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案例說明，一個企業也好，一個地區也好，常常不是贏在起點，而是贏在轉折點。如何“贏在轉折點”是企業與政府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首先，“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十三五”經濟轉型升級將為我國今后10年、20年的可持續增長奠定重要基礎。其次，“十三五”轉型發展的特點十分突出，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以轉型改革促發展是一個大趨勢。再次，“十三五”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增長潛力和市場空間，同時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十三五”需要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以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目標。
一、“十三五”：經濟轉型的基本趨勢
經濟發展的活力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經濟轉型升級是“十三五”發展的最大潛力和最大亮點。盡管當前經濟下行和經濟結構調整壓力增大、矛盾增多，但經濟轉型升級趨勢初見端倪。
（一）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
1.走向服務業主導的大趨勢。第一，2000年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迅速，服務業規模每5年翻一番（見圖1）。第二，服務業佔比明顯提高，從2001年的41.3%提高到2015年的50.5%（見圖2）。第三，服務業成為拉動GDP增長的主導力量。2014年，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為3.5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0.1個百分點。 第四，服務業成為創業的主要領域。2015年，我國新登記注冊服務業企業358萬戶，增長24.5%，佔全部新登記企業總數的80.6%。第五，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領域。2015年年末，服務業就業人員佔全部就業人員比重接近一半，達到42.4%。
圖1：2000-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增長情況（單位：萬億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和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圖2：2001-2015年中國服務業佔比趨勢（%）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和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工業化后期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是一個經濟規律。工業化后期，比工業、農業更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是產業結構演進的大方向。在這個特定時期，服務業佔比一般都在6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進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化初期，加工和輕工類產品佔據主導地位﹔第二個階段是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成為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個階段是工業化后期，服務業開始成為主導產業。“十三五”，我國開始進入工業化后期，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是一個客觀規律。
3.“十三五”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的形成。當前，我國服務業進程與工業化的階段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2015年，服務業佔比為50.5%，比金磚國家低了大約8∼10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相比低了20多個百分點。國家“十三五”規劃將服務業發展的預期目標定為56%。從實際來看，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有可能達到58%：
第一，“十三五”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內，服務業佔比年均提升1.2個百分點是有條件的。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將由現在的50.5%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由此，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第二，服務業有望保持8%∼9%的年均增長速度，服務業規模將有可能從當前的30多萬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50多萬億元。
第三，服務業內部結構明顯優化。目前，以研發、金融、物流等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僅為15%左右，佔服務業的比重為40%左右。而作為制造業強國的德國，其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大概是40%，佔服務業比重高達70%以上。我國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偏低也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短板。預計在國家創新戰略驅動下，到2020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佔GDP比重將達到25%左右，這將成為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巨大推動力。
4.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條件。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制造業變革的大趨勢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在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背景下，未來的5~10年，全球制造業正處在由生產型向服務型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目前，全球500強企業所涉及的51個行業中，有28個屬於服務業，56%的企業在從事服務業。[1]當前，我國產業變革和新一輪的全球科技革命交匯，將有效促進制造業由生產型向服務型轉型升級，為我國推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外部條件。
另一方面，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推動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是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變革的重要內生動力。當前，教育、醫療、健康、旅游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將全面快速增長，成為產業結構變革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二）城鎮化結構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
1.城鎮化仍處在快速發展的階段。2014年，我國規模城鎮化率達到54.7%，2015年提高到56.1%(見圖3)。從總體上看，城鎮化水平還遠落后於工業化進程。從實踐看，工業化后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一般應達到65%左右。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5%，仍有10個百分點的發展空間。此外，我國中小城鎮化發展比較落后，新型城鎮化的區域布局也不合理，城鎮化在中西部的發展空間巨大。
圖3：1978-2015年中國規模城鎮化率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和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十三五”基本形成戶籍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無論是從城鎮化與工業化相協調，還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實需求看，“十三五”人口城鎮化發展都應當達到以下兩大目標：
第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不低於60%。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未來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以每年不低於2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65%左右。
第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50%左右。目前，雖然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0%以上，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嚴重偏低，2014年僅為38%，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了18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突出矛盾，它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相適應。國家“十三五”規劃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預期目標定為45%，我認為，如果戶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就有條件、有可能達到50%左右。
3.人口城鎮化歷史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建國之初，我國並不存在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20世紀50年代末期，我國實行了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工業化發展到今天，戶籍制度產生的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一，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展開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流動會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
第二，農民工的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隨著80后、90后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中的多數人已經扎根於城市，很難再回到農村。“十三五”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要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第三，以居住証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歷史條件已經形成。全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突破點是用居住証制度全面替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証制度，需要讓農村轉移人口享受和城鎮化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在居住証制度設計上，有人擔心由此會不會形成大中城市的“盆地效應”。在實踐中，大城市標准可以高一些，中小城鎮標准適當放寬，在這個條件下逐漸允許人口自由流動。總的來看，在加快建設公共財政體制、總體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下，到2020年我國有條件全面實施居住証制度。
（三）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
1.消費結構變化的歷史關節點。
2008年以后，我國總體上進入一個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城鄉居民的消費更多地用於人的自身發展上，這是社會發展階段發生深刻變化的集中體現。在這個新的發展階段，城鄉居民消費規模不斷擴大。例如，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011年的18.39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30.09萬億元，年均增速達到13.4%，高於GDP增速近6個百分點（見圖4）。
圖4：2011-201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和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消費結構正在快速升級。
第一，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由工業品為主向教育、醫療、健康、旅游等服務消費為主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由生活必需品向工業消費品為主轉變。
第二，從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的升級。人們對綠色消費、信息消費、便捷消費等新型消費的需求進一步提高。例如，過去10年城鄉居民的信息消費規模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長。
第三，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的升級。2000-201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支出從1960.92元提高到7563.44元，年均增長9.4%，2014年服務型消費支出比重達到45.32%的高位。預計到“十三五”末期，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佔比將提高到50%以上，一些發達地區有可能達到60%左右，這將是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3.“十三五”消費結構升級的目標判斷。“十三五”，我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將進入全面快速增長的新階段，由此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明顯提升。
第一，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10.6%，“十三五”消費年均增長9%∼10%是有條件的。
第二，到2020年，消費總規模由2015年的30萬億元左右達到50萬億元左右。
第三，2013-201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48.2%提高到66.4%。考慮到這是在投資貢獻率快速下降條件下實現的，“十三五”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大致會穩定在65%。
二、“十三五”：經濟轉型升級與經濟增長潛力
“十三五”，我國經濟正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一方面,增長將呈現“L”型﹔另一方面，新的增長動力開始出現，經濟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總的來看，“十三五”將保持6%∼7%的經濟增長，平均增速有望達到6.5%。這不僅意味著我國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意味著我國對新階段世界經濟增長將帶來穩定的貢獻。
（一）轉型增長的突出特點
1.增長對轉型的依賴性明顯增強。“十三五”，經濟轉型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實現經濟轉型的突破，不僅能緩解短期經濟增長壓力，而且將形成中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
2.一個地區能否成功轉型是決定這個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例如，“新東北”現象主要是由東北地區轉型發展不足和開放程度不夠所造成。
3.經濟轉型升級將釋放增長潛力。經濟轉型升級的條件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保持在6%∼7%的區間，這是我國維持中高速增長的重要基礎。由於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和釋放，我國有條件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
（二）現代服務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主導作用
1.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加快經濟服務化進程，將帶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第一，初步測算表明，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將達到58%左右，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從2014年的62.8%提高到72.5%∼79.6%左右。
第二，1978-2014年，在我國處於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時，第二產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6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33個百分點。
第三，初步估計“十三五”期間服務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提升0.49個百分點，由此可以帶動3.8∼4.3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2．現代服務業對創新的影響。以區域創新為例：服務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區域創新能力提高10.4個百分點﹔區域創新能力每增加1個百分點，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將提高4.3個百分點。
3.以現代服務業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我國制造業做大做強的關鍵在於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以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制造業走向中高端。把握全球制造業高端化的大趨勢，推動制造業向服務環節延伸和產品定價權向服務環節轉移，推動制造業由生產型向服務型的轉型。當前，尤為重要的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科研獎勵制度，形成以成果為導向，著力向科技人員傾斜，形成有利於科研發展的大環境。
4.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引領經濟新常態。
第一，形成6.5%左右的增長新常態。服務業年均增長9%左右，就能為我國6.5%左右的經濟增長奠定重要基礎。
第二，形成新增就業不斷擴大的新常態。有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隻有70萬∼80萬人﹔而到2013年，GDP每新增1個百分點，對新增就業的貢獻是150萬人。[2]這說明，就業不僅與經濟增長相關聯，也與產業結構變革相關聯，服務業已成為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
第三，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常態。現代服務業是朝陽產業，是目前廣大社會成員創新創業最有前途的領域。
第四，形成利益結構逐步優化的新常態。服務業就業人數的增加，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就業的增加，將有效改變利益結構，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
第五，形成綠色增長和綠色轉型的新常態。初步測算，如果第三產業佔比從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總量估算，我國能耗總量有望下降14.16%﹔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有望下降18.23%。[3]
（三）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1.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在服務型消費帶動下，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服務型消費的快速增長，使投資與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作用發生歷史性變化，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主角”地位逐步確立。2011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2.83%，首次高於投資貢獻率（45.35%）。2015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為66.4%，比上年高出14.8個百分點，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第一推動力”的地位逐步穩固。
2. 13億人的消費全面快速增長不僅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亮點，也是經濟轉型的突出優勢。盡管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但從實際來看，消費促進了產業變革，起到了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實踐証明，消費既是生產的目的，也是生產的動力。
3.以服務型消費引領新業態快速發展。消費結構變革驅動經濟轉型，服務型消費推動服務型經濟比重和水平提高，成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驅動力。以健康服務業為例，近年來全球健康服務業在總支出中佔比為15.6%左右，而我國隻有1.5%左右。目前，我國對消費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重視還不夠。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將形成我國經濟增長重要的內生動力。
（四）新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
1.人口城鎮化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十三五”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紅利”：不僅有利於拉動消費，還有利於拓寬投資空間，為去產能、去庫存創造有利條件。有研究表明，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到2個百分點。預計到2030年，中小城鎮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其對城鎮GDP增長的貢獻將達到40%。[4]
2.人口城鎮化能有效帶動投資。有測算顯示，近些年每增加1個城鎮人口，可帶動10萬元左右的投資，如果2.6億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將帶動26萬億元政府投資。預計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以上，由此帶來的投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5]
3.人口城鎮化能有效拉動消費。研究表明，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將增加2%。[6]目前，我國城裡人的消費是農民消費的3.6倍。未來5~10年，城鎮化帶來的消費潛力巨大。
（五）“十三五”轉型發展要著力解決好5大關系
1.速度與結構。“十三五”，我國經濟轉型既面臨著短期經濟下行壓力的諸多矛盾困難，又面臨著經濟轉型升級將釋放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機遇。在這個特定背景下，關鍵是把握好、謀劃好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以轉型發展釋放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在保持6.5%經濟增速的同時，要重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質量的提升。
2.短期與中長期。不能就短期而論短期，把矛盾和隱患留在后面。尤其是不能為了短期的經濟增速，而推遲經濟結構的調整。解決短期問題，需要從經濟轉型升級入手，立足2020這個中期化解短期，實現標本兼治。
3.政策與體制。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短期內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關鍵在於適應發展趨勢，在制度創新中發揮政策的放大效應。而且，政策要與體制創新相配套，有利於制度創新。
4.政府與市場。經濟生活領域諸多的結構性矛盾源於過多的行政干預導致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扭曲，但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中又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行政手段。結構性改革要防止政府進一步替代市場，高度防止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回歸。
5.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很重要，基層改革創新更重要。我國是一個大國，地方情況千差萬別，相當多的改革不能一刀切。改革需要發揮頂層推動和基層創新這兩大優勢。就是說，既要強化改革的頂層協調和頂層推動，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突破既得利益﹔與此同時，按照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合理安排改革試點，鼓勵地方結合實際進行探索創新，充分發揮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地方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結合本地實際先行先試。建立鼓勵改革的激勵機制，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改革自主權，營造全社會改革的大環境。
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是促進經濟轉型升級。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是“十三五”規劃的一大亮點。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關鍵取決於結構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經濟轉型的需求與趨勢破題發力﹔取決於能否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取決於盡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以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平衡。經濟轉型升級對結構性改革提出了內在需求，對結構性改革的依賴性明顯加大，結構性改革是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最重要的條件。
（一）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
1.從工業市場開放到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個大趨勢。無論是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升級、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轉型升級、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升級，都對服務業市場開放提出新的要求。“十三五”，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是市場能不能適應工業變革、消費變革、城鎮化變革的大趨勢，發揮市場在服務業領域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改革開放38年來，工業領域的市場開放極大地激發了市場活力，在推動我國快速工業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十三五”，實現從工業市場開放到服務業市場開放，將為我國服務業發展帶來強勁動力，並由此釋放出新一輪市場化改革的巨大紅利。
2.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是市場化改革的“突出短板”。
第一，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有數據顯示，我國工業部門80%以上是制造業，屬於高度市場化部門，而服務業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壟斷，屬於壟斷競爭部門。[7]當前，教育、醫療、航空等服務業市場已經向社會資本開放。問題在於，這些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滯后，國有企業在市場中仍處於壟斷地位，民營企業往往處於弱勢地位。
第二，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程度較低。例如，我國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4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動服務業市場對外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從4個自貿區共用的負面清單來看，對服務業的限制仍然比較多。例如，在負面清單122項特別管理措施中，有80余項針對服務業，遠高於國際一般水平。
第三，服務化水平低。由於相當多的服務業領域存在壟斷現象，服務質量整體不高。近幾年來，我國因服務質量問題引發的消費投訴不斷增多。例如，2010-2014年，我國消費者協會的萬人服務投訴量由1.49件提高到2.08件，增長近39%。[8]
第四，服務價格高。在價格管制、缺乏有效競爭的情況下，不少服務業領域價格居高不下。例如，2015年，我國寬帶平均上網速度全球排名在第91位，而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費用卻是發達國家的3~5倍。[9]
3.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目前，服務業領域社會資本投資增速超過工業，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社會資本佔比過半，服務業市場開放可以扭轉投資快速下降的勢頭。隨著教育、醫療、電信等服務業市場逐步放開，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領域的勢頭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將給社會資本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以健康服務業為例，預計到2020年我國消費總規模將高於醫療消費總規模，健康服務業市場潛力高達8萬億元人民幣。[10]
4.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大任務。
第一，處理好行業利益和部門利益，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
第二，推進服務業市場的便利化改革，使社會資本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
第三，全面放開服務業市場價格，以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
第四，加快調整服務業與工業用地政策，實現工業與服務業政策平等。目前，服務業用地價格高於工業用地4∼5倍，有的甚至高達9倍。
第五，全面完成服務業營改增，以促進服務業市場開放為導向加快稅收政策調整，通過結構性減稅為服務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5.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公共服務業市場開放。在服務業市場開放中，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但應改變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在政府採購中，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為目標，有效提高公共服務業供給效率，降低公共服務業的供給成本。
（二）以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為重點的結構性政策調整與結構性改革
1.經濟轉型時期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具有緊迫性。在經濟轉型升級背景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主要是要依靠市場為企業轉型發展創造空間。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要為國企發展創造市場環境和市場空間，國企要創造機遇實現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和體制轉型。積極穩妥地推進企業兼並重組。
當前，產能過剩已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問題在於，在經濟轉型中某些產能過剩行業有可能走出困境。為此，對具有發展空間的“僵尸企業”應給予適當的政策扶持。
2.向企業“放權”要有新突破。近兩年的簡政放權在減少審批數量上取得重要進展，下一步重要的是減少企業的制度成本。
第一，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目前，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改革仍有一定空間。
第二，適時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我認為，目前總體條件具備，尤其是在實體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特定背景下，盡快全面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有利於創新市場發展的大環境。
第三，以公平競爭的政策取代產業政策。在工業發展起飛階段，產業政策可以對工業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經濟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應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市場監管，以公平競爭的市場政策取代產業政策。
3.激發企業家精神，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角是企業和企業家，要重視產業變革中的企業家精神。要營造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的政策環境、法治環境、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
4.破題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需要通過改革去產能。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長緩慢的條件下，國有企業要脫困，需要在發展混合所有制上有新的突破，通過多種形式使社會資本能夠參與國企改革，搞活企業。
（三）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二次開放
1.經濟轉型升級對服務貿易依賴性明顯增強。與2001年我國加入WTO時的對外貿易不同，“十三五”我國外貿轉型的突出挑戰是服務貿易的雙向市場開放。
第一，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要求加快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進程。重點是發展服務型的制造業和制定服務標准、消費標准和環保標准等標准。為此，應加快服務貿易對外開放，以適應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
第二，全球新一輪貿易自由化的聚焦點在於服務貿易。加入WTO之后，我國的外貿政策聚焦貨物貿易市場開放。目前，服務貿易不僅是雙邊和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的聚焦點，也開始成為全球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聚焦點。在這個背景下，對外開放需要更多地聚焦在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市場開放上。
第三，服務貿易開放成為我國擴大開放的基本趨勢。未來5年，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球自由貿易進程明顯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對服務貿易和服務業市場雙向開放的依賴性明顯增強。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國開放的特點、重點都發生明顯變化。
在工業化初期，我國抓住全球貨物貿易需求擴張和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的歷史機遇，推動制造業開放與制造業全球的直接融合，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同時也為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做出巨大貢獻。
2.服務貿易發展滯后成為我國供給側的“短板”。我國早已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的第一大國，但服務貿易比重過低。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佔整個對外貿易的比重為20%左右，我國僅為12.3%。2014年，我國服務貿易額為6043億美元，不足貨物貿易額的1/7。我國貨物貿易額在全球貨物貿易總額中佔比超過10%，而服務貿易額在全球服務貿易總額中佔比僅為6.2%。在世界前十大服務貿易國中，我國人均服務貿易額為448美元，是美國的12%、德國的6%、日本的16%。這就需要把加快提升服務貿易水平作為優化貿易結構、擴大有效供給的重點。
3．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二次開放。總的判斷：與以工業市場開放為重點，推動我國制造業全球化的“一次開放”相比，“二次開放”的歷史使命是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全面實施自由貿易戰略，有序推進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在開放中推進全球自由貿易進程，在開放中發揮中國在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中的重要作用。
4.發展服務貿易需要特別重視建立中歐自貿區。2015年6月30日，歐盟首次表態，支持開展中歐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研究。建立中歐自貿區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將對完善全球治理結構和穩定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對於歐洲開辟中國市場和中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是一個雙贏。如果中國與歐盟的服務貿易比重提高到20%，雙方服務貿易總額將達到2000億∼2200億歐元。這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也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尤其是在環保、制造業服務化的技術轉讓方面。這就需要抓住機遇，做好中歐自貿區的可行性研究，並以服務貿易為重點開展中歐投資談判和貿易談判。
表1：“一次開放”與“二次開放”
（四）以監管轉型為重點的簡政放權
1.監管變革是簡政放權向縱深發展的關鍵。在經濟轉型升級中，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鍵在於監管轉型，現實中經濟社會轉型改革難以突破與監管轉型不到位緊密相關。與此同時，政府放權“一放就亂”的關鍵是市場監管轉型滯后。因此，監管轉型滯后成為簡政放權改革的最大短板和重要掣肘，縱深推進簡政放權需要把監管轉型作為關鍵和重點。
2.監管體制轉型要有新舉措。目前，審批權、監管權不分是最主要的突出矛盾。以証券市場監管為例，既有審批權，又有監管權，在現實中，導致相關人員難免要將很大的精力放在審批上，這就會忽視監管的獨立性、專業性、權威性和標准性。要解決監管權和審批權不分的矛盾，關鍵是實現審批權和監管權相分離，並在監管轉型中實現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分離。
3.保障市場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權威性、專業性。調整優化市場監管的行政權力結構，在金融領域、消費領域、反壟斷領域盡快建立統一的、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形成政府與社會協同的市場治理新格局，在強調政府市場監管主導作用的同時，積極引導各類市場主體自治，提升企業社會信用，促進市場主體自我約束，誠信經營，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輿論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逐步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生態環境，盡快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市場治理體系。
4.監管變革是一場深刻的政府革命。監管變革涉及政府理念、利益和權力結構等一系列變革，具有深刻性、復雜性，需要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並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破除既得利益。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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