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方法是到達成功彼岸的“橋”和“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帶領13億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觀念、體制、方式方法。當今時代不僅處在發展轉型、社會轉型的轉折期，同時也處在觀念重塑、方式重塑的變革期。各級干部要跟上時代，必須重視方法的力量，充分認識科學方法的歷史價值、理論價值和時代價值，運用科學方法應對變革、開創未來。
科學方法釋放著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
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探尋認識和改造世界方法的進化史。在人類發展的浩瀚長河中，科學方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力量。
科學方法是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被譽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東西方同時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等偉大的精神導師，以人類精神和世界觀的重塑，奠定了人類文明之后兩千多年的走勢。在發端於14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培根、牛頓、達芬奇、伽利略等科學巨匠通過方法的變革認識世界，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文明的序幕。19世紀以來，以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標志，形成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大大推動了現代文明的新進程。
科學方法是社會變革的重要牽引力。16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創新成果。特別是18世紀以來，世界相繼發生了以蒸汽機和機械、電力和運輸、電子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重大科技革命，帶動了以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信息化為特征的多次產業革命，催生了以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為重點的現代科學理論，促進了以科學管理、目標管理、績效管理為基礎的管理變革，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面貌和歷史格局。
科學方法是應對危機的重要支撐力。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科學方法在“危”和“機”的相互轉化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裂變”作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胡佛政府和羅斯福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出現的是經濟加劇惡化、跌入低谷和發展迅速復蘇、走向繁榮的不同結果。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正是由於金融治理和危機應對的方式迥異，我國經濟“軟著陸”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經濟“硬著陸”形成了鮮明對照。抗擊“非典”和汶川特大地震災害，倒逼了我國公共應急管理機制和災害救助防御體系建設步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是引發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反思和重塑，必將帶來全球發展新一輪的制度變遷和方式變革。
科學方法蘊含著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
列寧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科學方法之所以“科學”，關鍵在於它能夠引導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去抓住事物的本質、把握真理的力量，成為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
這來自於對時局時勢的敏銳把握。科學方法的實踐力量，首先體現為善於敏銳洞察事物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引導人們審時度勢、相機而行。美國緊緊把握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時”與“勢”，成為科技和產業革命的領航者和最大獲益者，趕超英國成為世界第一。蘇聯作為超級大國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戰略性誤判，從而導致亡黨亡國的顛覆性錯誤。改革開放初期，正是由於黨中央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的戰略判斷，及時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才締造了30多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奇跡”。
這來自於對客觀規律的科學認知。客觀規律是事物內在的必然聯系，科學方法的價值意義就在於對這種必然聯系的把握和運用，使領導和工作更加具有系統性、創造性和預見性。春秋管仲重商興賈、通貨積財的“富國策”，戰國商鞅內立法度、嚴明刑罰的“法治策”，秦國李冰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治水策”，三國諸葛亮審時度勢、攻心為上的“審勢策”，無不體現古人對治國安邦“道”和“術”的孜孜探求。
這來自於對實踐探索的總結凝煉。我們黨從勝利走來，不僅靠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還靠善於總結和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我們黨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的《論十大關系》《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等綱領性文獻，有力地指導了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探索﹔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兩手抓”的戰略方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12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些都凝練著我們黨高超的領導韜略和政治智慧，是解決我國革命、建設和發展問題的重要方法論。
科學方法關系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實踐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開辟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必須清醒看到，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已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五大發展理念正成為引領未來發展的一面旗幟，“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開創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嶄新局面，這不僅是對我國政治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全新重構，也對黨員干部的思維方式、工作方法提出了全新要求。
新常態的來臨，意味著發展階段的重大轉折，要求我們必須以辯証的方法認識把握。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一道“分水嶺”，標志著我國發展開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我們要以戰略眼光、辯証思維和全新視角來看待新常態，既要看到新常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狀態，又要看到新常態是可以通過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推動發展的一次“蝶變”過程﹔既要看到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四降一升”的嚴峻挑戰，又要看到“四個沒有變”的有利條件﹔既要解決好新常態下“怎麼看”的問題，更要解決好新常態下“怎麼干”的問題，做到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
新理念的要求，意味著發展理論的重大升華，要求我們必須以創新的方法引領踐行。五大發展理念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新成果，從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層面深刻回答了當今中國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必將引領我國發展的全局性深刻變革。從宏觀層面看，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在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從中觀層面看，是實現經濟管理主體職權定位科學化，重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微觀層面看，是推動領導干部能力素質專業化，重在形成與新理念相適應的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和專業方法。
新戰略的實施，意味著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要求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堅定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構成了新時期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方略，展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四個全面”既有戰略目標又有戰略舉措，需要運用戰略分析方法確定工作的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和推進方式﹔“四個全面”既統攬全局又突出重點，需要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善於抓住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個全面”既有機聯系又環環相扣，需要運用系統的思維和統籌的方法，從實際出發一體貫徹、一體推進，譜寫各項事業協同發展的新篇章。
