信，甚至產生了中國需要全盤西化的呼聲。這方面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認為要廢除中國的文字，因為漢字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文字要拉丁化才行。
但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人已經看到，自己的文明傳統其實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最為寶貴的主要資源，我們可以自信地堅持中國文明本位，同時也汲取他人之長，與時俱進，最終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也就是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現代化、一種中國人所喜歡的現代化。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趕上西方，而且在許多領域內要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與本國政治制度的關系。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現了水土不服，中國最終陷入了一盤散沙、軍閥混戰的境地。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新時代。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我們持續不斷地探索，最終找到了一條基本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成功之路。
我這裡可以比較一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的地方在於：在西方吹噓自己政治制度如何優越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真的完全相信了，而鄧小平說，不要吹牛，西方的制度有自己的許多問題，而中國的制度有自己的許多優勢，特別是它能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它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它能給百姓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但鄧小平也認為中國的制度存有自己的問題，需要汲取他人之長，需要與時俱進，需要通過改革而不斷完善，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從未停止。
記得1992年前后，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的時候，整個西方世界歡呼西方政治制度勝利了，歷史也因此而“終結”了，但當時鄧小平則認為，中國的機會來了，中國証明自己政治制度優越性的機會來了。鄧小平本人在蘇聯解體后不到一個月，就專門去中國的南方視察，呼吁中國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進一步改革開放，大幅度地加快中國崛起的步伐。
事實証明他是對的。一個政治制度的成功的最好檢驗，就是它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麼：今天的中國光是外匯儲備一項幾乎就等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規模的總和。中國大多數家庭在過去20多年裡都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中國今天每年的出境訪問人次已經超過1個億，整個國家初步實現了全民醫保，全民養老的制度安排。這和西方模式下，多數國家過去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毫無提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中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工作仍存有不少問題，需要通過改革，才能做得更好。
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突出成就是在如何產生國家領導人方面，形成了比較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征是選賢任能，中國的最高決策層的成員至少要擔任過兩任省一級的領導，至少要治理過一億以上人口，在國家治理和為民謀利方面要有十分突出的政績。這種選賢任能制度也可稱為“選拔＋選舉”的制度，這種制度安排既有中國自己的傳統，又有對西方制度的某些借鑒，這是多種元素有機結合的一種制度創新，其產生的領導人總體上的素質和水准，明顯高於西方光是依靠大眾選舉產生的領導人。
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無論是選拔人才的能力、民主決策的能力，還是戰略規劃的能力、糾正錯誤的能力等，總體上看，都比西方政治模式要強一些，甚至強很多。當然我們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還可以完善，但它已經不害怕與西方所謂的民主模式進行競爭，實際上，我們非常歡迎這種競爭，競爭可以使我們的制度更為完善。
與西方的關系。西方由於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以習慣了以自己的標准來看待整個世界，甚至有一種沖動，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但中國人對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都以失望、失敗、乃至絕望而告終。
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北京，希望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回答說：“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他還補充說：“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這位總統接著又詢問鄧小平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中國在自己現代化的進程中，從西方借鑒了很多有益的經驗，推動了自己全方位的進步，但中國在借鑒西方經驗的時候，以我為主，絕不盲從，借鑒是有選擇的借鑒，絕不照搬。對西方經驗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世界上很多人隻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實踐証明這種邏輯是站不住腳的，它導致了對中國一個接一個的誤判。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內在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過去兩千多年裡，中國在大多數的時間內都是領先西方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18世紀開始中國落后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和發展關系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
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爭，導致政治機器空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變得遙遙無期。西方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導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顯著下降。絕大多數西方民眾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西方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范式來評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為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什麼是民主”隻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問題是世界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大類，那麼隻有良政與劣政兩類。
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西方國家也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民本主義理念揭示了一條深刻的執政規律，那就是，不管採用什麼政治制度，最終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這種改善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這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意義所在。(摘自觀察者網)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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